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東西北詩歌”無疑是一個地方性的詩歌概念。地方性與地域性不同，地域性偏重于自然地理空間性和地理文化的同一性，往往指向“某個”獨特的地方及其文化；地方性則有兩種不同的基本含義：一是強調與“中心”的空間分立。這一方面在我國的政治體制下顯得特別明顯，比如與北京相比，所有省份都是“地方”；與省會城市相比，各地級市、縣以下都是“地方”。而“中心”既是政治中心，同時也必然是經濟、文化中心；地方則在各個方面都處于“邊緣”。二是由于歷史原因，從行政角度進行的空間劃分，它可以考慮地域文化的因素，從而包含部分的地域性，也可以不考慮地域文化的差異。比如廣州雖然是廣東省會，但也是廣東的一個“地方”；清遠市的某些縣，曾先后屬于廣州、佛山管轄，20世紀80年代后期劃歸清遠，從而先后屬于不同的“地方”，但其地域文化特點在很長的時間內不變。所以“地方”相比“地域”，是一個更具有動態性的概念。

“粵東西北”（包括粵東的梅州、汕頭、潮州、揭陽、汕尾、河源，粵西的陽江、茂名、湛江、云浮，粵北的韶關、清遠，共12個地級市）只能理解為地方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雖然從大范圍講，它們同屬于嶺南，但各地文化差異頗大，從語言到生活習俗都是如此。大體上，“粵東西北”過去是相對于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而言，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因為經濟發展造成的省內的“中心”與“邊緣”之別；在“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粵東西北”的概念則相對于“大灣區”而存在，其形成原因是受更高層次的國家發展戰略的影響。所以討論“粵東西北”詩歌，主要是相對于“大灣區詩歌”而言；在“粵”的范圍內，則仍然可視為相對于“珠三角”詩歌（包括廣州、深圳、東莞、珠海、佛山、惠州、中山、江門、肇慶9市）。

這種將廣東詩歌一分為“二”的局面，是改革與發展中的時代現象或者暫時現象，但其歷史周期的長度難以預料，對“二”個“地方”的詩歌發展的影響卻必然深遠。目前，關于“大灣區文學”（作為一個共同體或文學聯盟）的討論已有很多，但“粵東西北文學”卻少有人提及。

1.廣東詩歌整體格局中的粵東西北詩歌

在當代中國，廣東是一個詩歌大省，是早經確認的事實。2003年，詩歌評論家朱子慶在《中西詩歌》發表《廣東：一個詩歌大省的新的崛起》；2005年向衛國在《學術研究》雜志撰文《世紀之交廣東詩歌崛起的文化生態考察》，肯定“因為廣東詩歌的迅速崛起，詩歌的南北格局發生了顯著的偏移：詩歌離開了以往的區域中心（如北京、成都）向四方擴散”。“廣東詩歌已經發出了當代史上未曾有過的強勢話語，崛起于當代中國詩壇并產生巨大影響”。2020年，詩歌評論家楊湯琛再次肯定地說，“作為改革的熱土，自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廣東已發育成中國當下數一數二的詩歌大省，不僅詩人數量龐大、詩歌活動頻繁，而且產生了一批富于影響力的詩人與詩歌事件，廣東詩歌的身影由此勃然而大”。

在廣東詩歌發展的整體格局中，“珠三角”地區處于廣東詩歌的優勢地位，代表著廣東詩歌的主要成就，同時在粵東西北多地也出現了以本土詩人（相對于外省來粵詩人而言）為生力軍的詩歌群體，為廣東詩歌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最有代表性的如潮汕詩群、清遠詩群、湛江詩群、陽江詩群等。它們各有不同的發展模式，也有不同的發展經驗。

“潮汕詩群”的發展模式是多地聯動，地方文化部門、地方高校與地方詩人融合發展。潮汕詩群以潮州為中心，潮州地方文化部門對詩歌的支持和投入相對大于周邊地區。地處潮州的韓山師范學院，給予了地方詩歌強有力的理論和批評支持，甚至部分的經費支持，形成地方、高校與詩人的有效融合。另外，潮汕雖分為幾個地市，但潮汕詩人自成一家，他們的詩歌活動經常不分彼此，共同參與，相互支撐，形成了一個極為罕見的詩歌共同體。在這樣的詩歌氛圍下，不少優秀詩人快速成長，脫穎而出。

“陽江詩群”的發展模式，是以自辦的詩歌刊物（《藍鯊》詩刊）為依托，一方面將本地詩人緊密聯系起來，另一方面其辦刊方針采取了開放模式，刊發和介紹了大量外省、外地優秀詩人詩作，開闊了本地詩人的眼界，提升了詩歌美學認識能力。但是，陽江《藍鯊》詩刊的辦刊經費一直由詩歌同人自行承擔，對少數個人而言是一個不小的經濟負擔，它依靠的是個人情懷，今后能夠支撐多久，很難預料。

“湛江詩群”的發展模式與潮汕詩群有相似之處，亦有不同。相似的地方，是與本地高校詩歌批評力量相結合，找到了較為有力的理論和批評的加持。不同的是，韓山師范學院主要是為本地詩人提供詩歌平臺，而湛江師范學院的幾位批評家則直接參與本地詩歌群體之中，既是理論支持，也是其創作的核心力量，如程繼龍博士就是批評與創作雙管齊下，他本人還參加了《詩刊》社的“青春詩會”，代表了“湛江詩群”的創作水平。

相比之下，粵北“清遠詩群”的發展模式則是與當地政府的發展規劃緊密配合，尋找到有機的結合點后，充分利用和發揮政府財政力量的絕對優勢，為詩歌打開一片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這個結合點就是“生態”二字，地方政府要建設高水平、高標準的文化和生態環境，為“珠三角”地區打造休閑、娛樂的“后花園”，而清遠詩歌的主要帶頭人正好也積極倡導“生態詩歌”，兩者的天然契合，就成為詩歌生長的強大支撐和原動力。

從以上幾個地方詩群發展模式和經驗來看，一個地方的詩歌發展，必須充分考察和研究本地的詩歌資源，尋找到一個最佳的支撐點，各地的情況不同，這個支撐點也不會完全一樣。

除上述幾個“詩群”之外，在粵東西北其他地方也存在著不少優秀的詩人。如粵東梅州的游子衿是一位優秀的抒情詩人，其較為純粹的抒情詩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粵西的茂名曾是廣東詩歌的重鎮，產生了一大批的優秀詩人，如趙紅塵、張慧謀、曉音、浪子、黃金明、羽微微等，近十余年來，雖然由于各種原因，未能形成集體的氛圍和創作優勢，但不少詩人個體仍然表現出強勁的創作動能，如浪子、黃金明、羽微微，還有后崛起的劉振周、鄭成雨、烏鳥鳥等在國內詩歌界都有較大影響。

2.“地方性文學”的意義與“粵東西北詩歌”存在的價值

在當代中國，關于“地方性文學”及其研究的意義，大都肇源于一種關于“地方性知識”的文化理論。正如張定浩所言，“現有的有關‘地方性’的文學討論，其理論源頭大概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0 年引進出版的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今譯為格爾茨）的《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 （王海龍、張家瑄譯）。這本論文集在中國學界影響很大，對文學界也有波及……”但同時他也指出“或許是因為翻譯的緣故（格爾茨的文筆華麗強勁，又廣征博引，不容易把握），最終給國人留下的印記只是‘地方性’這個新造詞語以及由這個詞語望文生義出的種種臆測”。他說的“種種臆測”中最常見的現象就是將“地方性”誤讀為“地域性”，將“地方性文學”的意義簡化為“地域性”特點。針對這種理論上的誤解造成的影響，賀仲明先生在其《“地方性文學”的多元探究與價值考量》一文中進行了深入的辨析和糾偏：“‘地方性文學’與文學地域性問題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但是，在概念內涵和創作特征等方面，它都與以往的地域性文學有了很大不同，是新時代的一種嬗變。”同時，他又概括指出了“地方性文學”的三個“主要特征”：“在文學理念上，‘地方性’成為主導文學觀念的中心”；“在文學內容和文學形式上，地方特征的展示成為最關鍵性元素”；“具有較豐富的文化內涵”。其核心要義是強調“地域性”是局部概念和原始概念，只強調地方文化作為文化整體的構成元素而存在；而“ 地方性”則是在抽象和融合基礎上的整體性概念，即“地方性文學”與文學整體有著存在論意義上的某種辯證同一性，這樣的“地方性”無法從整體中分離出來。

這種同一性并非只是理論或邏輯的幻覺，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在其各個時期的重要作家那里，“地方性”（歷史、文化、語言等）既是彰顯中國文學現代化過程的生活本體，又是一定程度上的形式載體，如紹興之于魯迅，上海之于部分的茅盾、張愛玲和王安憶等……

因為小說更容易保留生活題材的原生特點，詩歌卻更傾向于對生活的提純和抽象處理，所以在現代詩歌創作方面，“地方性”的痕跡沒有在小說中那么明顯，但若仔細分辨，“地方性”依然是其重要的發生學動力之一，如昆明之于馮至的十四行詩、抗戰中的滇緬之于穆旦、淪陷時期的香港之于戴望舒等等。“地方性”在中國當代詩歌中得到了更加自覺和豐富的表現，如海男、雷平陽詩歌中的“云南”，陳先發長詩《姚鼐》等作品中的桐城，湖北詩人哨兵詩歌中的洪湖，王小妮部分詩歌中的東北，夢亦非早期詩歌中的黔南水族歷史，楊克早期詩歌中的花山、后期詩歌中的廣州，譚克修詩歌中的“縣城”，海子詩歌中的北方“麥地”等。當談到一個作家或詩人創作的原生動力時，“童年”生活總是不可繞開的潛意識力量，這是從時間的角度來考量，如果換成空間視角，童年就變成了故鄉或“地方”。

在當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隨著“空間”理論的傳入，文學地理學的興起，“地方路徑”成為文學研究中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目前為止，將“地方性”的價值提到的最高高度或許是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視為一種“地方性起源”。有學者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并非如其冠名所言稱，在‘中國’全境發生，而是由某些特殊的‘地方’，完成中國文學之現代轉型。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學現代轉型之際，中國的許多地方，其實對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并沒有多少參與度，無論是作家、作品的貢獻，還是文學理論上的創新，或者是為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準備其他條件，很多地方都可以忽略不計”。從這個視角看，“中國現代文學的地方性起源，從歷史實證的層面上看，最早是在廣東、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所開啟的。”“五四‘文學革命’中的主要成員，……若以文化區來劃分，當以‘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兩個區域的參與者最為集中，間有湖湘、巴蜀文士參與。”

若以中國新時期以來的現代詩創作而論，在其發生學意義上最重要的三個“地方”分別為貴陽、北京、四川。貴州的“啟蒙社”首開先聲，北京的“今天”派緊隨其后，四川的“第三代”詩人開疆拓土，然后是安徽《詩歌報》和深圳《深圳青年報》的“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將現代詩歌的旗幟幾乎插遍了神州。直至今日，現代詩人遍布全國各省、各市、各縣，甚至生活在鄉鎮或農村的詩人也不計其數，其中不乏優秀者。

廣東當代詩歌的發生，從全國范圍來看，至少慢了半拍，而且其主要的源頭也并非在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韶關的“五月詩社”成立于1982年且堅持至今，陽江“紫薇詩社”成立于1984年，湛江的“紅土詩社”也成立于1984年，茂名的“南方詩社”也大概成立于這個時期，其中五月詩社、紅土詩社、南方詩社在20世紀的90年代都曾經具有全國性影響。“珠三角”地區的詩歌雖然后來居上，但至今在粵東西北各地仍然活躍著大批的詩人，有些地方的詩歌群體甚至代表了廣東重要的詩歌力量，如潮汕詩群、陽江詩群等。雖然目前粵東西北詩歌的整體實力不能與“珠三角”相比，但不能忽視的是，“珠三角”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大多來自外省，如王小妮、楊克、鄭小瓊、東蕩子（已故）、夢亦非、安石榴、譚暢、馮娜、杜綠綠、謝湘南、劉虹、阿翔、盧衛平、馬拉、倮倮等；還有一些優秀詩人則來自粵東西北各市，如黃禮孩、世賓、燕窩、林馥娜、黃金明、浪子、阮雪芳等。而粵東西北地區的詩人基本是廣東本土出生的詩人。

毫無疑問，粵東西北詩歌不僅是廣東詩歌的組成部分，其中也包含了最有活力的群體和最有希望的實力詩人，如粵東年輕詩人丫丫（陸燕姜）、阮雪芳、林麗筠，粵西劉振周、劉漢通、譚夏陽、楊勇等。他們的創作如果得到正常發展，將更能體現嶺南“地方詩歌”的特色，從而真正地豐富“中國詩歌”。

3.“大灣區”對粵東西北詩歌發展提出的新挑戰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大灣區”建設，對國家未來的發展具有長遠的重大戰略意義。“大灣區”首先是一個在全國乃至全球都很重要的經濟區，但經濟的長遠繁榮需要文化的滋養，“大灣區”必須同時成為一個高質量的“人文灣區”和文化示范區，“綱要”明確要求粵港澳三地“共同推動文化繁榮發展。完善大灣區內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創意產業體系，培育文化人才，打造文化精品，繁榮文化市場，豐富居民文化生活”。

在“大灣區”的建設過程中，尤其是建設初期，必然意味著經濟、社會、文化資源相對集中的投入。廣東雖然較為發達，但可支配資源總是有限的，重點投入“大灣區”，就意味著投入粵東西北地區的資源配額相應縮減。在粵東西北地區所能獲得的資源原本就有限的情況下，如果進一步縮減，必然形成新的更嚴峻的挑戰。

廣東雖然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但在粵東西北，即使人均GDP最高的茂名市，也只達到全國人均GDP的71%~73%左右，與珠三角地區的差距可想而知。在“大灣區”建設的初期，這個差距只會進一步大幅度拉開，不會縮小。文化和文學（包括詩歌）的發展前景，不可能不受其影響。?

“綱要”頒布前后，多種多樣的文學活動在“大灣區”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但這些活動都是冠以“大灣區”之名，粵東西北地區基本無緣參與其中。如“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都是每年舉辦的連續性活動，還有各種各樣臨時舉辦的文學活動，基本是以“大灣區”的名義；從2010年開始舉辦的“廣東小學生詩歌節”也在2019年升格成“粵港澳大灣區小學生詩歌季”；2024年新落成的文化地標“三館合一”項目（包括廣東美術館、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館、廣東文學館）全名為“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學（包括詩歌）確實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但與此同時，在粵東西北則產生了更大的心理落差和發展的挑戰。粵東西北詩歌何去何從，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廣東省的文化和文學主管部門，以及粵東西北各市的相應部門、詩歌組織、詩人個體，都應該思考這一問題。

4.關于粵東西北詩歌發展的思考

在新背景、新挑戰下，粵東西北詩歌作為一個相對處于“弱勢”的地方性詩歌，如何積極應對，爭取更好的條件和更大的發展，是擺在粵東西北詩人面前的一道不容回避的考題。

（一）關于外部條件

廣東省的相關文化政策，在圍繞“大灣區”建設的熱點進行布局和安排時，還要兼顧全省，尤其是對粵東西北的文學投入應當適當傾斜。如制訂中長期文學發展規劃，優化資源配置方案；參考國家的扶貧政策，制訂文學對口幫扶、精準“扶貧”方案，建立“一對一”幫扶制度，組織省內文學力量、經濟實力較強的地區，以多種方式對口幫扶相對落后的粵東西北地區，幫扶的內容可以是經濟上的，也可以是人才或智力上的，比如組織培訓班、周期性的文學知識講座、對作家的輔導或改稿活動等。還可以面向粵東西北地區設立文學專項資助項目，如重點選題、人才培養、作品出版、專項文學獎、專題研討會，組織“珠三角”或“大灣區”作家和粵東西北作家的互訪和交流活動等。

在粵東西北地區，市、縣級財政對文學的支持大都杯水車薪，但市、縣級文學主管部門，仍可以改變工作方式，主動擔當、作為。

1.多向當地政府和上級對口主管部門呼吁，適當增加對地方文化、文學的投入。

2.眼光既向內，也向外。向內，要調查研究當地各個藝術門類（包括詩歌）的創作狀況，尤其是人才結構，有意識、有目的地加強聯系，組織各種交流、研討活動，培養年輕人才。向外，力爭多組織本地作家、詩人、藝術家走出去與外地的同行進行交流和討論；有可能的話，還要“請進來”，將一些真正的文學包括詩歌行家請到本地，指導或輔導本地作者。

3.粵東西北各地文學主管部門應該加強聯系和合作。“粵港澳大灣區”在省作協主持下建立了“文學聯盟”，粵東西北地區也可以加強聯絡和互動合作，建立粵東、粵西、粵北小范圍或粵東西北大范圍的文學聯盟、詩歌聯盟等。如詩人游子衿所言：“面對這種被‘獨立’出來的態勢……粵東西北詩歌界應該有人站出來，整合現有的詩歌資源，包括官刊、民刊，給予詩歌更多的發表機會，集體、個人都要有組織地亮相，明確自身面貌。

（二）關于詩人的創作

外部條件對于詩歌的創作固然有一定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詩人自身對創作的思考和精神投入。就文學或詩歌的發展而言，畢竟還存在著另一種馬克思稱之為經濟生產和藝術生產的“不平衡”現象。粵東西北詩人雖然處于經濟的劣勢，也并非沒有自己的文化優勢，如上文所述，“地方性”本身就是優勢之一。在此，筆者對粵東西北詩人的創作和發展提出如下幾點思考性建議：

1.詩學觀：在開放中建設。正如賀仲明先生所言，地方性詩人在寫作中，最大的敵人是“封閉性”，尤其是被某些庸俗的文學觀，比如簡單化的現實主義所限制。粵東西北各地基本處于廣東省的邊遠地區，經濟落后，交通、信息交流不便，很少有與外界直接交流的機會，思維容易陷入僵化和某種低水平循環。但詩人必須要有更開闊的眼界和開放的思維，不斷更新自己的詩歌觀念。一個優秀詩人的詩歌一定是有某種自覺的（雖然不一定是有明確的自我意識的）詩歌觀念支撐，而且隨著詩人自身學習和創作經驗的積累，這種觀念總是處于動態的變化之中。每個有抱負的詩人需要時刻審視自己的詩學觀，不能總是在詩歌美學的盲目狀態下寫作。

2.歷史觀：在現實中反思。“地方性詩人”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很容易被某些似是而非的歷史觀所限制，而傳統的文學觀又過度地被歷史化或者虛假歷史化，這就導致許多地方詩人在寫作中表面上追求反映現實，實際上完全沒有處理現實的能力。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缺乏面對現實的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只能就現象寫現象。要成為一個好的詩人，必須培養真正科學的歷史觀，學會用詩性的智慧審視歷史。

3.“地方”觀：在堅守中超越。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個人認為，賀仲明先生所提出的“地方性文學”創作“三原則”值得詩人們認真參考：“民族國家的主體原則”；“現代性原則”；“文學性原則”。即在文學創作中所堅守的“地方性”必須首先服從民族國家的主體性、文學的現代性和文學自身的本質要求，否則“地方性”就會成為文學進步的桎梏。文學研究和創作中的“地方路徑”，從根本上講是對過去的文學觀念中過度歷史主義傾向的反撥，試圖從空間的角度重新理解文學和文學創作。地方作家和詩人，特別容易被一種庸俗化的“地方主義”所俘獲， 將文學個性或風格簡單理解為地方題材或方言運用等。粵東西北的詩人雖然擁有地方性素材（題材、語言、文化）優勢，但它并不能直接成為有創造性價值的“地方性文學”。地方素材（包括語言）只有在超越性的文學觀念的光照之下，才能慢慢發酵并發生本質的轉化，最終釀成詩歌的美酒。（原載《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