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二本院校教師黃燈所著的《我的二本學生》引發(fā)社會對“二本學生”這樣一個數量龐大而又被忽視的群體的關注，以及對大學教育的討論。

四年后，黃燈的新作《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出版。這部集結她五年漫長家訪旅程的作品，記錄下她在云南、湖北、安徽、廣東等各地村莊、小鎮(zhèn)、山坡、街巷的足跡。

五年來，她乘坐高鐵、動車、長途客車、摩托車，從城市向散落在山海之間的鄉(xiāng)村走去。這種貼近大地、回到起點的走訪，讓黃燈獲得了講臺之外的更多觀察。

而通過傾聽，在感知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相同氣息的同時，黃燈也在一次次行走中，喚醒了自己對故鄉(xiāng)、對工廠、對祖輩、對親人的記憶。感受到教師這一職業(yè)的莊重和尊嚴，感受到教育的柔軟、美好和力量。

她在序言中提及家訪為自己帶來的饋贈：“和年輕人站在一起，直面真實的社會、自主抵擋生命的慣性消耗、盡可能和更多的人建立關聯(lián)，并在具體的生存細節(jié)和生命場景中，以下蹲的姿態(tài)，激活各自的生命活力，積蓄可持續(xù)的起跳能量和力氣。”

黃燈與學生及其家人的合影

是什么驅動力讓黃燈老師這樣堅持？面對年輕人的迷茫，面對教育體制現存的一些問題，作為教師還能做些什么？近日，羊城晚報記者專訪了黃燈——

“到現場去”的寫作

羊城晚報：去家訪學生的初衷是什么？

黃燈：學生是我最想寫作的對象群體。在原來的設想中，《我的二本學生》就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基于講臺視角的從教經歷與觀察，其二就是走向講臺背后對學生家庭的尋訪與觀察。《去家訪》這本書算是對第二部分內容的呈現。

我在2018年開始寫《我的二本學生》，但在2017年就已經開始了漫長的家訪旅程。站在講臺上只能看到學生的一個層面，我想更多地去了解他們，就需要看到他們家庭的層面。所以，去學生家里看看是我多年以來的心愿，但真正落實是從2017年暑假開始的。

羊城晚報：什么時候決定把家訪經歷書寫下來？

黃燈：在寫《我的二本學生》的時候，本來準備把家訪也寫進去，但后來發(fā)現講臺視角的部分寫完后，內容已經能夠自成一體了，若把家訪部分硬摻進去，結構不太協(xié)調。于是就有再寫一本家訪的想法。

羊城晚報：《我的二本學生》出版并引起關注，這對您關于家訪的寫作產生什么影響？

黃燈：原有的寫作計劃沒有改變。家訪是集中對我教學行為的敘述，我看到什么就寫什么，視角相對有限。但《我的二本學生》出版了以后，確實引起較多關注，我得以和一些教育學者有過交流，也參加過相關的教育學術會議，還收到了很多年輕人反饋的感想。

這些促使我對教育產生一些新的思考。比如，關于原生家庭對孩子的影響，是否真像輿論宣傳的那么確鑿？我觀察發(fā)現，原生家庭對年輕人的影響是有的，但并不絕對，其中有很多能動性。挖掘這方面的信息很重要，也能讓學生覺得有力量，生活有奔頭。

另外，在和一些教育學者討論后，也有很深的感觸。我不太了解教育學理論，我所做的就是我自己的教育實踐，我對教育的觀察都來自于我對學生的觀察、對我自己成長經驗的喚醒，包括父母對我的教育、我對我的孩子的教育觀察等維度。這些完全都來源于個人的生活經驗。

和一些學者接觸以后，發(fā)現他們的研究路徑是不一樣的。在他們看來，我是在做教育學的質性研究，而站在我的角度，其實就是在做非虛構寫作。

這些碰撞讓我的思路更開闊，有時甚至會突然“喚醒”我。例如，現在的我會下意識地在教學中滲透一些教育實踐。上寫作課時，不僅教學生怎么寫，還會觀察他們學完這門課程后有些什么變化。所以《我的二本學生》的出版，讓我感受到教育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是一門科學，很實在，看得見摸得著，可以通過具體的課程來實踐。

羊城晚報：《去家訪》一書涉及大量的信息資料，具體是怎樣寫成的？

黃燈：我做家訪的節(jié)奏并不快，每年只去幾戶人家，一去都會待上幾天，跟學生的父母交流，學生也會帶著我去看他們以前生活過的地方，是一種深度的走訪。這持續(xù)了5年。當時會拍些照片，記下要點、關鍵詞，重要的訪談也會錄音。正因為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寫的時候就能回到當時的狀態(tài)。

但《去家訪》是我寫得最難的一本書。5年的家訪內容，不算上整理材料的時間，僅初稿寫作我就集中用了八九個月時間。那時候是疫情期間，時間稍微多一些，我就像寫博士論文一樣，把自己關進圖書館。那些龐雜的錄音材料和記錄都需要重新梳理，相當于我再重新走了一遍家訪旅程，將其在文字上重現。

我能感知到那些細節(jié)，當時我的處境、心理狀態(tài)，都是刻骨銘心的。所以，我認為一定要到現場去，去和不去的收獲肯定不同，不去是不踏實的。

寫二本學生是自然而然的事

羊城晚報：除了寫法上的，家訪過程中有什么困難？

黃燈：我寫作的核心都是在理解學生的成長，敘述他們的成長，所以寫作的難度也主要表現在這方面，要去理解不同的學生，他們的成長處境千差萬別。其他倒沒什么困難，無非就是買張票，和學生家長溝通好。整個家訪過程在心理上是很舒適的，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事，而且很享受這個過程。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家訪的重要性在哪里？

黃燈：在大多數家庭里，孩子跟父母平時很難一本正經地去聊一些事情，但如果有外在力量的介入，可以達成一個聊天的氛圍，說些平時沒有契機傾訴的話。在家長、學生和我三者都在場的時候，交流的氛圍都很好。

有的孩子可能在過去對父母會有一些誤解，在我去家訪以后，他們其實有了一個重新認識對方的契機，因為家訪這一行為帶來了一種融合，像催化劑一樣，促進他們之間的交流溝通和理解認識。

羊城晚報：家訪要花費很多時間，這不得不犧牲自己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黃燈：這幾年的寒暑假我主要都在做家訪，稍遠一點的地方只有假期才能去。我兒子曾經抱怨說，從沒帶他出去旅游過，對比別的家庭，哪怕放三天假都會有旅行規(guī)劃。在他小時候，我確實因為太忙較少帶他出去玩，他后來也表示能夠理解。

但是我很看重對兒子的陪伴。只要有機會，基本上每周都會堅持和他進行一次深度聊天，兩個人認真且沉浸式地進行對話。他愿意和我講很多心里話。同時我很支持他的興趣愛好，盡可能地滿足他所熱愛的事情。比如他喜歡汽車，我會抽時間帶他一起去看車展，他想開卡丁車，哪怕在高中期間，只要有空，我也會帶他去。他會覺得媽媽是理解他、支持他的。

羊城晚報：這么多年來您堅持非虛構寫作，是否出于一種責任感、使命感？

黃燈：我不覺得非虛構寫作有多高大上。但是做這件事情很重要，就像二本學生這一重要群體居然沒人關注，我會很奇怪。從開始教學起，我就很關心學生的生活狀態(tài)，也非常感興趣，這些年學生給我寫的短信、發(fā)來的郵件、他們的作業(yè)、試卷我都保留了下來，積累多了就會有感覺，覺得應該有個人發(fā)起一個話題來集中討論這個群體。當然寫一個作品出來就是最好的話題，所以寫二本學生是自然而然的。

羊城晚報：在寫作中您對自己有怎樣的要求？

黃燈：非虛構寫作在很多方面與深度調查有些相通，都傾向于對真相的探尋的。在任何一個年代，老百姓都會對真相感興趣。

我對寫作的要求非常嚴格：材料掌握到什么程度，他們關于一件事談到什么程度，我就寫到什么程度，不加任何編造，如實地呈現。書中哪怕是一條公路都是很清晰的，為了讓地理方位更準確，我會打開地圖仔細對照，看看我們經過了哪條路。可以說按照我書中的指引就能去到學生家里。

其實這個寫法很累。打個不恰當的比喻，非虛構寫作就是用文字拍紀錄片，速度快不起來，因為每一句話都要落到實處。我在2003年寫過20多萬字的隨筆，只花了20多天在房間里就寫完了。我感受過寫作的速度，那時候寫得快因為是對我個人經驗的一種表達，而我寫非虛構就會覺得進度很慢。

老師對學生應該是有愛的

羊城晚報：您很容易和學生打成一片，成為他們信任的人。如何做到這點？

黃燈：我跟學生之間沒什么距離，學生在我面前很自在，很多人說我就像他們的家人一樣，沒有隔閡。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我很簡單直率，待人也真誠，不說假話。現在大學生的困惑也很多，有個傾聽者很重要。他們可能對于我這種性格特質的人容易產生訴說的意愿。

羊城晚報：對于學生傾訴的困難，老師應該如何引導？

黃燈：其實老師能做的很有限，有時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他們需要精神力量，需要有人看見他們、懂他們的心思，能夠疏導、指引他們看到別的角度。比如有的學生不知道如何規(guī)劃學業(yè)，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歡什么，這個時候老師就能提供一些具體的建議。

還有些學生向我傾訴困難，可能與學業(yè)無關，我也會先聽他們訴說，結合我自己的成長經歷，盡可能引導他們坦然去面對。既然學生找到我傾訴，作為老師，就算不能給到實際的幫助，也可以提供精神和心理支撐，老師對學生應該是有愛的，能讓學生感受到“老師是理解我的”。

羊城晚報：您對學生的挖掘和書寫是否也是在回顧自己，書寫自己？

黃燈：我在寫作的時候有一些代入感。我對二本學生算是觀察得比較深，也是因為我和他們其實是一樣的。一方面我看到學生的成長，另一方面我看到自己的成長。

我在寫《大地上的親人》的時候，會想到書中那些人群，我的外甥、侄子、堂弟，那些80后、90后，如果沒有遭遇留守兒童或者外出打工的經歷，如果他們考上了大學會有怎樣的命運。其實《我的二本學生》系列就回答了這些疑問。我所教的學生年齡跨度囊括了上述各個年齡段的親人。

老師這一職業(yè)讓我擁有機會預設親人的另一種面向、另一種生存。而我的學生家長基本算是我的同齡人，家訪讓我獲得了和他們直接交流的機會，我對他們又有了進一步觀察和理解。

每次走進學生家，我都懷有特別的期待和真實的雀躍，見到家長的那一刻，內心充盈著一種久違的溫情。這種讓人放松、沒有隔膜、彼此敞開的關系，固然來自師生之間的信任，更來自我和我的同齡人——學生家長之間，因為共同的時代記憶所產生的共鳴，在以家訪名義的遙遠回望中，不需要語言，我們就能跨越具體的現實處境，滋生出一種別樣的理解和默契，感知到彼此的心心相通。

羊城晚報：老師的科研壓力、生存壓力及家庭壓力，和他們教書育人、關心關愛學生，這些要怎么平衡？

黃燈：其實對我來說，授課、寫論文、做課題沒有太大難度。我在2014年已經評上了教授，我現在的寫作對科研成果或是職稱評定沒有任何影響，純粹是出于喜歡才去做的。

但是剛入職的年輕教師很難有這種精力，所以不能要求每個年輕老師像我這樣去家訪，這完全看個人選擇。客觀說來，現在年輕老師的壓力比我們讀大學時老師的壓力大很多。

有學校領導問我怎樣調動老師的積極性，我就說：“學校對老師好，老師就會對學生好。”學校給老師盡可能地減負，減少一些事務性工作消耗他們的精力和時間，他們就會有時間和精力去管學生。老師天然是愿意帶學生的，這是教師這一職業(yè)成就感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學生不是老師的麻煩，而是老師的幫手，也是讓老師成長的動力源。所謂教學相長就是如此。

成就來源于熱愛和激情

羊城晚報：如今老師的教學科研壓力大，大學對學生科研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以及就業(yè)環(huán)境越來越“卷”，您認為一個負責任的好老師應該怎么做？

黃燈：既然身為老師，應該都會覺得年輕人的成長是個重要話題。寫論文、評職稱當然很重要，但在我的工作理念中，最重要的，是盡最大可能把學生培養(yǎng)好。學生的順利成長，找到好工作，他背后的家庭就會安定下來，這具有社會意義，對老師而言也有成就感和獲得感。

那么回到老師的生存壓力和對于學生的關心二者之間的平衡，我覺得年輕老師要做好自己的規(guī)劃，一方面不能對學校的評價體系完全置之不理，另外一方面也要去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

羊城晚報：現在網上有些教授說家境普通的學生慎選文史哲專業(yè)，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黃燈：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很多人總以為大學教育是萬能的，這不一定。好多人沒讀大學，但是出于自身的喜愛，在文科方面也能做得很好。雖說這樣的畢竟是少數，但其實每個人都有他所擅長的一面，就看有沒有發(fā)現自己的特長，以及是否被破壞掉，是否堅持下來。

我見過很多這樣的學生：找不到自己的所長，什么事都能應付，也可以憑借聰明才智完成任務，但并沒有很強烈的熱愛和激情。這樣其實很容易內耗，也很難將事情做到極致。很多人覺得自己很普通很平凡，因為他們沒有找到內心的驅動力到底是什么。這就是現在學校教育的有限性。

千篇一律的應試教育標準破壞了學生對特長的發(fā)掘和堅持。一個社會人只要有一個長處就可以在社會立足，尤其在智能時代。但是現在的教育已經定好了標準，要求人不能有任何一塊短板，而且每個板子的齊整度要差不多。所以真正成才的人畢竟不多。

一件事情做到極致一定是來自熱愛和激情。我對我的學生持續(xù)地關注和記錄也是因為對人的成長始終是感興趣的，所以才會不斷地去分析它。

羊城晚報：接下來您有什么寫作計劃？打算寫小說嗎？

黃燈：暫時沒有打算寫小說，以后有些合適的題材可能會寫一些散文。當然我會持續(xù)保持對學生、對年輕人的關注，繼續(xù)走進學生家里。

原文載于2024年3月10日《羊城晚報》A8百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