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代華語小說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王德威：《北鳶》序），葛亮的小說創作越來越走向成熟。從名為“家國三部曲”的《朱雀》《北鳶》《燕食記》，再到新近出版的《靈隱》，葛亮于小說中頻頻調動南京、香港的雙城經驗，在地域、歷史、文化、飲食、器物的多重互動中營構出別具一格的抒情視野，其敘事風格既古典又現代，小說美學以及歷史情懷獨樹一幟。

《靈隱》是葛亮最新的長篇小說，以真實事件為原型，糅合歷史與典故，搬演傳奇。這部小說以“佛像”為機杼，串聯起粵港一對父女的身世經歷，寫盡世情的動蕩、命途的輾轉、人性的悲憫與救贖。小說上部名為浮圖，以父親連粵名為主線，敷演其一生經歷，這位最初的福建人之后——阿嬤之孫，長于香港北角春秧街，在澳大利亞讀了博士，娶了西半山長大的袁美珍，回港后任職于南華大學，是眾人口中頗為尊敬的“教授”。然而，連粵名看似風平浪靜的生活表象下面存在著諸多暗涌，其妻袁美珍與阿嬤的齟齬、女兒連思睿與林昭的畸戀、南華大學的人事爭斗，都與其休戚相關但卻不得要領，使其“孤懸”于漩渦周圍，重重受困，終在有心或無意間釀成“殺妻”案。小說下部名為靈隱，以女兒連思睿為主線，引出連思睿與林昭的過往，其受重創之后的人生，及與段河的相遇相識，兩人各自的執念與心結重重鋪開，漾出香港細民世界的悲歡離合。題目其實指示著彼岸，所謂浮圖，是佛教用語浮屠的音譯，其梵語詞根本意為“已經覺悟”，佛陀即覺者；所謂靈隱，既與山水、園林、佛寺相關，也可指此心安處、心靈隱處的自在安閑。浮圖與靈隱，正是連氏父女兩人身世命運的寫照。父女兩人的故事在結構上互為因果，情節上互相補充，又暗含起承轉合之紐襻，實為動靜一源。

在動靜一源的體用之下，葛亮寫的仍然是有關人的因緣際會，這些因緣際會，如同分叉小徑，密密匝匝，洞開佛眼中的眾生。“若不是因為段河，連思睿不知香港也有座靈隱寺。”在小說中反復出現數次，成為故事的引渡線，不僅以曲筆交代了連思睿在母親被殺，父親入獄，自己生下與林昭的帶有缺陷的孩子阿木之后的生活，亦連綴出段河養父慶師傅的塵緣與佛緣、連思睿母親袁美珍家族的舊事、靖常師傅與其女阿影的際遇、曾是當紅影星出演過濟公的鹿和師傅的退隱、圍村的黑人青年阿咒……每個人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過去，或為秘密、或為遺憾，總而言之是不可說，亦不能說。果報與業報，交相襲來，滲入人生的肌理。杭州西湖的靈隱寺移步換形至香港大澳的幽僻村落，仍不脫救贖意味。所謂靈隱，不在乎形，而在乎心。連思睿與造像師段河相遇、相知于寺廟，亦經由靈隱寺與彼此的人生發生種種關聯。連思睿的極端過往與段河的迷離身世使兩人惺惺相惜，互為救贖。當連思睿決定將破碎的觀音像送到靈隱寺修復，也是其決定修復破碎人生、直面過往的開端。破碎的觀音像最終以青銅材質重塑，成為“一半佛陀，一半神”的林昭的化身，也讓連思睿從中真正悟得佛性，解了心魔，放下執念。段河充當了引渡連思睿的“無岸之河”，亦自渡渡人，在造佛像中明心見性，驗明己身——“佛像人，人才能看到自己，拔掉自己的念”。由是，自渡與渡人，成為《靈隱》一書的寶貴內核。

《靈隱》高屋建瓴，以悲憫的佛眼望向苦厄眾生。然而所有的救贖，都以砥實的人世鋪底。佛像、山寺、碑帖、畫展、藝廊等與膶餅、麗宮拖鞋、南音小曲、蝦醬、西洋菜等互文并置，彰顯出不可抗的命運之外“情”的維度。連粵名與袁美珍因吃結緣、因朥餅定情，莆田糖廠的“荔花牌”白砂糖記錄著阿嬤原鄉的味道，購自“麗宮”繡有連理枝的拖鞋承載著連家三代人的情感經歷，連思睿舍近求遠的好蝦醬“係陳家阿婆用腳板踩出來”，南音小曲婉轉的唱詞背后是金秀與明香的伶妓相攜，圍村枝姐種的西洋菜港島聞名人稱“仙枝菜”，慶師傅的核雕觀音技藝源于蘇州吳縣段氏……香火與煙火，早已融為一體，無從分辨。形而上的信仰與形而下的日常互為枝蔓，交織出滄桑但豐饒的人世，亦勾畫出香港百年的沉浮變化。恰如葛亮在《后記：看園》中寫道：“一父一女，成為了生命鏡像的對位。他們活在了彼此的時間里。這時間可以浩漫，以百年粵港的歷史做底。也可以十分短暫，是在某個人生節點中的一茶一飯，只一道光景。”

“動靜一源，往復無際”出自佛教經典《華嚴經》，葛亮祖父葛康俞在遺著《據幾曾看》中曾以此句評郭熙的《早春圖》，同時含有自明心志之喻。家學淵源豐厚的葛亮亦以此句作為自己小說的機括，于動靜俯仰之間留觀時代的闊大、豐盛與包容，耐心鉤沉自己的小說志。《靈隱》便是這樣一部小說，論佛性，亦談人性；講佛理，亦察世情。動靜本是一源，此岸猶若彼岸。在出世與入世、執迷與開悟、浮與隱之間，葛亮寫出了世俗人生的悲愴與莊嚴，亦為香港此一座傳奇都市做出別樣的箋注。從《靈隱》觀，葛亮的小說創作正走向深境，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