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艷：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青年學者

項靜：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柳冬嫵：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王翠艷：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教授

韓浩月：作家、評論家

黑桃《我在上海開出租》、王計兵《趕時間的人》《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低處飛行》、陳年喜《炸裂志》《一地霜白》《峽河西流去》、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遞》《生活在低處》《我比世界晚熟》等作品陸續面世，王柳云《風吹起了月光》、王瑛《清潔女工筆記》等有望在今年內出版，東莞寫作群、西海固作家群也越來越被大眾關注。“素人寫作”逐漸成為評論家、出版人和媒體界形容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非職業”寫作者組成的寫作群體及其創作現象的“專有名詞”。“素人寫作”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素人”是誰？為什么會出現“素人寫作”熱？“素人”不“素”之后又會怎樣？本期特邀韓浩月、柳冬嫵、王翠艷、項靜、霍艷等作家、評論家，共同探討“非職業”寫作者及其創作命名的必要、可能和局限。 ——主持人 教鶴然

如何理解“素人寫作”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這一概念產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韓浩月：“素人”這一說法源自日本娛樂圈，指相對于明星、網紅而言的普通人。嚴格說來，我認為，它并不是特別適合用于形容寫作者。出版界對于“素人寫作”的推動，主觀上是期望能更快地將寫作者及其作品推向市場和讀者，事實上也達到了這樣的效果——出于對普通勞動者從事與其職業特征高度吻合的寫作的“好奇”。“素人作家”的書接連暢銷，也堅定了出版業要“用足”這一標簽與概念的決心。

“素人寫作”熱不只是單一的出版現象或者文化現象。熱門的“素人寫作”新作出版后，會持續得到渠道與平臺、社會多方面的關注，這種強關注度，顯然是超過了作家與作品本身的，它來自對“素人作家”所代表群體的關心。讀者傾心于以“素人作家”為“名片”的一場場多領域互動，嘗試在這樣的互動中給出鼓勵、得到安慰。這也給予“素人作家”繼續表達的動力。

柳冬嫵：就像對“寫作”的認識一樣，對于“素人寫作”這種命名的必要、可能和局限，每一個人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意義的理解在于每個人對它的主觀定義。即便如此，理解“素人寫作”，仍要從這個初始的問題開始：界定“素人寫作”的內涵和外延，也就是確認研究的對象和范圍。據我的觀察，“素人寫作”大概指的是大眾寫作、普通人寫作、非職業寫作。

項 靜：文學寫作一般是反概念和套路的，所以我們在討論中使用素人寫作，只不過是一種“便利”的說法，望文生義也好，字面意思也罷，它的確能夠迅即地獲得一種大致印象。

當代文學現場出現的潮流與現象命名，大多經不起嚴格的審視和理論的苛責，面對流動的現場和瞬息萬變的信息，渴求概念的嚴謹與精當實無必要，那是緣木求魚，也是舍本逐末。

王翠艷：我認為，“素人寫作”是一個邊界較為模糊的命名，它通常指“非職業”作者的寫作實踐。“素人”概念源自娛樂綜藝界，將其“移植”到寫作領域有涵蓋面過寬或不夠妥帖之嫌。一方面，寫作者在獲得專業認可或市場接納前都是非職業作者，那么“素人寫作”就是所有寫作者都會經歷的階段，因而也就失去了單獨命名的必要；另一方面，有些寫作者雖然取得了較高的寫作成就并得到專業與市場認可，但他或她依舊將寫作當作業余喜好而非職業，若依其寫作的非職業性將其納入“素人寫作”，顯然也是不合適的。

霍 艷：“素人寫作”受到追捧，也因契合了在新媒體上持續彌漫的一股社會學熱，既滿足了對“附近陌生人”“具體而微世界”重新發現的需求，又呈現了現代勞動環境中被異化的生命體驗，以及主體突破異化的種種嘗試，“素人寫作”對人們所關切的社會問題進行了文學化的表達。同時它還引發諸多話題討論，如打工者如何更好地接受人文教育、無產階級的文化建構等，這使得對它的閱讀不再停留在情感層面，而變得具有現實關懷和反思精神，提升了“文學閱讀”之于認識社會的意義。所以“素人寫作”更受到知識階層的青睞，但外賣小哥、家政工人自己是否會看這類文字并獲得共鳴，我持保留態度。

我認為，“素人寫作”是媒體給予的命名，寫作者肯定不熟悉這個來自日語的詞匯，也不太會主動稱自己為“素人”，他們常用的是“文學愛好者”“基層寫作者”。“素人”的命名一下子使這種普通人的文學創作變得“洋氣”起來。

“素人”具體指代哪些寫作者？當寫作者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素人”的身份是否會失效？

韓浩月：當下的“素人寫作”，起源于一個正在被更多人看見的龐大群體，他們由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家政服務員、清潔工、礦工等組成，人們通過閱讀他們的作品，感受到無比真實的人間煙火氣息，觸摸到火熱滾燙的生活肌理，也通過他們的悲歡離合找到了對應自身的一面鏡子……和傳統的純文學以及流行的網絡文學不一樣，“素人作家”為他們的文學作品注入了幾乎與生活同步的當下性與真誠感，他們的表達執著而克制，對成功或失敗的刻畫，對幸福與苦難的講述，都不刪繁就簡，反而赤誠相見。與其說讀者欣賞他們的文學才華，不如說感動于文字再次對現實有了強大的還原能力。

霍 艷：如今，“素人”變成了專指城市的底層勞動者，尤其是從事快遞、保潔、外賣員、家政等體力勞動的一群人，連礦工陳年喜、女工鄔霞都是后來被追認到這個序列里的。過于凸顯身份標簽，也會造成對他們創作內容的選擇性接受，讀者更想看到他們如何換了十余份工作、被困在計時系統里、被雇主刁難、親人遭遇不幸的寫實經歷，一旦他們展開天馬行空的文學想象，讀者反而不適應了。

項 靜：我在文章中使用“素人寫作”這個說法是用它去發現一個問題和描述一個現象。所謂的“素人寫作”一般是指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行各業的人們書寫自我和他人的故事，記錄真切的感受和觀察。素人是相對于專業而言的，“素”取其普通的意思，是媒體和研究者方便使用的描述性稱呼。

專業寫作者主要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指專門從事與文學藝術相關行業的人員如作家、學者、記者、編輯等，一般主要指跟文學體制相關的人員。另一種是指在市場上獲得較多認可的職業寫作者，比如市場化較高的暢銷書作家、網路文學大神們，市場化的文學也越來越成為一種專業壁壘。

柳冬嫵：“素人”大約可以具體指代“外賣詩人”王計兵、“燒烤詩人”溫雄珍、“清潔女工作家”王瑛、“石頭詩人”曾為民等。這個大致界定牽涉到作者與文本之間的復雜關系，任何一種論述都要為其他論述留出余地。

“素人作家”就像“知青作家”“打工作家”“打工詩人”一樣，他們的作者身份是在自身和世界發展過程中，隨著不斷變化著的經濟條件、社會環境和制度設置而出現并相應變化著的一種“歷史建構”，其本身就是世界經驗的一個復雜表述。

當寫作者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素人”的身份是否會失效？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當年的“知青作家”，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在回城之后才成為作家的。王十月和鄭小瓊成為《作品》雜志的總編和副總編，但“打工作家”“打工詩人”仍然是他們身上撕不掉的文學標簽。王計兵現在忙于各種文學活動，已經沒有多少時間“送外賣”了，但“外賣詩人”仍然是貼在他身上的詩歌標簽。寫作者的外在身份，是容易發生變化的，但不易發生變化的，應該是他內心的情感結構。

在“素人寫作”之前，已經出現過很多詞匯嘗試為這些非職業的寫作者“命名”，比如“野生”“草根”“基層”“打工”“勞動者”“藍領”，等等。你認為，是否有必要找到更貼切的稱謂來為這一類寫作者命名？

韓浩月：曾經，火爆的電視選秀節目帶紅了“草根”一詞。“草根歌手”一度搶占國人眼球，但“草根作家”并不像眼下“素人作家”這般引人矚目。由文學愛好者到活躍作者再到成熟作家，這一寫作群體仍然按照傳統的軌跡在成長，“草根”的身份也未給他們的寫作帶來特殊的幫助。其實，“草根作家”也好，“素人作家”也好，都是一個簡單的概念，甚至是“偽概念”。湘西鄉下人沈從文、當兵出身的莫言、牙醫出身的余華、馬夫的兒子濟慈、小職員卡夫卡……他們都出身普通，文學成就卻非常高。而按照“素人作家”的定義，全世界大部分作家都是“素人”。事實上，以出身、職業、收入等來給一個寫作者命名，這本身就是草率的。評價寫作者，最好從他的作品出發，談論他的寫作價值與意義。而想要真正談出寫作者的完整形象，就有必要跳出“素人作家”這一簡單的身份認定，將其放置于一個文學整體中去打量，從而得出更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結論。

王翠艷：當下批評實踐中的“素人寫作”更關注的是其作者的職業屬性，主要指外賣員、快遞員、保潔員、礦工、卡車司機等非腦力勞動者以個體經驗為基礎的寫作。此種情況下的“素人寫作”與“基層寫作”“勞動者文學”“藍領文學”“新大眾文藝”就具有了某種重合性，但這些命名亦有各自的問題。

“基層寫作”或“在基層寫作”是作家深入生活的常態，其字面義與“素人寫作”一樣有無限泛化的風險。“勞動者文學”中的“勞動者”有狹義與廣義兩種內涵，若取廣義，這一概念也同樣會因泛化而失去命名的合法性；若取狹義，那么“勞動者文學”是強調寫作者的勞動者身份還是強調寫作對象的勞動者身份，也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相對而言，“藍領文學”就其概念內涵與外延而言是清晰的，但也存在“藍領”是指寫作主體還是寫作對象的問題，而且這種命名暗含了一種“精英主義”意識，我本人不是很贊同。

“新大眾文學”與前述諸概念相比包容性更強，邊界亦較為清晰，但使用過程中亦要進行“大眾創作的文學”與“為大眾創作的文學”的區分，前者繼承的是“文學大眾化”傳統，后者承襲的是“通俗文學”傳統，不宜一概而論。

其實，對于新興概念的使用不必強求嚴謹或準確，只要其能夠保持與文學現象對話的活力，我們盡可持一種寬松的尺度——但前提是要根據對象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既不要讓鮮活的現象去生硬遷就概念，更不要用概念去機械切割現象——否則，就只能是“削足適履”。

“素人寫作”這種命名方式會為寫作者、評論家和出版方帶來什么樣的“便利”，又會產生怎樣的潛在問題？“素人作家”的創作如何突破“標簽”，實現可持續發展？

項 靜：寫作的技術與其他專業技術略有不同，它不像計算機、化工、建筑、醫學、數學、雕塑、樂器等擁有較高門檻和需要特別訓練，而是一種依靠閱讀、天賦和生活經驗，可以自我訓練的表達技術，所以素人身份并不意味著他們無法寫出具有專業水平的作品，相反，進入大眾視野的素人寫作大都具有較高的表達能力。

因此，我認為，素人寫作是近年來文學界出現的一種寫作和出版現象，它不是文學界預設、引導和極力推動的文學現象和思潮，具有較高的自發性和大眾參與度。

霍 艷：“素人寫作”的傳播不依靠已有的文學制度，而是依賴于大眾媒介，尤其是新媒介。我曾經在《“素人寫作”的跨媒介傳播與內核變異》一文中詳細梳理了“素人寫作”在新聞媒體、官方主流媒體、自媒體上的傳播形態及生成不同的傳播敘事。比如主流媒體習慣把素人寫作者塑造成“中國夢”的正能量代表；自媒體為了獲取流量，喜歡渲染他們身上的苦難；一般新聞媒體則試圖從他們成長和生活經歷中，挖掘某些抓人眼球的議題來引發討論……

這就使得“素人寫作”在接受中存在不少問題，對“何為素人”的理解存在一種偏差。比如，一些不從事體力勞動的寫作者和大量非苦難敘事可能會被忽視。如《美順與長生》的作者毛建軍是北京朝陽醫院一名普通的推氧氣瓶的工人，但他寫的不是醫院里的生老病死，而是記錄了一個北京人和東北媳婦平淡的婚姻生活。還有一些職業性強的創作者，如擁有十年一線臨床經驗、擅長醫療題材的“第七夜”、記錄地鐵警察工作的馬拓等人，也不被歸為這個群體，因為他們從事的不是體力勞動。尤其是那些積極參與各種文化活動、日復一日地練習創作、踴躍投稿的文學愛好者，只因身份是退休職工、技術人員、公務人員，就錯過了這一波熱潮，依然不被看見。

柳冬嫵：從文學本體論而言，對于具體的寫作者，沒有必要刻意強調自己是一個“素人”的身份，但從“經驗作者”而言，也沒有必要刻意回避自己是一個“素人”的身份，無視自己的經驗史。對于具體的“素人寫作”，我們首先要看它是不是“好的寫作”，看它是不是值得以審美經驗去加以關注的寫作。我們不能因為一個寫作者是“素人”，而去貶低或抬高其作品的美學意義和價值，“素人”應該與所有的寫作者都是平等的。

韓浩月：在完成成名作與代表作的出版之后，“素人寫作”必然面臨諸多的考驗。而想要轉型為成熟作家或者職業作家，“素人作家”則應走出自己熟悉的行業范圍，在文學領域再出發后的深耕過程中能不能忍受陌生與孤獨，繼續寫出好作品，這是個不小的挑戰；在整個文學大盤中，“素人寫作”所占的比例、衍生的影響、積累的沉淀等，還需要進一步的全面評價。如果不能形成有力潮流、成為不可或缺的寫作主流之一，那么它的可持續性將會受到更強的主流寫作與新興寫作潮流的沖擊。

更值得關注的是，出版機構與寫作群體敢不敢于逐步放棄對“素人寫作”“素人作家”的標簽依賴。在完成前期的讀者積累與市場占有后，“素人寫作”可以作為一種基因或者基石更多地發揮其隱性作用，提醒寫作者不忘聯系現實、刻畫真實，但在視野、角度、深度、廣度等層面，“素人作家”可向沈從文、莫言、余華、濟慈、卡夫卡等學習，走上一條更開闊也更遙遠的寫作之路，不斷用更好的作品，將自己的名字與身份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