在東莞的兒童文學作家隊伍中，以現實題材見長的謝蓮秀、香杰新兩位作者，是沉靜深耕的典范。兩人共同創作的兒童長篇小說《東江謠》以獨特的氣質令人心神一動，作品彌漫沁潤著濃郁的嶺南文化氣息，氤氳蕩漾著古老江河的粼粼波光。

《東江謠》以綿延千里的東江下游沿岸村莊為主要背景，以童年視角，描繪改革開放背景下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發展和沖突，以及人與人之間微妙的心理和思想變化，呈現出童年成長與時代變遷相交織的深刻主題。作品表現了東江源頭及沿岸的生態之美、嶺南水鄉民俗和人文之美，培養少年兒童的家園意識、生態意識和環保意識。作品立意深遠，既體現了時代主題，又融入了東江流域獨特的客家文化、嶺南文化，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現實題材力作，呈現厚重的地域性和時代性，具有很強的趣味性、文學性和感染力。

“謠”的本意是不用樂器伴奏的歌唱，與經、史、傳、記不同，“謠”突出的是民間性和傳奇性。因此《東江謠》既是童謠、民謠，也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云水謠”，輕輕撥響了嶺南文學的低聲部。這部以古老的東江下游嶺南（東莞）水鄉為背景的兒童小說，看似輕盈、簡潔、明快、純凈，卻有著更深層次的思考，隱藏著濃厚的“水源意識”。

《東江謠》以反映嶺南水鄉的龍舟文化為主線，挖掘了許多重要的歷史細節，比如奉聘金龍、遁地媽船（合稱“飛天遁地”）所承載的南宋歷史細節。東莞水鄉制作龍舟，需要到東江源頭的贛州區域采伐木材，源頭的木料、下游的龍舟、兩岸的生民、共飲的江水……將東江作為有機的生命體呈現出來。東莞有著豐富的南宋歷史遺跡，如位于東莞城區的趙皇姑墳、流行至今的大盤菜，都與南宋宗室南渡有關。蘇軾謫居惠州期間，曾多次訪問東莞資福寺。資福寺長老祖堂修建羅漢閣時，曾到福建采木；明代的袁崇煥跟著父親到廣西采木、販木，后來從廣西中舉，一度被認為祖籍在廣西，實際在東莞。采木既是制作龍舟的重要工序之一，也是在精神上尋源、尋根的象征，《東江謠》發掘的這些細節在不同的文學、歷史、藝術、民俗文本中形成互文，豐富了東莞的人文形象。

這些歷史細節，從文化地理層面揭示了東莞的自然“水源”所承載的文化意義，東江作為沿江城市的“母親河”，一方面養育了兩岸人民，另一方面則表明水鄉地區不適應森林大規模生長，建造房屋、橋梁、用具（包括龍舟）等不得不依靠江西、福建、廣西等地生產的木料，這就從文化地理上充分表明，東莞人口繁衍、城鄉發展的“水源”離不開社會生態意義上的周邊地區。

人文精神是物質的“源頭活水”，發掘東莞的人文精神必須立足于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把握。東莞水鄉的伐木隊進入東江上游伐木，潘伯公和黎水隆（黎梓龍的爺爺）砍伐一棵古老的松樹時發生意外，被一棵“通靈性的”古樹保全性命，這凸顯了《東江謠》對“天地神人”和諧統一的追溯和確認：無節制地掠奪自然、無約束地放縱自我，都將遭到自然的懲罰。正如人們不斷砍伐東江源頭的古樹，“有一年山洪暴發，山體坍塌下來”，曾經救過潘伯公、黎水隆性命的老樹“也被埋在下面了”。

嶺南水鄉是“鄉土中國”的重要部分，小說中寫道：“現在城市都在不停地擴建、更新，好多老房子、老物件，都可能難保了。”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不能忽視傳統手藝的傳承，低估民俗文化承載的精神力量。許多現實的困境的形成，正是因為人文精神的欠缺，而“神奇的龍船，以它神奇的方式喚醒人們已麻木的神經”。

《東江謠》三重發現的核心在于對人文精神的追溯和確認，這是這部長篇兒童小說的靈魂所在和點睛之筆。

（作者系東莞行政學院文化與社會教研部教授，東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