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1972年出生于湖北荊州農村，初中畢業后務農、打工，2000年開始小說創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煩躁不安》《31區》《活物》《無碑》《米島》《收腳印的人》《如果末日無期》《不舍晝夜》，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國家訂單》《我們的罪》《父與子的戰爭》等數十種。作品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人民文學獎、《小說選刊》年度中篇小說獎、百花文學獎等。有作品譯成英、俄、西、意、日、蒙多種文字。

文化藝術報：您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不舍晝夜》，濃縮了近半個世紀的中國社會變遷和個體命運的跌宕起伏，近50年的時間跨度，正好和您的成長周期吻合，這是有意為之嗎？

王十月：的確是有意為之，包括書中主人公名叫王端午，也是為了讓讀者聯想到王十月。這樣做，出于兩種考量；其一，小說雖是虛構，卻要讓讀者相信你所寫之真實性，就算是魔幻現實主義，也要讓讀者覺得可信，我有意讓讀者將這部書當我的自傳來看，這樣會增加讀者閱讀時的認同感。選取這五十年，是因這50年與我的生命高度重疊，如此寫來，會保證個體生命史和時代進程的吻合度，減少出現硬傷的可能性，也更貼合人物。

文化藝術報：《不舍晝夜》中有沒有您自己的影子？

王十月：要說真實事件，大約有那么兩三樁，比如初到廣東時被賣豬仔，比如初中畢業后去割蘆葦，還有小時生病，是我實在的生活，除此再無其他。但這部書，又可以說全是我的影子，因為王端午的內心就是我的內心，他的成長、他的困惑、他的理想主義、他的潰敗與堅持、他內心的美好與丑陋……因此也可以說，這部書是我的心靈史。

文化藝術報：您談到《不舍晝夜》時說：“這部書就像一把銳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剖析著人性的復雜與多面。我希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到那種直擊心靈的震撼。”可見這部長篇在您心中的位置。可否談談創作這部長篇的初衷？

王十月：這部書，對于我個人而言自是至關重要的，是我必須要寫的，而且必須要面對的一本書，無論它于讀者有無意義，它是我赤誠面對自我靈魂拷問的一部書。事實上，這一主旨，我思之已久，且之前也在中篇小說比如《人罪》中有所涉及，到長篇小說《收腳印的人》，我做了第一次嘗試，想坦誠面對自己，給靈魂來一次大清潔，但《收腳印的人》并沒有處理好這一命題，主要原因，是我還是不夠坦誠，有所回避。另外，《收腳印的人》將切口對準了收容遣送這一政策造成的后果，雖也指向了人心，但我總覺得不滿意，因此我一直想著重寫。就好比爬珠峰，第一次未能登頂，休整之后，我要再次征服它。因此這部書，可以看作是我對過往生活的一次集大成的思考與打包。正因如此，在寫作之初，我就想到，越是復雜的主旨，越是要用簡潔的形式，于是采取了個人史的書寫策略。寫成個人史，又有意讓書寫具有自傳色彩，當然也有風險，容易被人誤讀，認為你當真是在寫自傳，認為你只是盯著自己寫，顯得不夠宏大；或者說，認為小說要跳出小我寫眾生。但我有個基本的觀念：我即眾生，眾生即我。如果作家連我都沒研究透，何來研究眾生？如果將我研究透了，推己及人，我即眾生。因此我在題記中寫了兩句：我非我時誰是我？我是我時我是誰？動筆寫這部書，是因眾所周知的原因，那段時間大家都居家辦公，我又生病，意識到，我的生命隨時會終結，有了想要為這一生留下一部赤誠之書、生命之書的想法。于是在病中開始了寫作。

文化藝術報：作家鮑十說：“《不舍晝夜》是一部具有現實主義底色，同時又運用了現代派文學技法的作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端午的腦袋里住著他的弟弟，實際上是兩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活動，有魔幻的色彩，也有超現實的色彩。”您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這部長篇小說依然保留著您現實主義創作的底色？

王十月：這部書當然是現實主義的，但最終指向了超現實主義。也可以說，在寫作之初我就計劃好了，要用前面五章現實主義的鋪墊，為第六章超現實主義的大爆炸來積蓄能量。但超現實主義只是方法論，最終指向的，依然是我們廣闊的外部現實和幽深的內心現實。至于前面寫到的王端午腦子里住著兩個靈魂，我倒并不是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在處理；在我這里，王中秋并不是鬼魂，他是王端午的另一重人格。在書中，王端午有多個名字，每個名字代表了一重人格；當然，最重要的是王端午和王中秋，還有醒寶、李文艷、王端、流浪大師。王端午每一次改名，都可看作是他多重人格中沉睡人格的覺醒，但到最后，他終于回歸到了王端午。當然，我并沒有極力去明寫這些，如果明寫，就成了一本書寫多重人格爭奪戰的類型小說了，我不想讓這種過于類型化的主旨遮蔽我真正想表達的內容，人格爭壓也不過是手段，因此我寫得比較隱晦。如果寫類型小說，倒是可以直接寫六重人格爭奪戰，書名可以直接叫《六重人格》。正如謝有順所言，我是現實主義者，我還是要回到現實主義的底色上來。

文化藝術報：《不舍晝夜》書中反復強調《西西弗神話》，為何會用加繆的《西西弗神話》，您是想從這個無意義的背景中建立自己的意義還是想表達您對生命的態度？

王十月：或者二者皆有之。我是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之前的小說，這種傾向就比較明顯，但我不是太自覺，隨著寫作的深入，我開始自覺接受存在主義的指引。人生本來無意義，人生的全部意義只是成為人，但人只有在死后才能確定自己這一世為人是否成為了人。只要沒死，這個人就有可能異化為獸。人生本來荒誕，如同不停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但西西弗最動人之處，不在于他一直堅持推石頭上山，也不在于他希望有一天能將石頭推上山；西西弗最動人之處在于，他明知石頭將一次次落下，他明知這是徒勞的奮斗，但他依然激情滿懷地將石頭推向山頂。用存在主義的話說，是徒勞的奮斗和無用的激情；用中國古人的話說，就叫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是大多數人明智的選擇，也是我們向來推崇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則是更高的境界，這樣的人，更值得敬重。我到五十歲時，回望自己過去幾十年，時時覺得，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到五十歲依舊不甘失敗，正是因為，我的身上有西西弗的影子，認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推己及人，事實上，我們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有西西弗的影子；用更樸實的話來說，大家都不認命。事實上，人生下來就在做一件事——走向死亡，而且注定只有一個結果——死掉。這樣一想，一切皆是虛妄，但我們并不曾因此而失去活著的勇氣。這就是我想要書寫的。

文化藝術報：《不舍晝夜》展現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寫作最大的挑戰是哪些？

王十月：首先面臨的挑戰是身體，這幾年身體本來不大好，這部書寫到五萬字，正逢2020年底，又病倒了。染病當天晚上，半夜高燒，迷迷糊糊起來想去衛生間，天旋地轉，直挺挺倒在地上暈死過去，也不知暈倒了多久；蘇醒過來，像從水里撈起來的，渾身全是冰涼的汗水。家人打120，說給登記，最快8小時才能到。這之后，身體就一直不好。但我只休息了三天就開始寫作了，每天晚上寫兩三小時。以為自己會死，有了寫遺書的心，寫的時候，感覺有很多話想和這世界說，因此寫得很松散，最多的一稿有49萬字，恨不得將一生的感受都寫進去。寫完初稿，休息兩個月，調理身體，開始修改。修改更難，我的計劃，讀者最好能在一天讀完這部書，最多用上兩天，我理想的篇幅，是20萬字左右。如何刪，成了問題，往往是刪一稿，刪去10萬字，加寫5萬字。這樣前后大改了八稿，實在刪不動了。好在我給很多讀者試讀，大家都在一到兩天讀完。前不久，新書首發，請了著名小說家鮑十。因首發之前書沒出，他讀的是電子版，他說他從下午讀到第二天早上六點，一通宵讀完，這讓我很感動。另一個挑戰，是如何處理個人和時代的關系，我想寫個人的生命史、心靈史，寫他生活的幾十年的中國，但我又不想將注意力過多放在時代背景上，也不太想去寫時代變遷這樣的老話題，我很少去寫這幾十年間中國發生了什么，只偶爾在必要關節點點一下，我不想羅列這五十年的中國大事記，但我又想寫出人和時代的關系。最難的，是我想著力的是心靈史，而心靈中的變化容易寫得凌空虛蹈，如何化虛入實、化實入虛，是我格外用心的地方。當王中秋進入王端午的腦子里時起，我就知道，我找到了方法。而寫到第六章，當王端午在流浪途中，身邊出現魯迅和加繆時，我幾乎要仰天長嘯了，這個超現實主義的華章一氣呵成，也沒分章節。后來《十月》的季亞婭主編說，讀這一段，讀到了一種江河奔涌的感覺，我要的就是這種感覺。

文化藝術報：批評家謝有順談到您的創作時說：“他是現實主義者，但他身上間或煥發出來的理想主義精神，常常令我心生敬意；他也寫自己的經驗，但他的心事，通向的往往是這個時代‘主要的真實’；他的文字因為貫注著一種理解他者的視角，以至他筆下的現實也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精神荒原——這個荒原，沒有王十月等人強有力的書寫，很可能是永遠隱匿的。”《不舍晝夜》正是從密室走向曠野，是文學重新發出直白的心聲、重新面對現實發言的必要轉型？

王十月：我一開始就站在曠野，這與我的經歷有關。我不是書齋走出的寫作者，甚至從未進入過密室，因此我算是野生型的寫作者。我一直看重的是作家說出了什么。當然，中間有過一段時間，我創作了《如果末日無期》，這部小說被認為是科幻小說，但我是當現實主義小說寫的，為了區別于科幻小說，我還在書中造了個命名，“未來現實主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舍晝夜》可以稱為我的回歸，但不是轉型。是短暫出走之后的回歸。

文化藝術報：《不舍晝夜》和您的成名作《國家訂單》比，發生了哪些改變？

王十月：《國家訂單》寫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中國的一個小鎮上的勞動者，與大洋彼岸的災難事件之間的蝴蝶效應，是全球化的時代個體中國人的命運與世界的關系。而《不舍晝夜》更多關注的是心與世界的關系，是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反復追問的是人何以成為人的問題，是人該如何活這一生的根本問題。因此，可以這樣說，《國家訂單》是一個描寫全球化的中國化的小說，而《不舍晝夜》真正做到了全球化。

文化藝術報：您的上一部長篇《如果末日無期》，將真實世界的記憶加載到虛擬世界，您將這本書稱為“未來現實主義”，您是如何理解“未來現實主義”的？

王十月：上面簡單提到過，“未來現實主義”如同魔幻現實主義一樣，在我看來，它們首先是現實主義，是立足我們腳下的大地和大地上發生的人與事的，是直面問題的。“未來現實主義”立足于科技發展可能會對我們的生活發生的改變，而基于此改變會造成怎樣的現實沖擊波。它不單純是科學幻想，關注點也不是科技，而是人。我還擬將《米島》《活物》《31區》這三部小說稱之為“巫鬼現實主義三部曲”，這個“巫鬼現實主義”和魔幻現實主義又不一樣，它立足的是我們楚人的巫鬼文化，但無論是“未來現實主義”還是“巫鬼現實主義”，他們歸根結底都是現實主義。如果不能在現實主義的背景下考量它們，就偏離了根本。

文化藝術報：您一直被定義為現實主義作家，2018年，卻集中在《人民文學》《十月》等刊發表了一批科幻小說，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長篇科幻小說《如果末日無期》。一個現實主義者，突然寫起科幻小說，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您為什么會寫科幻文學？

王十月：誠如上面所言，我并不認為我的《如果末日無期》是科幻小說，但出版方也好，評論者也好，媒體也好，都將其歸之于科幻文學，這種力量是巨大的，我也無法抵抗，于是在反復聲明我的小說不是科幻小說無效之后，我也只好在科幻文學的話語體系內談論《如果末日無期》，但在我心里，它就是現實主義。

文化藝術報：您一度被稱為“打工文學”的代表作家，您是從什么時候喜歡上文學的？

王十月：喜歡文學比較早，早在十一二歲甚至更早，那時只是單純愛讀小說，放牛時讀，晚上躲在被窩里讀，沒有文學概念，就是單純愛看小說。那時除了看小說，也沒有什么別的消閑；十五六歲時，寫過一段時間格律詩，跟老先生學平平仄仄平平仄；出門打工后，在武漢時，遇到兩個愛讀書的老板，第一個老板是法國文學迷，推薦我讀法國文學，因此知道了浪漫主義的雨果、現實主義的巴爾扎克和自然主義的左拉，其中又以左拉讀得最系統。但當時依舊只是當閑書讀，并沒想過將來要寫小說。到將近30歲，在佛山打工，聽說了打工作家的故事，心想我也可以成為打工作家，可以通過寫作改變命運，于是就開始寫，結果沒費太多周折，寫了一年不到，就進了當時在珠三角有著海量讀者的《大鵬灣》雜志當編輯。

文化藝術報：您早年的夢想并不是當作家，而是當一名像齊白石那樣的民間畫家？

王十月：那時也不知齊白石何許人也。我叔叔會畫畫，給人畫中堂，給婚床鏡子背面畫畫。那時新人結婚，用一種我們叫寧波床的婚床，上面有數十面大大小小的鏡子，鏡子背后畫上花鳥蟲魚，再刷上一層背漆。我當時想學這個，叔叔說這個沒出息，已經沒人再用寧波床了，用六彎床，六彎床上沒有鏡子。結果看到石首群藝館王子君老師的招生啟事，成為他的學生，學素描和工筆，也算是打了一點點基礎。素描只學了石膏幾何體，然后畫水果、茶壺之類的靜物，沒學畫人頭像。工筆就畫花鳥，我創作了一幅《小園豆花》，參加了石首市第六屆青年美展，那年我16歲。后來出門打工，在武漢時，老板傅澤南是大畫家，經理是老板的同學，也是畫家，我的工作就是在絲綢上畫牡丹、畫荷花、畫蘭草、畫月季。

文化藝術報：您自幼熱愛繪畫和文學，但由于家庭貧困沒有機會讀書。打工歲月里，您是如何讀書的？

王十月：我初中畢業不再上學，不是因為家貧，那時已經改革開放包產到戶，家里供我上學沒問題。我學習成績不好，過于偏科，數學英語完全廢了，沒考上高中，想去復讀來著，學校不收我，認為我太調皮，不是讀書的料。可我又不想老老實實種田，后來興起了打工潮，我就成為村里最早出來打工的那一批人之一。打工的時候挺無聊的，沒別的娛樂，于是讀書成了必然的選擇。我是幸運的，遇到幾個老板都是讀書人，前面說的教我讀法國文學的老板傅澤南，他是85新潮時期美術界的風云人物、江蘇新野性畫派的主將，后來遇到一個老板叫徐遠寧，是中科院武漢物理所的研究員，開了間小公司，我在他公司打工，他指導我讀了很多科普類的書。

文化藝術報：為了生存，您一度做過建筑工、印刷工、手繪師等二十余種工作。打工時住集體宿舍還是自己在外面租房，那個時候您是如何寫作的？

王十月：打工住集體宿舍，八人一間房，上下鋪、鐵架床，我都是睡上鋪。為了方便管理，工廠宿舍晚上不熄燈，下班后就趴在床上寫小說。在車間里也寫，寫在印刷試樣的卡紙背面。寫一篇草稿，然后抄到方格紙上。

文化藝術報：還記得您的處女作嗎，有沒有經歷退稿的折磨？

王十月：我寫作比較順，一開始并不寫小說，給報紙寫豆腐干。當時我在佛山南海下面的一個鎮打工，《南海日報》每周六出一版“外來工”版，發表幾篇五六百字的打工故事，我給這個報紙寫稿，寫一篇投一篇，連投了十幾二十篇都沒中。編輯周崇賢是著名打工作家，他的經歷更傳奇，小學畢業出來打工，十幾歲寫小說發在《作品》雜志，得了廣東新人新作獎，二十多歲出了八卷本文集。他給我回信，說我寫得老氣橫秋，于是我就變化了，寫點有趣的小故事，后來就篇篇都能發。但我不滿足于寫小豆腐干，于是寫小說，第一篇《大雪小雪》，其實有點學周崇賢的《那窗那雪那女孩》，當然故事沒學，敘事語言學他，這篇小說兩年后才發出來。第二篇小說叫《我是一只小小鳥》，投到《大鵬灣》就發了，這篇小說沒學別人，就寫自己熟悉的工廠故事。《大鵬灣》是內刊，我第一篇在正式出版物上發表的小說是2001年，發在《作品》上的《出租屋里的磨刀聲》，因此按現在流行的說法，那我發表的處女作算是《出租屋里的磨刀聲》。

文化藝術報：《天涯》雜志2010年第1期刊發了您《我是我的陷阱》一文，在這篇文章里，您回顧自己在深圳打工和做“非法出版物”記者的生涯，這段生活經歷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

王十月：當然，這個“非法出版物”是打了引號的，這是官方出版的刊物，出版方是深圳市寶安區文化局，不過是內刊，沒有刊號，一開始用準印證，后來租了內地雜志的刊號用，算是打擦邊球。到2004年，擦邊球沒得打了，刊物被停了。這段當編輯的生活，讓我跳出打工第一線來看待打工生活，我的視野一下子開闊了。加之身邊也有了可以討論文學的老師和朋友，這讓我的創作和那些一直在工廠一線的打工作家有了很大不同，我可能會更加客觀審視我們的生活，如果說過去是站在工廠看世界，后來則是站在世界看工廠了。

文化藝術報：鄉村經歷和城市漂泊的經歷，哪個對您的創作影響更大？

王十月：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從前沒有思考過，你這一問，我仔細想來，影響的側重點不一樣。我十六歲離開鄉村，鄉村經歷，特別是巫鬼文化的影響，更多的是塑造了我寫作中靈性的一面；城市的漂泊經歷，更多的是為我的寫作提供素材，完善我對世界的看法。如果沒有鄉村經歷，我也許能寫出《國家訂單》這樣的描寫城市打工者生活的作品，但肯定寫不出《白斑馬》《尋根團》《不斷說話》這樣將巫鬼文化和打工生活結合的作品。或者可以這樣說，我的藝術直覺源自童年生活的影響，而理性思考更多源自漂泊生活。漂泊生活決定了我經歷什么、看到什么、感受什么、關注什么，特別是站在怎樣的角度看問題，鄉村生活決定了我怎樣寫。

文化藝術報：《國家訂單》獲得了魯迅文學獎。獲獎對您意味著什么，給您的創作、生活帶來了哪些改變？

王十月：獲獎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首先是，對我這樣低學歷的打工作者來說，一直是被主流文學界輕視的，這個獎的肯定，讓我獲得了自信，我更加堅定自己的藝術直覺和理性思考，對寫作者來說，自信比黃金更重要。獲獎之前，我已調入《作品》雜志當編輯，獲獎肯定會讓我在作協系統內擁有更大的自由度，也會站得更穩。后來當主編，也與此不無關系吧。畢竟一個初中畢業生當《作品》這樣的名刊主編，還是有相當大的阻力的，哪怕你再能干。但有了魯獎獲得者這個名頭，就會順利很多。

文化藝術報：因為創作成績突出，您被引進《作品》雜志做了編輯。此前，您在一本比較著名的打工雜志《大鵬灣》做編輯。《作品》雜志是廣東省作協的刊物。從編輯到主編您用了12年時間，現在，《作品》雜志打上了您的烙印。做好一本文學雜志，最大的挑戰在哪里？

王十月：我算是資深編輯了，迄今當了20年編輯。文學期刊主編，過去可能是很風光的職業，在今天，可能就是風光有限而壓力山大了。挑戰是多方面的，一是文學期刊已經形成了幾家獨大的局面，話語權、影響力集中在有限的三四家刊物手中，作者也只認這些刊物；另外，作者、讀者對我們這本刊物已經形成了較為固有的認知，如何打破這認知，是個難題，加之一些刊物的財政資金比我們充裕得多，有錢好辦事，我們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財政支持進不了一線，連前十都進不了。于是，我面對的，一是沒有老本可吃，沒有影響力可供我們揮霍；二是人才凋零，過去作協人才主要集中在雜志社，現在人才都調去作協機關了，想要進的人又進不來。好在，新媒體的蓬勃發展為我們提供了契機，當時傳統期刊都不太重視新媒體，主要也不是不重視，是缺少這方面的人才，于是我提出了“內容經典化，傳播大眾化”的十字辦刊方針，一方面設計好欄目，以主動策劃替代等米下鍋，二是盡最大的努力在新媒體發力。這些年，我們有很多過硬的欄目，比如“經典70后”“大匠來了”“網生代”“超新星大爆炸”“漢學世界”，這些欄目在全國文學期刊中都是獨創的，另外我們熱情擁抱新媒體。我對同事們說，我們要用3年時間，讓文學界聽到我們的聲音；再用3年，讓文學界正視我們的聲音；再用3年，讓我們的聲音引領文學潮流。現在我們剛剛走完第一個三年，相信文學界已經聽到了我們的聲音。

文化藝術報：看過您一個創作談，您說經常懷念當時自由寫作時的生活。和現在體制內的工作生活相比，有哪些得失？

王十月：自由寫作，當然最大的得就是自由，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時間，自由安排自己的寫作計劃，不用將精力耗在無用的會議和累心的人事關系上。當然，在體制內，有一分穩定的工作、穩定的收入，自由寫作最大的壓力是生計。

文化藝術報：您自己寫作，作家朋友多，退朋友的稿，會不會有壓力，有沒有出現不愉快的事情？

王十月：還好。成熟的作家都能理解，刊物自有刊物的取舍，我也同樣要面臨被拒稿子，我總不會因為稿子被拒而怪罪編輯。因此朋友們倒沒有壓力，如果朋友給我稿子我沒發，他因此怪罪我，這樣的朋友不交也罷。但來自領導的壓力，是最頭疼的，頂頭上司稿子壓下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拒，拒得多了，在單位處境就比較艱難，領導覺得你在搞獨立王國，你這雜志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單位很多人都覺得我這人很強勢，尤其在領導眼里，覺得你是個難搞的刺頭，穿小鞋是難免的，小鞋穿多了，我要保護好自己，只好像受驚的刺猬一樣，將刺都豎起來。要辦好雜志，拒稿是日常工作，畢竟稿件采用率不到百分之一。我對同事們說，不好退的稿子，你們都推到我身上，就說是我退的就行。

文化藝術報：您女兒高中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保送上了中央美院，她有沒有寫作？

王十月：我女兒從小愛畫畫，不寫作。她很小的時候，我就對她說，你的未來你做主，但老爸有兩言相告，一不要當作家，因為當作家太苦了，身苦、心更苦；二不要考公務員。她從小無拘無束長大，她讀書時的央美附中又是個很自由的學校，像大學一樣管理，她沒有受過約束。現在畢業了，也沒有去找工作，當自由藝術家。

文化藝術報：青年作者普遍有一個發表難的問題，作為一本文學雜志主編，您對青年作者有沒有話說？

王十月：我們雜志一直很重視青年作者，可以說，當下勢頭比較好的90后作者，大多數早期的小說，是我們這里推出的。對年輕人，我們的態度是，扶上馬、送一程，后面路怎么走靠他們自己。我不算個爹味濃的人，對青年作者，也就沒有什么特別要說的話。如果一定要說，那就只有一個字：寫。如果一定要在“寫”字前加一個修飾，那就是：堅持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