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潮汕地區懷有很深的情感。我本科就讀于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第一次田野考察是到潮州的鳳凰山考察當地的茶農。那是我跟潮汕的第一次結緣，從那以后，我去潮汕地區有十幾次，對潮汕文化有了越來越深入的印象，還寫了一篇散文《在潮州的風中呼吸》。潮州文脈自韓愈到來后便綿延不絕，及至當代依然如此，甚至有了大氣象。

一個地方突然有個別天才出現，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說像在潮汕地區這樣涌現出那么多的學者大家與文壇新秀從饒宗頤到陳平原、洪子誠，再到廣東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張培忠，青年評論家陳培浩，青年作家林淵液、陳崇正、林培源、陳潤庭等等這一定是“非正常”的現象，是需要去研究的。我們的問題不妨換一個方向來問，不要問為什么潮汕人離開了潮汕地區會有更大的作為，而是問為什么潮汕地區能涌現出這么多的才俊。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更好的問題。因為這些學者在走出潮汕之前，他們共享了潮汕的地方文化，有了相近的早期教育，這使得他們能夠將故鄉文脈的星火在更高的平臺上燃起奪目的光芒。

因此，今天我們在這里談論僑鄉文化，實際上我們可以把視野放得更大。“僑鄉”這個概念，不是民間概念，而是一個國家概念。在改革開放之前，很少有僑鄉這樣的說法，那時更多的是華僑的概念。“僑鄉”這個說法是改革開放時期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打造出的一個鄉愁符號，由此來喚醒、來維系跟海外僑民的情感聯系。我覺得這反映了僑文化背后一個很深的意蘊，那就是邊界的問題。僑是作為國家邊界形成過程中的衍生物。前現代國家的邊界并非像今天被鐵絲電網攔著這樣清晰，古代國家的治理技術沒辦法做到如此精確，中央的權力越到邊疆地區，它的控制力就越弱。因此，邊界地帶實際上是非常模糊的。更何況，在古代，中華文化圈相當具有影響力，接壤的國家也有著差不多的文化認同，這更是讓心理的邊界變得模糊。這就導致邊陲地區經常處于一種雜糅共生的文化當中。因此，僑文化反映了一種天下意識跟國家觀念之間的歷時變化。直到現代的民族國家興起之后，人們才把邊界守得那么嚴，讓邊界的人口流動性遭遇了根本性的限制，而冷戰則讓邊界成為極為敏感與重要的權力象征。因此，我們要思考的是，在僑文化背后所蘊含的這樣一種從敞開到封閉、再重新敞開的歷史大變遷過程。

林崗教授提到，改革開放后，僑民從海外回來之后，又把那些傳統的文化帶回來了，這個現象很有意思，我們必須追問：為什么會這樣？實際上，對僑民來說，他們有著更強的文化認同，因為他們在海外找不到這種認同感，失去了這種認同感。僑民中流行的一句話叫：“離土不離家。”這個家便是對故鄉的強烈的文化認同感。而故鄉早已發生了滄海桑田的巨變，他們的文化認同感還來自出海回眸時的情感與記憶。

如果我們仔細去放大僑民的生活，我們會看到很多奇怪的現象，甚至有太多的悲劇。比如僑民在出海之前要有一個當地的婚姻，但他出海之后可能一生都不會再回來，在南洋找到新的伴侶，只是寄錢回家，那么他在故鄉的妻子便要獨守空房一輩子，這對那個時代的女性來說是一種悲劇。這種情況還算好的，甚至還有一些很難被現代人接受的方式。僑民從小就出海了，他長大了要結婚，但根據這種文化認同，他的原配妻子必須是故鄉人，可他人在海外又回不來，怎么辦呢？他的親人會幫他在故鄉舉行一場沒有新郎參加的婚禮，新娘會抱著一只公雞拜堂，那只公雞就是新郎的象征。從今天陌生化的視角來看，這就是一場人與雞之間的婚禮，是非常荒誕的。

但這些故事，還是很打動我，因為我在其中發現了非常濃烈的文化認同感。文化認同感是如此的重要，在僑民當中，這種文化認同感的重要性有時候甚至都壓過了對生存的實際需要。這種文化認同感的背后實際上是一種意義的建構。假如讓我來寫關于僑民的作品的話，這種意義的建構與尋覓會非常觸動我。它讓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人不單靠面包活著。人活著是有意義的，那些出海謀生之人，那些普通人的人生，都有一個意義的建構。這種意義建構的機制形成了獨特的僑文化的內核。我覺得寫作一定要把這個意義建構過程給展示出來，賦予它更高的象征與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