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現代主義洗禮之后，越來越多的中國當代作家意識到：認識不到生命的深淵性，是謂淺薄；但無法超越生命的深淵性，則將導致思想和寫作的沉淪。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觸及主體自我救贖與生命重建這一主題。伍華星的《入刀山》正是這樣的作品。

臺風“悟空”（這個名字也是意味深長）來襲，將“我”工作的工廠摧毀，使“我”失業，陷于困頓。“我”憶起阿嫲臨終的囑托，決定踏上歸途，去福祉院看望“阿弟”。這個“阿弟”，卻是“我”同父異母的阿姐。為了好生養，阿嫲從小叫“我”阿妹，叫阿姐為阿弟。這里有深意存焉。我們都寄居在不能自主的名字、性別和命運的屋檐下。尤其諷刺的是，“我們”既無法選擇自己的性別，也無法選擇別人如何命名“我們”的性別。阿嫲是待“我們”極好的親人，她刻意的性別誤認是善意的。但越是善意，就越顯出“我們”命運的非自主性。“我”命途多舛，“阿弟”則更加坎坷：自殺過，砍傷過父親、阿嫲；偷偷騎父親的摩托車帶“我”去游泳并險鑄大錯。“阿弟”開始不吃不喝，漸漸語無倫次，終于被父親送進福祉院。參加工作后，“我”已五年未見“阿弟”。小說將如何去寫這樣一場見面？一個陷入困境者，與一個處于更深困境者的相遇。我們不禁好奇。

福祉院在山中，所以看望“阿弟”就是入山，這似是題目“入刀山”的呼應。中國多個少數民族有“上刀山”的民俗，這里的“入刀山”所指又為何？讀下去，就發現，小說既寫入山，也寫出山——“我”和“阿弟”及其福祉院朋友的一場亦真亦幻的奇幻之旅。在福祉院的第二天，護士俱已離去，“我”來與“阿弟”告別。“阿弟”說今日要和波鞋阿哥、笑面人一起出山。在他們的邀請下，“我”決定與他們一起出走。我們從院內的隱形門出去，在山羊的探路下穿過山巖，去到省城（這里似暗示著“出山”之旅的超現實性）。這場“出山”之旅，也是一場生命重建和精神療愈之旅。

在城里，他們走隧道，過白面女人街，吃大排檔，看舢板和江水，來到了妙妙發廊，又在砂糖橘（“我”的朋友，從前的發廊小妹，現已承下妙妙發廊）帶領下參觀戲院。在戲院天臺的小屋，我們動手制作巨大光幕。我們看了狐貍人，仿佛進入另一世界。不一會兒，停電了，笑面人、波鞋阿哥稱要做煲蠟去無燈點燈、無火點火。“阿弟”出錢讓“我”買蠟燭。在煲蠟的過程中，我們一次次看到火苗升高然后落下，最后“阿弟”竟變成繡紅蠟像，寸寸皴裂開，蛻去一層皮。這番描寫處處暗示著其幻想性或超現實性。“阿弟”蠟像蛻皮的細節，更典型地暗示了主體重建的主題。“我”送他們回福祉院。一路上，他們齊齊睡去、吃藥，“我”不知他們是真懵還是裝傻，只覺他們是小小戰士。幾日后，梅阿姐發短信感謝“我”帶他們去修行，并言認那洞天過去，從這福地行來。此后，想到他們，“我”就心口發熱，溫暖、喜悅。實則，“我”也被他們所感動、啟示和療愈。

小說頗有玄機和隱喻之處在于：入山實是出山。這里暗示著，并沒有一個現成的福祉之山等著你去投寄，你仍需出山。或者說，福祉山中人，需去入人世間的刀山，去褪一層皮，去重建一個“我”。困頓中的人，仍需有這樣的勇氣。

事實上，“出山”在南方方言中指死者出殯。小說中正是用“出山”寫阿嫲往生。“阿嫲在一個酷暑天往了生。出山那日，天口實在辣毒，以至賓客都能看見她身體飄出水霧蒸汽。”這里以蒸汽暗示往生者的魂靈遠逝，進入另一種生命態。往生叫“出山”，那在世不是“入山”又是什么？且入的不是什么幽林青山，而是酷烈人世的刀山。小說暗示著，每個人都不得不在世修行，入刀山，是另一層生命，以抵抗自然命運的無常和悲苦。《入刀山》通篇彌散著舒緩筋道的粵方言元素，這在如今本不稀奇。有意思的是，小說的主題正是從方言“出山”中引申而來。何以“出山”卻是出殯之意，這是根植于方言中的生命哲學的。作者于方言，不是取其矯飾，而是取其智慧，取其根底。可見，方言在此，不是表，而是里；不是皮，而是筋骨。這是有意味的方言寫作。

《入刀山》以超現實的方式完成某種生命啟迪或生命重建，不由令我想起村上春樹的《海邊的卡夫卡》。小森陽一嚴厲地批評了小說對歷史創傷想象性的療愈。《入刀山》關涉的是自我創傷，而非歷史創傷。重建生命意識無疑是對的，但有現實感的重建與想象性的療愈之間，其中的尺度考驗著每個寫作者。青年作家伍華星也不得不面對此一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