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紀實文學領域，程明盛以獨特的筆觸構建起一座連接歷史與現實的橋梁。《那海那村那人：廣東沖口村的前世今生》就是一例，它展現出將歷史考據與文學想象熔鑄一爐的創作功力。程明盛以文字工作者的細致與眼光，在南朗大地上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學僭越。

在文學創作中，文學僭越始終是推動文本進化的核心動力。它既是對傳統范式的挑釁，也是對創作自由的終極叩問。文學僭越的本質不在于打破傳統，而是通過僭越突破那些被廟堂話語遮蔽的事實真相，進而在語言的裂隙中重建意義的可能性。

一、歷史與現實的樸實書寫

我與程明盛同事30年，過去對他的印象是“優秀記者”。但自從他接觸了文學創作，這種印象顯然落伍了。他在長篇報告文學《那海那村那人》中，將沖口村的故事編織進中國近現代史的宏大敘事，創造出獨特的“微觀史詩”寫作范式。恰如考古工作者清理文化層那般，從斑駁的僑批中打撈時空碎片，在泛黃的族譜頁面上復原先民遷徙的軌跡。這種對地方志的深度挖掘，使作品呈現出“一村見百年”的史詩氣魄。正如他自己在《自序》中所言：“行走沖口，像走在一條時間的河流里，1座明代古塔，2口明代古井，9個閘門牌坊，24間宗祠，8間古廟，7座涼亭，一個鄉親捐建的大禮堂，藏著人間大愛，留下一個古村落的宗族文化密碼，讓人看到一個族群的內生動力，他們可以為了村莊的安危慷慨赴死，一如梁靜、梁子民。……從歷史到現實，看一個嶺南古村落的六七百年歷史，能看到一個族群的自我認同和家國情懷，讀懂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作者在處理時間維度時也展現出建筑師的精妙構思。在《那海那村那人》中，華僑商幫的百年沉浮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時代交響構成復調和聲，最后的船民與當代文旅開發的藍圖形成時空對位，這種敘事策略打破了線性時空的桎梏，讓歷史記憶成為激活當代文化認同的密鑰。

當描寫“最后的孫家屋”“好一朵郁金香”“一座島與一座村”“開著房車去看稻”時，程明盛的筆觸始終保持著平和的語氣與溫度。他很少運用無病呻吟的抒情，而是通過“蠔殼墻”“古祠堂”“稻花香”“疍家人”等注滿鄉愁的物象，讓家國情懷自然流淌于字里行間。“很長一段時間里，在中山鄉村版圖上，我不掩飾對南朗的偏愛，因為這里有中山最多的稻田。閑暇去田間地頭走走，看禾苗拔節生長，看稻浪翻滾，看滿地金黃，看稻茬列陣，找到了家的感覺。后來知道，許多人和我一樣，遠離了故土，來到稻田退卻的珠三角，心卻總在追尋最后的稻田，那是搖曳在記憶深處的鄉愁。”這種樸實的筆法在程明盛作品中隨處可見，也正是這種“此處無聲勝有聲”的敘事手法，僭越了濃墨重彩的飽蘸深情的潑墨式的文學大寫意。

我認為，樸實敘事是文學中最重要的敘事手法和美學追求，它通過樸實簡約的語言、恰到好處的修辭和真實可信的細節，構建起對世界、對社會、對人類本質的深度認知圖譜。如施耐庵在《水滸傳》中描寫火燒草料場一節，就是用樸實敘事手法讓故事回歸事件和人物本身。首先營造了“大雪飄撲人面，朔風陣陣透骨寒，彤云低鎖山河暗，疏林冷落盡凋殘”的生存困境，進而，讓林沖聽到嫁禍人的低語“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個死罪。”草料場的象征與隱喻，是血與火的哲學對抗。在程明盛的“一座島與一座村”中，同樣存在著象征與隱喻，即歷史與現實，這種去矯飾化的樸實表達，恰似中國輕描淡寫的工筆畫，在簡約中蘊藏著豐沛的情感張力。

在信息過載的碎片化時代，樸實敘事提供了一種返璞歸真的閱讀體驗，讓讀者重新觸摸到了文字的溫度。其實，這種敘事智慧也是東方文學傳統，從《詩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農耕記錄，到莫言“我奶奶”式的書寫范式，再到程明盛的“蠔殼墻”漫談式筆法，無不證明著最高級的藝術表達，往往誕生于對真實的謙卑與注視。

二、文化基因的顯微解析

在文化符碼的破譯上，程明盛展現出文字工作者特有的專業素養。《那海那村那人》對蠔殼墻記述堪稱典范：“沖口村多蠔殼墻，散落在村莊里，星星點點。保存最完好的蠔殼墻在位于西堡正街45號的奇峰祖祠，被改造成鄉村紀念館，左右后三面外墻都是蠔殼壘砌。每次從祠堂東側的巷子走過，祠堂一側外墻和另一側一幢民宅外墻上，被歲月風化成暗黑色的蠔殼密密麻麻，凸凹不平，自然形成一排溝壑，蠔殼像衛士一樣在墻上列陣，營造出特殊的歷史感。我忍不住停下來，等候村里人從巷子走過，像行走在歷史里。”

伶仃洋畔最有特色的景觀莫過于蠔殼墻，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但在斑斑駁駁的墻體上，你一定能感覺到時空凝結的文化記憶和宗族源流的視覺圖譜，這是解構蠔殼墻人文美學的文化符碼，是打開文化基因庫的顯微式敘述密鑰。

顯微式敘述是通過細致觀察，將最具符號意義的微觀世界進行文學描摹的創作手法，其作用在于經過時空顆粒的重組和哲學沉思，揭示人類記憶黑洞的物質屬性。如程明盛在記述蠔殼墻時說：“這些蠔來自澳大利亞，是當年赴澳大利亞華僑作為壓艙石從澳大利亞帶回來的，拿來當建材使用。這個說法很具想象空間：當年本地人到澳大利亞謀生，只有船舶往返，去的時候滿載人和貨物，回來的時候船上空空，需要壓艙石，便用海濱廢棄的蠔殼當壓艙石，回來后將蠔殼當建材用，可謂一舉兩得。”

記述蠔殼墻，實際上是在闡述南朗人曾經遭遇的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從這個意義講，蠔殼這個微觀世界所承載的是中華民族的苦難記憶，這對現代人而言，顯然是一個記憶黑洞，且這個巨大的黑洞是通過微觀光束而照亮的。

見微知著雖然是每一位作家所追求的，但真正做到卻不容易。主要難點在于作家所描寫的微觀世界必須具有視覺性很強的在場感，其次是你所表現的微觀世界具有濃郁香醇的宏觀文化學意義。很多書寫者往往在上述兩個方面失之分寸。程明盛的微觀書寫顯然是嫻熟的，起碼保持了清醒的辯證思維。既書寫了蠔殼墻的前生今生，也記述了僑批里的儒孝倫理，在中西文化雜糅中提煉出“香山文化”和而不同的生存智慧。

三、平實語言搭建的美學結構

程明盛的語言風格猶如中山孫文西路的騎樓，既有西方廊柱的挺拔，又有東方花窗的韻味。在描寫華僑回鄉場景時，大榕樹、古祠堂、豐澤湖一涌而出，目的是勾起華僑心中的舊時光。這樣的通感修辭，往往將物質遺存與情感記憶熔鑄成詩性表達，進而激起華僑濃濃的鄉愁。這種平實無華的語言，就像老百姓平實的生活，不知不覺走進了你的內心。語言的力量不在于形式上的美感，而是以真誠和自然的方式表達情感和思想，然后映照出生活的本質。

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居所（“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這一觀點強調了語言在哲學中的核心地位。語言不僅是人類表達思想的工具，更是存在得以顯現和理解的場所。通過語言，人類才能與存在建立聯系，并探索存在的意義。程明盛的實驗性語言打破了紀實文學的傳統邊界，開辟出新的審美維度。其語言搭建的文本結構也常呈現出交響樂般的復調特征。當《那海那村那人》中，從“明代進士筆下的沖口祠堂”到“澳大利亞華人回村尋根”兩個時空的聲音在文本中形成奇妙共鳴。這種結構創新使作品獲得超越地域局限的普遍意義。

語言作為一種存在，必有其自身的節奏，是表達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它往往讓語言更生動，更富有感染力。程明盛深得中國傳統美學精髓。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書寫往往在關鍵處戛然而止，如同水墨畫的飛白，留給讀者無限的想象空間。這種語言節奏反而強化了文本的歷史縱深感。

程明盛的創作實踐為紀實文學開辟了新可能。他將文化基因的解析轉化為可感可知的文學意象，讓歷史考證煥發了詩性光芒。這種寫作不僅是對香山文化的搶救性記錄，更為當代中國構建文化自信提供了底層樣本。

在這里，我們似乎理解了“以文學守護文明基因”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