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無法抵達》是“以寫深圳為己任”的深圳作家吳亞丁創作的一部以深圳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這是關于《無法抵達》一篇推文里的文字，出現了三個“深圳”。談論吳亞丁的小說，我認為有必要先對這三個“深圳”稍加解釋。“以寫深圳為己任”，這里的深圳，是指改革開放后快速建立起來的嶄新城市，深圳文學始終處于“改革開放”和“新城市”這兩種語境之中。當然城市有它原來的地理空間和發展歷史，所謂的“新”就在于思想政治、經濟社會、精神文化、空間建筑、人口及其生產和生活方式，在極短的時間內鮮明地區別于原來那座城，近似于整體重構，這在城市發展史上極其少見。“深圳作家”，一般指在深圳生活過一段較長的時間，對深圳有切實感受和理解的作家，那些經由短暫駐留、采風、訪問，或者假借文獻資料而創作出深圳題材作品的作家，未必可以稱為深圳作家。尤其“以寫深圳為己任”，若沒有十年以上的在地生活和工作經歷，都將淪為空談。“以深圳為背景”，此時的深圳是作為形而上、超越了現實的敘事對象出現的，是一座虛構意義上的想象的城市，通俗地說是“文學深圳”，此時的深圳是現代的開放的人類棲居地，是時間和空間的交叉存在，是千萬人及其情感和關系的匯聚所形成的一張動態混合的精神文化圖譜，復雜到難以名狀，無法把握。理解這三個“深圳”的內涵，能更好地讀懂吳亞丁的《無法抵達》，也能更全面地理解他的現代城市敘事。

深圳是改革開放后建立起來的一座現代化、國際化的超大城市，在短時間內走完西方國家兩三百年的城市化歷程，仿佛一滴高度濃縮的水滴，和光同塵，攜帶所有的信息旋轉著前進，人們既不能像做科學實驗一樣將它淬取出來，放到器皿里觀察研究，也很難用歷史的經驗和傳統的手法試圖描摹和言說。最好的辦法就是進入和參與，與它一同經歷和感受，如同卡爾·摩根所說的“在廣袤的空間和無限的時間中共享同一顆行星和同一段時光”。這就帶來書寫深圳的難度，也是實踐“以寫深圳為己任”的挑戰，對于作家而言，“難度”和“挑戰”恰恰是一種愉悅的體驗。當一個作家意識到寫作的真正難度，很可能他在觀察和理解人類社會時又走近、走深了一步。吳亞丁自1994年來到深圳，至今已有30年的時間，這種長期的居住和觀察——現實生活的和精神文化的，使他能夠更加深入了解深圳，深入貼切地講述深圳故事，也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獨特的視角和深度。正如評論家湯奇云指出的那樣，吳亞丁的目光始終朝向深圳這座獨特的城市，他的小說作品不僅是對深圳的描述，更是對這座城市精神內核的探索和表達。

二

《無法抵達》是現代城市青年現實與情感生活的縮影。小說通過對主人公的生活現實與心理現實的描寫，揭示了現代都市人在追求物質文明的同時，精神世界的空虛和迷茫，困惑和失落；他們在尋求個人認同和滿足的過程中，面臨著社會發展和個人愿望之間的沖突，歷史與未來的召喚。小說的上半部分以男主人公歐冶的視角來展開敘事，下半部分以女主人公周憐幽的視角展開敘事，講述這兩個大齡青年在一段短暫的戀愛旅程中發生的故事，借此呈現個人生活經歷、心理思想、行動軌跡圖景。女主人公周憐幽因為家庭變故從外省來到深圳謀生，起初經過一番努力卻并無改觀，偶然一次在醫院里看病時熱心幫助一位產婦黃姐，由于她的聰慧和周全，兩人成為好朋友。在她的催促和幫助下周憐幽買了一個小房子，由此踏上深圳城市建設、房地產高速發展的“時代列車”。在被譽為當代“房地產黃金時期”的數十年里，她辛苦奔波，全身心投入，總是比別人領先一步，終于獲得了成功，積累了可觀的資產和財富，實現了財富自由。可以說，周憐幽是深圳這座移民城市奮斗成功的典型，也是創富的傳奇人物。然而，現代都市給予她無限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孤獨感，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尋找深層次的自我，如何處理與他人的關系，以及如何在挫折中前行，都是她面臨的挑戰。從那以后，精明能干的她總想找點什么事充實自己，于是開始“折騰”，先在一家公司做文員，后來開了一家經營鮮花的公司，開了一家別致的高檔茶館。與此同時，她對新鮮事物更加好奇，與別人的溝通出現障礙，脾氣變得越來越古怪。她更加感到孤獨和迷茫，“現在的她，備感孤獨。這種孤獨，與過去貧窮時代的花季少女所感到的孤獨，是完全不一樣的孤獨。過去，仿佛是眾人皆醒我獨醉；而現在，她成了眾人皆醉我獨醒了。”——她步入“中年危機”和“生活反芻”。正是在這個時候，經人介紹，她與本地一家媒體的記者歐冶相識，兩人戀愛的故事徐徐開場。

與周憐幽一樣，歐冶是現代城市的另一種“典型形象”。他的年齡與周憐幽差不多，都是四十多歲，跟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時間相近——這種時間的重合，獨特而且重要，為吳亞丁敘事帶來多維度的闡釋空間。歐冶幼失雙親，大學畢業后義無反顧扎根深圳，他本能地喜歡這個人頭簇擁、活色生香的城市。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深圳，每行每業都譜寫著催人上進的青春之歌，到處充滿了不顧一切向前、干事創業的激情澎湃，加上年輕人的莽撞和大膽，歐冶從事過幾次倒賣香港絲襪和進口香皂的“創業”，但都失敗了，他一蹶不振，很長時間悶悶不樂，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在春風路的迷離夜色中穿行，猶如彷徨不定、不思進取的夜行者，過著放縱墮落、荒誕不經的生活，他的生活變成了一團亂麻，當然，他的內心更是一團亂麻。”最終，歐冶成為一個擁有體面工作，卻隨波逐流、得過且過的報社“小職員”，時常表現出故作瀟灑、游戲人生的散漫態度，成為大齡“廢青”，被時代的列車遠遠地拋在后面。——這是一個典型的被城市打敗了的“失落者”形象，在高歌猛進、繁華絢麗的城市中，在城市道路、寫字樓、城中村中，走過多少這樣的“歐冶”，他們西裝革履，背著包匆匆向前，疲憊的身體里隱藏著的，并非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的憧憬，而是銹跡斑斑的還在機械地運動著的零部件，感到無力和挫敗。

這種“精神上的退場”是現代城市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尤其是在快速發展、競爭激烈的大城市，很多人由失敗走向了失落，青春熬成了“廢青”，成為中年油膩男，選擇“躺平”。失敗是社會的常態，并非每個人都能從失敗中站起來，所有人都獲得成功也不太現實，歐冶創業失敗，周憐幽打工失意，但他們面對失敗時的心態截然不同，一個心灰意冷、裹足不前，以玩世不恭的心態逃避社會；一個開朗樂觀、敢闖敢拼，以相信時代和城市未來的心態創業創富。這就是現代大城市日常的兩種人生。

當歐冶遇到周憐幽，兩種不同的人生便置于同一個坐標當中，他們開始戀愛，試圖走進并捕獲對方的心靈，一種獨特的沖突和迷思就出現了。歐冶心里升騰起了一種奇怪的膽怯和沉默，像沼澤地上空的濃霧，讓他心懷戰栗，躊躇再三，不敢直視周憐幽。他“患得患失”，“演戲般”地出現在她的生活當中，顯現出唯唯諾諾、小心翼翼的局促，連她在醫院看病時幫她掛號繳費、出去旅游買火車票，都充滿算計、狐疑和膽怯。他像偵探一樣不斷嘗試打探了解她的個人工作和生活、家世、財富、朋友，支支吾吾地回答她的問題，神情恍忽地與她約會，他的心思一直在迷亂之中。相比之下，周憐幽鎮定自若，不斷給他溫柔的期許和勇氣，約他去她的茶館聊天，邀請他和自己公司的員工去她的別墅里聚會——歐冶不斷地知曉周憐幽的“秘密”，她的每一處房子都不斷地刷新他的認知與想象。他既因為有了更多的期待而感到興奮，又因這種巨大的差別而變得卑微和謹慎，他陷入選擇和溝通的困境，害怕失去，想抓住她，又無時無刻不陷入被動和不安的局面。他離她那么近，卻又覺得離她那么遠。

在現代大城市中，大齡青年的戀愛故事成為家常便飯。很多都市題材的影視劇和小說都有涉及，吳亞丁自己也寫過話劇《剩女記》。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吳亞丁會像寫百科全書那樣寫深圳的日常，或者說通過寫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來撫慰自己的退休生活？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不妨宕開一筆，簡要回顧一下吳亞丁在深圳的創作。

吳亞丁2005年出版的《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一本薄薄的黑色封面的小說。小說用現代性手法講了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展現了現代都市的流變對年輕移民精神的塑造。“我是想要抓住你，那是因為我抓不住你，我把握不住你——因為你總是變來變去。”這句話作為剛剛邁入21世紀的城市的注腳是多么貼切。2010年，他出版了長篇現實主義小說《出租之城》，其寫作初衷是，他慢慢熟悉和了解這個城市，進而產生了要用一部長長的小說來書寫這座城市的愿望，尋找深圳這座城市的精神氣質，寄托他對這座城市的認識和熱愛。小說因成功敘述“一群幸存者在深圳這個移民城市中的奮斗史”，而取得很大的反響。2019年再版，評論界重新發現小說的價值，稱其為“一部關于青春、關于成長、關于活著、關于奮斗、關于精神和關于生命思考之書”“年輕城市中創業者的青春之歌”等等。2019年出版的還有《剩女記》，這是一部關注大城市“剩女”的成長與奮斗、愛情和夢想的話劇，他嘗試用不同的藝術手法來寫城市的不同側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當以一種獨特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城市時，城市的面貌才會變得更加清晰。2014年吳亞丁出版短篇小說集《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呈現了深圳從一個邊陲農業縣迅速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過程中，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沖擊，記錄了城市的異變，反映了人們對于城市歷史的思考和感受。總體來看，吳亞丁的作品數量不是太多，但他抓住了“新城市”“異變”這兩把鑰匙，書寫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深入地挖掘了這些變化對普通人內心世界的影響，探討了人物與城市變遷和命運之間的緊密聯系。他的小說集中指向新城市、新移民、年輕人、青春，以及創業和財富、簡單而陌生的社會關系等主題，彌漫著灰與紅交織的青春色調，孤獨和焦慮、身份和情感交叉纏繞，社會現實和個體精神的左右背離。從歷史時間和城市空間雙重視角來看，吳亞丁城市書寫的面貌已形成了輪廓和脈絡，基本完成了對進入成熟穩步發展階段的大城市的文學敘事。

在與吳亞丁的交流中，我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創作《無法抵達》時正值他從工作崗位退下來，有更多的時間思考城市未來的文學和文學中未來的城市。他還有“未竟之事”，就是嘗試以一種新形式寫出這個大城市的新境地——他在思考現代城市“無法抵達”這樣一個深刻的問題。荷爾德林“詩意地棲居”不斷被現實打破，“河的第三條岸”也不斷呈現它的荒謬，土地測量員K終其一生也無法進入“城堡”。充滿身份認同焦慮的流亡現代知識分子奈保爾看到世界急速流轉，一切都在不斷被拆除、重建，每個生命疲憊不堪，他們的內心生發出“抵達之謎”；虛擬現實和元宇宙的世界仍未能安定人們的靈魂——他感嘆“這個世界，總有那么多愿望，無法抵達”。縱觀現當代文學史，當鄉村無法抵達城市，城市無法抵達心靈，物質無法抵達精神，理想無法抵達現實，一個人無法抵達另一個人時，矛盾和沖突便出現了，現代性便產生了。特別是當財富名利無法抵達故舊往事、科技進步無法抵達心靈孤獨，一個奔跑的城市無法抵達世界的中心，一個人、一個階層及他們所處的城市，就會產生新的現代性。《無法抵達》創作于最近幾年，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全球疫情沖擊，人們對于自己如何出發、行走、抵達，以及抵達何處、何為抵達都有一個越來越深刻的反思。實際上，我認為吳亞丁提出了一個當今世界格局變化下大城市何去何從的問題，是一個現代城市版的“夸父追日”的寓言。

三

《無法抵達》這部小說是借助寓言的方式來寫新城市的新精神，是一部“新城市的寓言之書”。

寓言與小說并無明顯界限，有時候它們合二為一、水乳交融，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卡爾維諾的《高速公路上的森林》《意大利童話》、尤瑟納爾的《東方故事集》、略薩的《鐵皮鼓》等經典作品都具有這樣的特征。別林斯基在評論克雷洛夫的寓言時說：“那不是簡單的寓言，而是小說，是喜劇，是幽默的特寫。”作家卡爾維諾首先是寓言家，然后才是小說家，他說“寓言誕生于壓抑的時期，當人不能清楚表達其思想時，就會寄情寓言”。為此，他改編意大利童話，創作寓言式小說，美國小說家約翰·嘉德納稱卡爾維諾是“世界上最好的寓言作家之一”。卡爾維諾很早就意識到描寫城市的難度：“對一個小說家來說，要把自己有關輕的想法描寫出來并列舉出它在現代生活中的典型事例，這是很困難的，只好無休止地、無結果地去進行探索。”為此，他以其天才般的稟賦，用科學家的精準觀察生活，觀察城市，卻用寓言家的智慧和超脫講述故事，呈現真實，拆解現實與虛幻的邊界，巧妙地平衡小說的輕與重、小與大，揭示生活的真實與虛幻、未知與無限。

將《無法抵達》當作寓言來讀，我們很快就能躍過一扇旋轉門進入一個新的花園。歐冶、周憐幽的年齡和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在時間上擬合了，他們的身世也與深圳的城市發展歷史嵌套起來了。歐冶的灰色軌跡是不是這座城市的背影？我認為，成功與失敗是一種親密的關系，城市的成功和繁榮，必然蘊藏著失敗的一部分，而失敗的這部分某種程度上也是城市的基因。周憐幽的人生是不是這座城市的象征？跳脫了舊有的身世，輕裝上陣，在別人的幫助和成就之下，抓住時代的機遇，敢闖敢拼，也擅于提升自己，她擁抱了時代潮流，找到了前行通道，順風順水地獲得成功。但是，伴隨著人生進入四十多歲的“中年”，解決中年危機的問題，她需要重新尋找激情和動力。在與歐冶的交往中，她看到了城市的另一面，也看到了自己的另一面，如同童話故事里的一面魔鏡。

棲居——是城市現代性重要問題，海德格爾、福柯等大哲學家均對此做過深入的闡釋。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突出產物，是人實踐能力的空間化體現，為人們帶來巨大的財富和發展機遇。《無法抵達》中周憐幽購置的房室，既有小公寓、出租房，也有豪宅、別墅，還有作為商業與休閑空間的茶館。這并無特殊之處，城市中擁有不同類型房產的群體非常龐大。與經濟學不同，文學所思考和探討的是人與空間的各種關系，在更深廣的時空背景下，人與空間、空間與人之間的現代意義和影響。

周憐幽買房子，除了積累物質財產，還為了在這個孤單的世界，為自己、為親人尋找一方安身立命之所，把房子贈予給“想象的主人”，形成對故鄉之思、消逝之人、消逝之情的祭奠與寄托。她把位于深圳東部的一幢別墅取名為“蘇州小院”，并按江南風格進行裝飾，目的是“贈予”她的外公和外婆——想象著他們住在這里，為深沉的紀念。她九歲那年，外公外婆被一個窮兇極惡的男子毫無理由、毫無征兆地謀殺了，她沒有了可以倚靠和庇護的親人。來到深圳的她，當有了能力之后，仍然要尋找親人，尋找頑強生存下去的力量。“一個人，沒有親人，甚至沒有了自己的族類，這是生命無法承受之重。”這似乎是對一座城市的囑托，又像是一個生命寓言。

周憐幽的家在位于羅湖區的中部靠近香港的位置，是一座叫作“春風里”的豪宅，她將自己的居室取名為“凱風自南”。有一次冬至“過大年”，她邀請了自己公司的員工、閨密和歐冶，在這里舉辦了一場溫馨歡樂的小型廚藝秀，來自外地的女孩們都做了一道家鄉的特色菜。“大家都來自外省，遠離家鄉來深圳打工，故鄉山長路遠，中途遙遙。”吃飯時，大家議論“凱風自南”的意思，結果，包括當記者的歐冶在內的所有人都沒解釋清楚。而在周憐幽的心目中，這套房子寄托著她對母親的思念之情。眾所周知，“凱風自南”出自《詩經·邶風·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無令人……” 現代學者一般認為這是歌頌母親并深感自責的詩，“凱風”包含了兒女“思母”“孝親”的特定含義。之所以說這是一個生動的隱喻，在于這句詩出現在一系列的元素和場景當中：羅湖、香港、春風、故鄉、打工、過年、祝福、渴望……羅湖與香港毗鄰，一衣帶水，山水相連，是深圳經濟特區的“長子”，這里出現“周憐幽”和她心中的“凱風自南”，意味深長。對她而言，“母親”還寓意故鄉和追尋，每當想到遠遁的母親，她就非常難受，“事實就是，她有母親，可她仍然沒有故鄉”。

此外，她將一處陋室般的清簡公寓，留給自己居住；將另一處豪宅，留給備受折磨與傷害的母親；將有些嫌棄、充滿陌生人氣息的出租宅子，留給她陌生而且怨恨的父親；將按照自己喜愛設計的茶館命名為“小茶館”，作為平時閑暇和好朋友會客的場所，而交給別人去打理。她還將一輛昂貴的MINI小汽車作為自己的私密空間——移動的房子——她對這輛車有潔癖，不能容許其他人染指她的座駕，不能容忍陌生人與她近距離接觸，仿佛守著一枚安靜的勛章，亦仿佛守身如玉。小說寫道：“那些早已命名和未曾命名的房室和宅院，一直以一種虛席以待的姿勢，等待著它們的真正主人的蒞臨。”“而她，唯有以不斷添置房屋寄托心中所念。于她而言，有房子的幸福無所不在。于她而言，每一處房子，都代表了不同的風景；每一處房子，都傾注了深深的眷戀；每一處房子，都像是暗夜里一方足以自慰的沉溺；每一處房子，都是她的一個沉重的夢魘。”周憐幽的房室空間說到底是用以安放靈魂的處所，其隱形主人卻“生活在別處”，她無法尋找并安置好那些隱形的主人。

可以想見，這是抵達與無法抵達的寓言，是一個關于“空房子”的寓言，是關于“棲居”的現代性寓言。城市現代性下的棲居，是以人與世界空間的關系為基礎的，既有人的居住體驗，也有世界的空間性，還有社會關系的外延。人的在場賦予了空間以意義，從棲居出發，不斷對人在空間中的本真狀態進行追尋，是人從空間異化中的復歸。《無法抵達》隱含多種角色、多種時空向度的在場，也指向了多種意義的歷史性回歸。當代世界著名的社會家與哲學家齊格蒙·鮑曼認為：“在現代性中，時間具有歷史，這是因為它的時間承載能力在永恒擴張——空間上的延伸。一旦穿過空間的運動速度成了人類智慧、想象力和應變能力的體現，時間也就獲得了歷史。”周憐幽運用“智慧、想象力和應變能力”，使物理的房室獲得了人與空間的新關系與新形態，比如拒絕單調的城市建筑、對私密空間的持存和固守，流動的生活方式、心靈逃逸的可能、情感的移居與異位等。吳亞丁通過這樣的隱喻來賦予城市時間和空間以歷史感，來呈現空間現代性的迷思。

四

作為棲居的延續與反襯，《無法抵達》還寫了一個關于“破房子”的隱喻，猶如明珠出現在小說中，掩卷之余，才發現這顆明珠原來緊緊地鑲嵌在深圳這座現代城市的上空，熠熠生輝，無可替代。

在《無法抵達》的“潛海女人與MINI車”這一章里，講述了一個故事，周憐幽開著MINI小汽車去海邊兜風，路上經過一處荒蕪的舊村落，看見一群小孩子在朝一間快要倒塌、無人居住的舊房舍——一座過去的舊學校扔石頭，比賽看誰能砸中玻璃殘窗，結果一排門窗的玻璃都被砸破了。她友好地制止了孩子的行為。這件事情引發了她對“破房子”理論的覺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她的青瀾姐給她講的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年深圳有位年輕人在東莞買了別墅，沒過多久，這人就赴美國留學去了，由于走得匆忙，小院的門正好壞了，他便只用鐵絲簡單地扭緊了事。大半年后回來想賣掉那套別墅，發現居然院門半掩，窗戶破爛不堪，大門被雜物堵住，室內的家私早已搬走一空。經過調查，原來是先有小孩去拆了鐵絲，后來有人撬了別墅的大門，大搖大擺地開了貨車來一窩端走了。

從城市寓言聯想到“破房子”理論，我心頭為之一振，不由得緊張起來——《無法抵達》在敘事上保持一種緊張感，讓人能夠更加身臨其境地感受故事的波折——這與“破窗”理論一樣，如果一棟樓房的一扇窗戶被打破而沒有及時維護，就會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不斷引發對樓房的破壞，惡的行為就可能滋生和蔓延，也就是說，不良現象如果被放任存在，會導致其他人仿效，甚至變本加厲。現代大城市是千千萬萬不同個體的集合，有小孩兒，也有老人，有守法市民，也有盜賊莽漢，有正直正義之人，也有心懷不軌之人；有人愛這座城市，也有人恨這座城市，有人與之魂牽夢繞，有人無時不想離散；有人時刻維護這座城市，也有人不停地攻訐苛責……歐冶之所以落魄沉淪，與他偽裝自己，放縱自己，不正視和維護這座城市緊密相關。他在面對都市生活的孤獨和困境時，展現出了一種頹廢的心態，甚至失去了底線。在與周憐幽的相處中，表現出了對過去生活方式的“偽裝”，以此尋求新的生活體驗和情感寄托。這種棄舊的心理與小孩子們用磚頭去砸舊校舍的門窗玻璃是一樣的。當然，歐冶在對待與周憐幽的這段感情時，暗藏著投機心理，時刻權衡利弊，尋找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從某種程度上看，歐冶的行為接近砸“破房子”的行為。相反，周憐幽之所以能夠成功，與她能夠一如既往地堅守內心，維護美好的東西，維護生活著的這座城市是分不開的。城市亦是如此，只有大多數人來共同維護它，時刻修復它的破窗和破洞，棄惡揚善，這艘大船才能阻擋風暴，越行越遠。

“維護城市的美好”，是吳亞丁小說的一個重要指向，不僅在《無法抵達》，在《出租之城》里也塑造了諸多城市維護者的人物形象。或許這是他在呈現“無法抵達”這種人生的殘酷和失落之余，試圖為城市涂抹上鮮亮的顏色，隱喻城市美好未來的可能性。

【作者單位】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