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遙遠的鄂西大山里，有一座不起眼的村莊叫鮑坪。雖然我從沒有去過鮑坪，但是我仍然通過朋友譚功才的文字想象過鮑坪，乃至認識了鮑坪，這里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成長的故土。直到有一天，不安于現狀的譚功才，為了謀生和發展，遠離了他的家鄉，來到遙遠的南方沿海城市，并在異鄉成家立業。正是基于這一背景，譚功才用三十年的時間，矢志不渝地為鮑坪樹碑立傳，寫出了兩部重要的散文作品集，一部叫《鮑坪》，另一部叫《鮑坪記》。從走出家園鮑坪，到回到書本上的“鮑坪”，或許功才作為作家的要義，就是為了完成某種著述的使命，現在也該放松一口氣了。

對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這輩人，大多數人的成長經歷，或多或少會有一段鄉村印跡，因此，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不盡相同的“鮑坪”。只不過譚功才把它誠懇地記錄下來，而我們卻逐漸將自己的村莊從記憶中抹去，沒有了祖輩的鄉村也只能隨之消逝。如今，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瘋狂吞噬，更多的鄉村必將淪陷于時代的推土機。顯然，譚功才的書寫是彌足珍貴的，不管是對故鄉風物的遐想與詠嘆，還是山居人情的思念與追懷，他無形中寫出了一代人的鄉愁。然而，這樣的鄉愁又能有幾分美好可言？功才筆下娓娓道來的“鮑坪”景象，處處飽含人世的辛酸和苦難，又彌漫著蹉跎歲月的感傷和悲情。而今，能夠共情的同代人已經日漸衰老，被連根拔起的后輩也只能面帶驚訝的神情，又如何能理解或審視“鮑坪記”里的生存困境。

有個譬喻很形象，藝術是患病的貝殼生出的珍珠，而鄉愁好比游子的懷鄉病。在世俗意義上，故鄉是回不去的他鄉，只有遠離了才擁有美好的印象和記憶，走近了卻又生出膽怯之心。白居易說，“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也許途中方是游子的心安之地，異鄉才是漂泊者落腳的處所，而故土只是被反復回望的風景，因此，“鄉愁”對譚功才而言不是浪漫的意境，也非一勞永逸的治愈，而是遣懷療傷的一劑藥方：再“巴掌大”的地方也有一方天地，再閉塞的山窩也有一條出路，再古老的村落也有無數盼頭。正如他所言：“只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距離，才使得我能夠在另一種文化背景的燭照下，重新審視和回望鄉土意義上的鮑坪，使之變成一種精神上的永恒。”

從《鮑坪》到《鮑坪記》，后者是前者的續篇，是譚功才對故土的意猶未盡。它們一脈相承，又互為映照，一事一物取材于作家過往的鄉村生活，一情一景受益于滋養他的那方水土。然而，字里行間隱現的愧疚、無奈和真情，乃至鮑坪人的血與淚，不正是中國山村社會的縮影嗎？假以時日，《鮑坪》二書的價值會越發凸顯，將是一部描寫鄂西山村風土人情的重要著作，或人文風物，或地理風情，或世事倫常，堪比“鄉村志”式的百科全書。當然，這得歸功于功才的散文與他的為人一樣誠懇，不炫弄不花哨，不做作不張揚。既有切身體驗，又有客觀語境，讀起來平白生動，親切感人，更有一種詩性的沉思。這樣本真而清峻的散文，恰恰在當下喧囂的文學現場顯得稀有，同時，作家通過文字對原產地鮑坪的重新定義，構建了自我心靈上的歸宿。

人生如云駐，故土亦不過是生命的驛站。《鮑坪》和《鮑坪記》二書，宛如譚功才的一曲哀嘆的“呼愁”，也將是我們朋友的眼中，鄉村文明的最后挽歌。隨著城愁時代的來臨，精神上的返鄉和尋根，變得更加迷茫和無法辨識，而數字化的未來，必然定義虛擬空間的“鄉愁”。然而，每一種“鄉愁”都是深情的遺憾，在被思維和算法駕馭的非物世界，“鄉愁”也將被數據肢解為碎片化的情態。總之，每個人都身處歷史的大潮，被洪流裹挾或淹沒，只有強者捆綁著石頭浮出水面。當數字化秩序接替了大地的秩序，即使來自鮑坪的譚功才，終歸無法逃脫蘇東坡那句至理箴言：此心安處是吾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