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創作成果日漸豐碩，屢有作品被翻譯成外文出版，許多作家也走出去，頻頻與國外文學界交流。

近日，羊城晚報就這一話題，邀請一批“文學使者”——詩人、中國詩歌學會會長楊克，詩人、《作品》雜志副總編輯鄭小瓊，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訪問學者龍揚志，作家、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王威廉，以及美籍華裔作家劉荒田，作家、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高級講師蘇煒，以線上線下的方式相聚羊城派直播間，暢談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創作與海外傳播——

A 概念：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強調關注時代

?“走出去”得益于呈現急劇變化的時代

羊城晚報：您對“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這個概念是怎樣看的，請結合自己的創作談談？

楊克：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是很明確的。前幾年我在中國作協組織的一次活動中寫了兩首詩，《聽見花開》寫大灣區11個城市的市花，而在《大灣區的天空》里說大灣區的飛機場很多，所以大灣區的天空是最繁忙的天空。在沒有提出這個概念之前，1993年我就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一組詩《在商品中散步》，開始了城市化、商業化的寫作。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香港的一個電視臺來給我拍一個節目，主要就是以我的兩首詩《天河城廣場》《在東莞遇見一小塊稻田》為背景。

為什么我會寫《天河城廣場》？因為廣州的天河城是一個商場，是全中國第一個把商場叫作“廣場”的地方。《在東莞遇見一小塊稻田》是2001年寫的，為什么寫這首詩歌呢？東莞原來是農業文明發達的地方，有水稻、甘蔗，有很多河涌，但它變成了世界的制造業基地，現在在這個地方就很難遇到稻田了。這兩首詩傳播很廣，2002年日本東京大學就為我開過一個研討會，20多個日本的大學教授，只研討一首詩，就是《天河城廣場》，他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研討，認為這意味著詩歌題材的裂變，寫出了中國在從農業文明向現代商業文明這種進程中的一種變化。

羊城晚報：您的詩歌有不少被翻譯到國外，為什么會選擇您？

楊克：第一是運氣。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詩人大衛·艾詩樂來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書，他當時就翻譯了我三十幾首詩，他翻譯得比較準，因為每首詩都是經過和我當面談后翻譯的。當然，我寫的是大灣區詩歌，但也是中國的詩歌。

以前的人可能他一輩子就生活在一種文明背景下，比如農業文明，而我們生活在四種文明背景下，我們同時經歷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商業文明，還有現在的信息時代，我個人的寫作主要就是呈現了我們在當代這種急劇變化時代的變化，所以我個人覺得我的作品被翻譯主要與此有關，得益于我們國家40年來的變化。除此之外，也有詩歌語言、題材、觀念等方面的變化。

新的人群、新的經驗、新的生活成為被書寫對象

羊城晚報：從海外的角度怎么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

劉荒田：我現在生活的地方也是灣區，叫舊金山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是我的生長之地——出生于臺山，后來出國在舊金山灣區生活了大半輩子，晚年退休之后也長期定居在佛山，這“三山”就是我一輩子的。從青年到現在，基本沒停止過中文寫作。寫作第一個功能就是溝通，讓人互相了解彼此是怎樣生活、怎樣思想的，而人性基本是一樣的，不管是哪一個灣區，文學都會有各自的特色，作家都需要有一種內在的自覺追求。

龍揚志：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傳統，因近海之便形成了與傳統農耕文化不同的海洋文化，在參與世界經濟、文化的過程中展示出積極進取的探索精神，近代以來產生了很多思想、文化精英。比如，鄭觀應在澳門完成的《盛世危言》，提出了不少前瞻性的見解。改革開放40多年來珠三角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深圳、東莞、佛山、中山、江門等城市涌現了一大批制造業，無數外來者在這里書寫有關生存與創業的故事。大灣區這個文學、審美、想象的空間里產生了新的人群、新的經驗、新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一些不被辨識的、無名的經驗成為被書寫的對象。大灣區文學理應強調對未來的關注，順應文學主題由鄉村向城市轉移的歷史趨勢，既書寫一代人在這里的理想追求，也抒發尋夢者的悲歡離合，呈現大灣區文學的現代性特質。

B 創作：

不斷地跟這個世界發生“摩擦”

從東莞開始的寫作

羊城晚報：大灣區文學的特點之一是接地氣，您的詩歌寫作之路就是從珠三角的工廠開始的，請談談當時的情況？

鄭小瓊：當時，我畢業后在家里沒工作，有很多朋友在這邊打工，在我最迷茫的時候他們介紹我來廣東，第一站是東莞，所以我的寫作是從東莞開始的。應該說，東莞帶給了我很多困惑，但也帶給了我很大的幸運。因為有很多話要說，然后就找到了閱讀、寫作。大灣區對于一個在外來打工者，有很多機遇，我也是抓住了這個機遇，成長起來。

羊城晚報：您是外省人，以寫作而論，什么時候才意識到已經成為灣區（廣東）文學的一部分？

鄭小瓊：這是現在的追溯，但我在寫作的時候，其實沒有那么界限分明的，當時就在那個環境里面，寫的就是自然而然的身邊的環境，身邊的生活，所以它是一種自然生長。

羊城晚報：隨著工作和生活的改變，寫作的題材和體裁有什么變化？

鄭小瓊：開始的時候，關于鄉愁的抒發可能多一點，后來就寫自己在工廠的生活，再后來離開工廠，主要是寫自己。比如，我多次登白云山，就寫了很多關于白云山的詩，我覺得也是對這種城市的一個致敬。到編輯部工作以后，耳濡目染，寫作體裁也從寫詩跨界到寫小說。當然，詩歌還要繼續寫，詩歌永遠是我的主業。

構成一種新的城市美學

羊城晚報：您來自陜西，作為一個很“北方”的作家，覺得什么是灣區文學？一定要寫灣區才叫灣區文學嗎？

王威廉：一個寫作者跟他生存的環境是息息相關的，我這些年的寫作也是一直在變化。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我前年出版了一個科幻色彩的小說集《野未來》，小說里實際上是跟我們生活的灣區關系非常密切，有較濃的嶺南特色。廣州、深圳是兩個距離特別近的大都市，當我在兩個城市之間穿梭的時候，生理性的震撼特別大，所以我專門寫了一個小說《城市海蜇》。但我不想把它當作描摹的對象，我所觀察到的廣州已經不再是過去的廣州，它是生機勃勃的，魚龍混雜的，我不急著去全景式地把握廣州的城市形象，更多的是一點一點地去反思我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在小說《父親的報復》里，我描寫了這種狀態，是一個廣州的故事。所以，在大灣區寫作，其實獲得的是一種恢宏的視角。我在廣州居住的時間差不多有23年了，在這漫長的時間里，大灣區文化的影響深深地印在我的寫作里面。

羊城晚報：您是從本科、碩士一直讀到博士，很多時間在校園里，對大灣區這樣的題材是怎樣去獲得生活體驗的？

王威廉：中國作家要不斷地跟這個世界發生“摩擦”，要有靈感的收集。我寫小說《你的目光》的時候，就是去深圳的一條街道開會，跟當地人聊天，他說當地生產了全球六七成的眼鏡，讓我覺得特別驚訝。眼鏡本身也是一種隱喻，它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然后又了解到眼鏡設計師的職業，有迪拜富豪來訂制價格高昂的眼鏡。所以《你的目光》里的寫作完全是打開了一種大灣區的視野，我覺得大灣區的視野的背后實際上是世界的眼光。華為的總部在深圳，微信的總部在廣州，大灣區也是科技應用最前沿最發達的地區。以前鄭小瓊在珠三角打工的時代，工廠里都是流水線手工作業。現在工廠里都是機器人了，但也許我們又有了新的焦慮。這是一種帶有某種新的普遍性的城市經驗，對于整個中國的未來來說，可能它都提供了一些不確定的東西，構成一種新的城市美學。

楊克：我必須強調一點，以前當我們談論廣東文學的時候，好像是一種地方的文學，而且渴望獲得北方的承認。但我們說寫大灣區，寫的是中國的文學，寫的是世界的文學，它是當代人類的經驗，它不僅僅是灣區，我也一直是用這樣的眼光來寫作的。

“我就是一個道地的廣州仔”

羊城晚報：您人在美國，所接觸的海外華人作家里有沒有與大灣區關系比較密切的？

劉荒田：到現在為止，在美國的中國人的主體還是廣東人，很多華人作家也是廣東籍的，他們的創作里也有很多反映了廣東的情形。比如，我比較熟悉的蘇煒就是一個，他的作品里體現了東西方融合性的特點。

羊城晚報：蘇煒老師在耶魯大學東亞系任教，你教授的主要是中國文化課嗎？

蘇煒：在耶魯大學我就是個中文老師，包括中國現當代小說選讀、華裔班，還有書法課，都是耶魯的高級中文課。5月是美國的亞洲太平洋文化月，所以半年以前耶魯大學東亞中心就找我商量，說要做點跟中國有關的事情。30年前，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國當年的華工以臺山、開平、中山這三個地方的人為主，參與修建美國的太平洋鐵路，這段華工的重要貢獻以前在美國的歷史上是被抹掉的，我很震撼，后來我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紐約的華人博物館找了很多材料，當時就寫了一個舞臺劇。這個舞臺劇后來改寫成清唱劇，叫《鐵漢金釘》，2019年在紐約的卡耐基音樂廳正式上演了。最近，加州導演周敏還做了一個叫《回家》的短紀錄片，也是記錄當年華工的犧牲情況。這在5月亞太文化月中變成耶魯大學一個很重要的活動，我們在五一那天，會在一個大階梯的課室作展演，安排放映和討論兩個半小時。當年近兩萬華工基本都是廣東人，所以這個《鐵漢金釘》清唱劇本身用了很多廣東的元素，比如說里面的苦力號子，都是用廣東話喊唱的，還有粵語童謠《月光光》貫穿了整個清唱劇，當時演出效果很好，很多華洋觀眾都是流著眼淚看完的。

羊城晚報：在您的創作中，大灣區（廣東）占有怎樣的分量？

蘇煒：我就是一個道地的廣州仔，平時跟廣東華人交流都是講廣東話。1982年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創作出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渡口，又一個早晨》，寫的就是珠三角的渡口，還有兩三部小說都是以廣東話為根基的表達。

C 傳播：

搭乘火車奔馳在法蘭西的原野上

在國外出版有神秘“配方”？

羊城晚報：近些年來，不少大灣區文學作品被翻譯成外文出版，也有很多作家頻頻到國外參加文學交流活動，搭乘火車奔馳在法蘭西的原野上，是一種怎樣的感覺？

鄭小瓊：這幾年我在法國、美國、澳大利亞、荷蘭、意大利等地都被翻譯出版了一些詩集，有些人覺得我為什么這幾年突然一下子在國外出版了這么多，認為我有神秘的“配方”。其實，它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我想到了古代詩人寒山，為什么他在美國非常有影響？主要原因是美國對東亞文化認識早期，有一些介紹了寒山的人，這就是偶然性。但前提是你必須寫得好，這是必然性。比如，我很早的時候寫博客、微博，有一天看博客留言，說他是德國的翻譯家，想把我的詩譯到德國去，還邀請我到那邊去交流……慢慢地，我的詩集就有德譯本。后來，德國柏林就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詩歌節，再后來又在漢堡等一些城市舉辦了很多朗誦會。

羊城晚報：您覺得國外文學界選擇您的作品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鄭小瓊：我覺得可能現在外國人都比較想了解中國，而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我寫的剛好也是當下中國的經驗。

楊克：外國人選擇中國作家作品的時候，也有一個辨識度問題，鄭小瓊的詩歌寫作的辨識度是很高的，她的寫作里有一種中國的底層寫作和女性寫作的特點。當然，作品的質量是第一的。

科幻成了一個普遍性話題

羊城晚報：王威廉老師參與了廣東省作協組織的作家大規模外譯的活動的組織。當時選擇作家作品按照什么樣的標準？

王威廉：對，當時我在廣東省作協工作，參與組織了“當代中國廣東文學國際譯叢”這個大項目。先是俄文，后來又推出了匈牙利文、意大利文、英文，我們肯定是力爭想把廣東最好的作家作品譯介到全世界，遴選的過程是很嚴格的，一個是要獲得至少省級大獎的作品，然后還有發表的刊物都是級別很高的國家級刊物，尤其是要結合一些灣區的特色。選出來交給漢學家之后，給予對方選擇權，這是雙向選擇的一個過程。

羊城晚報：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有什么可供借鑒的經驗教訓？

楊克：之前這個活動我一直都有參與。因為是作協在組織，所以是出翻譯合集。但國外出版社喜歡出單個作家的文集，小說、詩歌、散文都好。而且他們說，合集如果涉及移民、打工，或者粵菜、粵劇，海外的讀者會更感興趣。

羊城晚報：在寫作風格上，比如小說，現實主義或現代主義，他們更接受哪一種？

王威廉：僅就小說而言，他們更喜歡現代主義的，然后有一點科幻色彩，因為現實主義的作品可能與中國的地方經驗太接近，他們不是特別理解。據相關研究者說，劉慈欣的科幻作品現在是中國作家在國外賣得最好的。科幻成了一個普遍性的話題。

羊城晚報：灣區文學的底子主要是嶺南文學、廣東文學，據您觀察，這在海外廣東作家中有何體現？“走出去”怎么落實？

龍揚志：確實，灣區文學的底子是嶺南文學，港澳文學走過殖民歷史、跨越世紀末回歸而進入特區時代，可以共同分享的歷史文化記憶和現代經驗非常多。在“走出去”之前，大灣區內部還可以開展更多的交流，相對于不同語言之間的交流，文化區中的互動更易見成效。

“走出去”本質上是一個交流與傳播的問題。海外華人一直是語言翻譯、文化轉譯的重要橋梁，只要寫出好作品，自然不用擔心“走出去”的問題。具體到文學的翻譯，這不是一種強制性的需要，跟個人趣味、意識、感受密切相關，而且個別作家、詩人的作品被翻譯成外文，不代表這個地區的文學就“走出去”了，必須創造機會讓更多人參與世界文學的對話。

（來源：羊城晚報，文/ 吳小攀 陳曉楠? 圖/戚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