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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楠 | 拓展“自我”的疆域
——野松詩集《裸袒的靈魂》的內在性及外延性
更新時間:2023-12-21 作者:蔣楠來源:中詩網
這是一種借助語言的蹤跡,來覓獲生存意義的方式,一種生命的自我釋懷和自我敞顯。詩人在此“敞顯”的,便是他自己富有疼痛感的內心,一個多棱呈現的詩性靈魂。
野松為我們提供了一份探尋靈魂維度和深度的文本。《裸袒的靈魂》,正是其文本的價值所在。這是一種借助語言的蹤跡,來覓獲生存意義的方式,一種生命的自我釋懷和自我敞顯。詩人在此“敞顯”的,便是他自己富有疼痛感的內心,一個多棱呈現的詩性靈魂。
讀野松的詩,我們會發現,他的寫作已自然流露出“向內轉”的傾向。在詩人的大部分作品中,時間、靈魂和意識互相交織,解析著人類心靈深處那個無限接近“真相”的方程式。詩集《裸袒的靈魂》,完成了一次“肉體靈魂的超越與回歸”,并從“疼痛之上”獲取力量——這是詩人一貫所尋求并固守的文本價值取向。在這部作品集里,詩人的創作依然承襲了浪漫詩學的激情、敞亮、感性,迸溢疼痛詩學的本真、向上、超拔。其文本的精髓和幽深處蟄伏著疼痛感,而疼痛感深廣的“外延”,都與廣闊復雜的社會層面織纏在一起,體現出“多維人性”。
賦予詩歌文本以疼痛感,是野松一直遵循的頭號兵法與圭臬。缺乏疼痛感的詩人絕對是只會碼字的手藝人,放棄疼痛感的詩人只能是時代畫屏上的流螢。從本質上說,“疼痛感”以其極端的樣態濡染了野松的精神體驗,其文本旨趣在于無遮無擋地呈現“自我”的靈魂疆域:在造境空間中踱步,從生命律動到精神棲居——思想造就了詩歌文本的靈魂,靈魂使得詩人的作品與世俗保持著有效距離。詩人一方面在靈魂上尋求超脫現世生存狀態和突破生存藩籬的境界,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對生命本原和意義進行追索,在自己心路歷程上構建令人神往的“真值函項”。詩人傾聽內在的聲音,與靈魂深度攀談,在橫跨現實際遇的向度上,訴諸本性生活。這種本性生活,即是他生活在自我建構的精神空間之中“詩意地棲居”。這也是詩人營筑的精神領地——欲掙脫現實的磨礪和束縛,必然轉而冀望“家園”的一種詩學維度。籍此誘引他達成心靈空間的坦然與安適、自在與自足。
心理及其意義表達,是決然不能貌合神離的,其朝夕相伴的現象學“呈現”,只是一種多向度的符意關聯及其“意謂”效果。就這個“效果”來說,野松的創作,已然回歸一種自省的心理狀態。在詩人筆下,靈與肉的合一所帶來的平衡與和睦,靈與肉的疏離與隔膜所帶來的苦痛與煎熬,還可以放在這個瞬態萬變的社會秩序所帶來的倫理認知、情感認知、身體認知的變化層面上來辨識。?
在存在中歌唱
喑啞的咽喉輸出厭倦的氣息
無止境的攀爬和仰望
實為生命的冒險,靈魂的自我束縛
無法讓夢想脫離預設的軌道
也無法讓夢想在夢想中
傾聽大地急切的呼喚
遠方的長袖,又如何能掠過天空
送來散發著夜來香的溫存
讓心靈在渾沌中興奮一會兒,興奮一會兒
但在這寒冷的黑夜,水已無波無浪
只有內心的眼睛能看到那臨水的草屋茅舍
靜靜地等待光芒,等待一種激情的燃燒
?
如果真的不能詩意地棲居
那就讓我在紅塵中隱遁吧
讓我負荷一物,吸著地氣低低飛翔
而不再在高處泣血歌吟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真的不能詩意地棲居》)
野松的詩集,全然蕩漾著靈魂的濤浪與深度,對于任何現實都具有一種靈魂的超越性。這是一個諂媚平庸的時代,世人的雙眼大多只盯著看得見的“物質世界”,比如貨幣、鋼筋、水泥和肉體,只相信可以帶來“安全感”的一般“等價物”。正所謂“反物質是物質世界的鏡像”,詩人必須把筆觸插入更普遍的人性存在維度和倫理維度,在肉身感官一次性交易中,索取本源與歸宿。在詩歌的直觀和肉身時代,詩人與時代耳語的樣態亦有多種,描摹個體的人生際遇、直刺現實時弊,固然是緊握著正常的生命度,但在過度詮釋終極價值、終極目的之當下,詩人對自我靈魂的裸袒,對生命內在世界的理智涌現,也在另一個維度上實現了擔當。
讓生命遠離吧
如果獲得的是碎裂
時光花園里已沒有了幽魂
暗處盡是凋落的花瓣
那里正暴雨。光芒的聲音飄向天涯了
那一只只鴿子,掠過天空的翅膀
折斷在滔滔的洪水
?
死亡的信息撞擊著聲納器
柔和的《梁祝》。哀傷的《梁祝》
飛快的車子播放的小提琴曲
黑色的蝴蝶在前面撲舞
變形的道路伸向何方
是我的夢,還是我的天堂
?
如果我已在高處,或仍在深淵
我已不再請求原諒或者寬恕
這里也正暴雨,晴天里的暴雨
?
主啊!你說,放開些吧
世上沒有金字塔,但有廢墟
與其說這首《有題,或者無題》,是對疼痛感的詠嘆,不如說是對淵藪的“原諒或者寬恕”。拔立于廢墟上的現代生活,本身就是碎裂的。碎裂是現代生活的特征和屬性,我們已經進入了碎片化生存的氛圍之中。當現實不能有效慰藉詩人的心頭之痛,靈魂之惑的時候,他就會不自覺地皈依文字并從中尋找救贖。詩歌有可能為他開啟另一條人生甬道,使他獲得精神的飛升和心靈的安穩。
其實人的俗世生活乃是一種幻象,在這個幻象中,我們規避了命運的多重性和飄忽性,以有意義的方式存在著。而突如其來的“碎裂感”會遮掩這個幻象,使人把控不住在俗常幻象中建立的意義感,因此會迫使詩人重新來覓求生存的意義。覓求的方式可歸納為兩種:第一種是“以孤寂對抗孤寂,以孤寂消遣孤寂”(《生命是孤寂的》);第二種是“痛苦的呻吟化作美的歌唱/一展啞喉沉重的靈魂飄蕩” (《雜思,無題的抒情》)。前者的方式是放任自流,后者的方式是防微杜漸。
碎片化的時間,滲透在俗世生活的每一個細胞,遍布人間生活每一個細小的旮旯與角落。為此,詩人亦把碎片化的生活融入了自己的詩作。換句話說,詩人腦子里有太多幻象,它們都是靈魂在時間之中的碎片,除了依靠想象力和詞語來保存這些“碎片”之外,直接運用大量的跳躍“剪輯”、呈現超現實主義的畫面,或許可以更加直觀地抵達靈魂的真身與屬相。
風雨之后,天空突然斷裂
一只大鳥從裂縫中飛升
泄漏的陽光掃過陰暗的角落
翅膀的影子晃動昨天的夢
?
所有回過來的頭顱
并不都是為了回憶
時間,一頭青絲變白發
誰懷念洞穿巖層的流水
?
褪盡鉛華的面容
鏡子背后的靈魂
一切向往都曾經青綠
潮漲潮落,滾滾紅塵!
?
不說命運,不說滄桑
燃燒的火焰在大海之上
? ? ? ? ? ? ? ? ? ? ? ?——(《風雨之后,天空突然斷裂》)
詩人將一種轉瞬即逝的美,藏在詩歌的意謂之中。浪漫主義的靈光突閃,讓位于生活的艱澀、苦難、挫折和坎坷,抒情的語境之后,是一闕欲說還休的挽歌。詩中的隱喻——“斷裂”和“火焰”,具體的事物——“風雨”和“天空”,以及物象之間的運動具有一種同構關系。換言之,意象本身的運動或者“轉渡”,并不是以意義的表達為目的。意象的轉渡本身就已經生成了詩意的創造,而不是為了表達一個目標而進行的文本游戲。
時間難以療治的內傷
請不要觸摸
已沒有黃金稻束的田地
北風毫無顧忌地向深處吹去
讓你一直無法尋找到
那幽靈般的醫生
?
霜降南方,雪落北方
紅塵遠遁也不見清清的流水
我拾級而上仍在深淵的底部
沒有氣喘吁吁,卻聽到
從身體內部發出的陣陣尖叫
——這,絕不是空寂的回音
? ? ? ? ? ? ? ? ? ? ? ? ——(《時間難以療治的內傷》)
面對被撕裂的現實生活場景,詩人一直試圖在詩中尋找一種身體與社會、詩意與詩藝的多重療治:“在自己的體內生一堆火”,“在夢的柵欄外尋找陽光”(《南方,倒春寒》),并冀望“種植的雪蓮,可醫治我的沉疴”(《距離美已經消失了》)。在現代性籠罩下,一切看似平衡的物體在其產生過程都必定是不平衡、甚至傾斜著的。因此,詩人的這種彌補,并非直接僭越現實生活里某種特定狀態、情態、物態和事態的惟一一個支撐點,而是一種在詩的語言形式中平衡已失衡的社會力量、抵抗權力的重力吸引和帶有一種天問性質、重塑現實與精神秩序的方式,是一種詩的療治。無論是在塵世的受難面前,還是在詩的語言困境面前,這種詩的療治又往往是通過靈魂的指引來實現的。“生命等于損失,而死亡等于利潤”——在貫穿生死、勾連夢境與現實的創作中,詩人得以超越死亡的終極苦痛,將存在之思置于挽詩的靈光之下,在詩中實現了安魂曲般的自我撫慰。
內心情緒的波動是難以打撈的,在野松的詩中卻都變成了可感的織體。詩人把自己的理智與情感翻譯成現實的“和聲”,意識、思想、聯想在其字里行間自由游弋。也就是說,詩人的靈思來源于他自我內部的未知地界,當理智與來自未知領域的沖動一見傾情,就孕育了詩。為此,詩人在處理具體的事態、物態、狀態、情態以及各種敘事性的現代場景時,既質實飽滿,又抽象多汁:
腳下是薄薄的冰,細細的鋼絲
還有許多形象不一的陷阱
但我仍以我的胸膛去貼近泥土
去聆聽大地的心音
去拆解一個個沾滿塵埃和銹跡的繩結
讓自己的目光延伸成道路
?
盡管常在風口浪尖
盡管常看著時間在夜里流走
疲憊的脊骨依然挺直
有苦口婆心的解說
也有拍案而起的怒斥
只為陽光能照到
每一個曾被遮擋的角落
?
面對那些微弱的身軀
我總是不自覺地低下頭來
并伸出溫熱的手去牽握,去扶持
我知道,我與他們
都生自同一根藤,血一樣的紅
? ? ? ? ? ? ? ? ? ? ? ? ? ? ——(《我仍以我的胸膛去貼近泥土》)
這首詩中“胸膛”與“貼近”,應該超越“自我”與“他者”區隔和在此基礎上分別展開的主體建構。由此,擁有“生命感發狀態”和“感發力量”這雙“溫熱的手”,搶在“言語模式”完全固定、成型之前,躍遷為“那些微弱身軀”的外化形式,突變為詩人個體的外部造型,并且在“低下頭來”“去牽握,去扶持”的過程中,為本性和內心下了一個形象化、動態化,但最終是聲音化的“轉語”,從而有效地將詩人的內心境界詩性地呈現。
相比詩集的另外兩個專輯,詩集第一輯《裸袒的靈魂》更為練達、開拔、精警、闊深,更為內在地顯示出詩人的鋒銳與深刻。低調與昂揚,孤獨與潔凈,沉雄與悲壯,組合成疼痛與詩學的靈魂變奏。詩人放任靈魂去自由擺渡,多維度地對人生和生命的主題進行了體悟和認領,與精神性的追問相呼應,構成了本輯詩作立體性的詩學結構。
直面靈魂的寫作,是一個跟自己深度交合的過程。當中包含了自我厘清、沉淀、辨認、自省、開解、自我療治與自我康復,甚至超越世俗層面的滋生與創化,含蘊了啟悟、冥思與心靈轉歸。
每個詩人靈魂深處都有個“聲音”,無論是否聽得見,這個聲音都在那里,隨時期盼著詩人的收納,給其暗示、催眠、激勵、痊愈,以及無條件的寵幸。《裸袒的靈魂》就是關于野松如何被這個聲音勾搭,并笑納它想饋贈給他的一切。
有許多方式可以撮合我們和內心的聲音,像“有情郎”和“有意妹”那樣有意邂逅,那野松為何要選擇詩歌文本呢?世間本身充滿著缺憾、煩惱和糾纏。詩人在“罪孽的邊緣/開啟新的命運之門”(《有目的的愛》),就是要告訴我們:在時間就是金錢的勢利時代,選擇靈魂寫作,是因為它是能夠引領我們返璞歸真,直接“傾聽自己內心聲音”的一種捷徑。
在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詩人深藏著一個隱秘的內核。野松的詩思時而率真樸質,時而徜徉恣肆,時而頓挫沉郁,時而疏狂佻達,但字里行間總透著一種靈魂步入自由之境時才能達到的自如揮灑。靈魂的張揚,使得文字才能張揚,內在力量溢于紙上。這種文字間的闊度,是控制的力度,是精神的向度。
“只有保證靈魂的自由,才會有愛的歡愉”(《那冰河一直在我的夢中》)猶如大河流過全身,使他的靈魂無比安詳和溫順。由是,文本不再是表白詩人靈魂的工具,它就是靈魂本身。一般來說,醫生研究人的身體,詩人關注人的靈魂。靈魂雖然不是身體,然卻附著于身體。也就是說,靈魂不能與身體疏離,一旦離開身體,靈魂也就驅散了元神。由此而言,野松既關注人的身體,又能直面自己的靈魂。在疼痛感驅動下,詩人選擇一種冷峻與激情交融的詩歌姿態。在野松的詩中,“孤獨”和“窮途”所激發的不是“貓哭耗子”的淚水,而是藝術形式的隱逸之思、孤高志節的幽獨之情。
激情是出于靈魂中非理性部分的沖動,要保證靈魂的自由和愛的歡愉,就要關注情感是否處于理性的掌心之上。究其然,在文本中延伸的自由與歡愉,已經不是詩人個人的事情,它已經成為一種隱喻或象征,表達著我們共同的一些情感,為我們提供各自的境與燈。貼近靈魂的寫作,是為了更真實地發見。這發見肯定得用疼痛作代價——疼痛感造就了特定時代詩人執著的求生意志、堅韌的生存本能和經得起淬煉與考驗的至善情感。誠然,無論疼痛感是來自靈魂還是肉體,它都不可能真的被直觀。即便是它只存在于肉體,它傳遞給我們的信息也從不浮于表面,甚至不在腠理,而在臟腑。更直截了當地說,生命即生活,其中心的關聯是體驗。體驗是有限生命對生活的反哺,以有限的生命投入無限的生活,需要的是延展,而不是永無休止的攀緣。而詩是使生命的意義呈現出來的絕對媒介,生命通過詩的活動而達到自身的澄澈感。
詩人的特殊使命是成為大地的轉換者。任何一個時代都有格外強勁的地心引力,她在迫使詩人委身于她。當萬物的活動在詩人身上成為詩的追問,他必須把自己詩化為土地的情人。而詩歌文本作為一種傾訴手段,一旦尋找到通往靈魂出口的關隘,必然會反映出這種遷徙、放逐以至生存發展的種種人生經驗和精神訴求:
天邊的彤云,未滅的火
夢幻在夢幻的高處
那河不是河,湖不是湖
被灼痛的時間漸暮
?
這遼闊的大漠
就在草原的中心
倦倦的目光,癡癡地
尋索那馨柔的聲音
?
火車一路向西,向西
天堂已在我漸合的眼簾
但仍渴望東方的波濤
在夜色中涌上靈魂的高原
讀這首《夢幻在夢幻的高處》,野松式的語法就已經浮現了。他不是一位靈感源源不竭的詩人,相反的,其詩意開始趨向凌空高蹈地抒發。他在這里用的素材都與“大地”相關聯,創作動機很簡單,但詩人懂得如何抓緊每一個動機,不斷伸延、囤積、吐納,把“馨柔的聲音”擴展成“靈魂的高原”。
而在真實與夸張之間,如何掌控自如?在第二輯《大地行吟》里,詩人釋放出靈魂深處的聲音,有極佳的均衡感,在放大的形體中展現真實。詩歌文本不僅是詞語和句式,還是聲音。詩人借助語詞把直接的感覺經驗轉換成有聲的文字,野松的行吟詩,既不像傳統山水詩那般追求韻味和感性美,大體上偏向直白和真實,但同時又有一些醇厚感,音色寬松大氣,凸顯情景相生、物我渾然、思與境偕的文本之美。對“內心的獨唱”,詩人也表達得非常全面,沒有明顯的偏向性。“讓心肺拼命吸納清新的負離子/吐出不應存于肉體與靈魂的濁氣”(《宜興竹海》);“春天,是去程,也是歸程/我們背負的不僅是行囊”(《春天,南方的高鐵上》)這樣一種植根于泥土的樸素觀念,這樣一種出自于谷物的透徹念想,則在暗中培植了詩人筆下字詞豐沛的語感。
詩人裸袒靈魂的目的,是要讓內在的聲音傳遞他精神所需的引導,向大地敞開自己的懷抱,以尋覓自己原本單獨而完整的生命原色。野松深刻地意識到,僅僅依靠對物事、情形、場景、人心進行直觀剖解,尚不足以揭示現代經驗的復雜性、含混性、晦澀性和不透明性。其實,除生理學意義的病痛外,人們大部分的疼痛感都是來自頭腦的假想敵,它們并不真正存在于此時此地,對當下的生命并不會直接發生糾葛。但詩人總是背負了太多不必要的輜重,那就是為什么詩人看上去總是一副面色凝重,卻又踏著舒緩步履,沉吟在那大地山川之間,吐納靈勻之氣的樣態。這是一個詩人思想生涯的一種必要而且必然的狀態,既是個“真實的情境”,又是個“隱喻的情境”。而其冷靜而狂熱的情愫,往往更具穿透力。
詩人為了捍護內心里的方寸之地,哪怕帶有夢幻色彩,選擇了自我放逐的心路,獨自徜徉或深情吟誦于個人與環境、自我心靈與外在秩序競相奔突的模糊地帶,構成一個富有張力的詩性空間。這個空間也為其提供了更多的表達向度和多層面的切入視域,熨染并影響著其作品的內在品質及發展流向。
靈魂仿佛一場藍色火焰,讓詩人覺得只能從身體內部找到一個出口。在特定的現實語境中,將身體和心靈的飄零,與詞語相互依偎,在彼此互動中共命運同呼吸。當這些被詩人界定的詞語幾經輾轉,自有強勁的能力和精、氣、神,去把握、捕撈和對付現代經驗,其所顯山露水的生命圖景和精神鏡像,似乎就是一種有旨趣的“自我放逐”。而這種“自我放逐”,意味著一種充沛的感覺,一種直截了當的靈魂反應,決定了一串詞語的豐腴體態和用之不竭的生命,也決定了一個人、一首詩的品性。
當靜謐的大地映襯出詩人的孤寂時,無邊的空闊帶來了寧靜,也平添了一份走向靈塵化形,巴適安逸的心性。詩集本身就是詩人自己的個人語言,具有內在性。第三輯《請葬我于你的心谷》,呈現出更為清晰而又更為豐富的線索和沉積空間,將命運與愛情“結局”的“畫面”,定格為火焰中燃燒著的軀體和靈魂。詩人聽從內在靈智的指引,釋放痛苦、煩悶、無奈或各種莫名的情緒,與現實生活中的自己達致和解,讓身體接受內心的驅遣與提調,在這滾滾紅塵中圈定一方或有形、或無形的凈土,寂靜地呼吸。用一種幻美來安放自己的靈魂,其文本的外延性才有了前提和可能性,進而走向生命的博愛與承擔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