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年歲癡長、視力精力消退，近些年已很少短時間連續閱讀幾十萬字的長篇大論了。但前幾天傍晚一接到高小莉的四十多萬字的新著《風起嶺南——廣東著名作家訪談筆記》贈書，興奮的我立馬津津有味一下子讀了數十頁！眼累停下時，馬上通過微信向高小莉表示感謝：“今天下午收到你的大作《風起嶺南》了，已讀序言和第一篇寫仇大姐憶《紅樓舊事》，真是十分珍貴的豐富的史詩！過去去過文德路作協和韋伯居所不知多少次了，也對紅樓知之甚少。倒是文中提到的前輩師長，很多都多多少少有過接觸，故讀起來分外親切！你的文筆很好，尤其講史實說真話，足顯得此書大有價值，定會受到讀者尤其是文化圈中人產生濃厚興趣和閱讀快感的。我準備在五月詩社例會時鄭重推薦給年輕人讀一讀。……再次感謝你的贈書！”

第二天第三天，我放下所有雜事，把這本厚重的大書完完整整全讀完了。閱讀過程的的確確變成了“悅讀”，感到酣暢淋漓，感覺很“過癮”！正如廣東省作協黨組張培忠書記在序言中所說：“這既是一本反映真實歷程的工作筆記，也是一部彰顯文心文德的散文集子。

而作為加入省作協已四十三年的一名文藝老兵，我讀這一部大書，可以說是自己退休后讀到的“大部頭”最精采之一：不僅因書中記錄了多有接觸的師長徳藝而感到分外親切、“過癮”；而且，讀師長們“每一個講述，每一份經驗，每一種思想”，都情不自禁地引發思考乃至靈魂的震撼。

我剛被吸收為省作協會員、開始參加一些文學活動時，就從一些渠道聽說老主席歐陽山有些“左”之類的議論，那時心中并不敞亮。

幾十年后讀這位老革命作家的女兒歐陽代娜和秘書胡子明的訪談錄，讓我剎時豁然開朗！“百年以后我們要給你寫評傳，你有什么要求？他談三點，他說我給你們約法三章：第一，不準在寫個人歷史的時候議論黨的事；第二，寫個人評傳不準涉及同志間的個人恩怨；第三，屬于生活小事不關大節的不要寫。所以有時我跟我的同志們、朋友們談到，大家都說歐陽山同志黨性強，就是這么三條，很好！”（《歐陽代娜：女兒眼中的歐陽山》）好一個“黨性強”的精采摡括呵，深深地震憾了我的心靈。為革命文學事業奮斗了半個多世紀的老作家歐陽山，堅定的信仰、堅強的黨性，怎不讓后輩心誠悅服、高山仰止呵。

這部訪談筆記中，反映了老一輩作家“黨性強”方面的生動事跡可以說無處不在：如原廣州市作協主席章以武教授說到創作“第一個體會”，就是“心要上去”，要透徹理解社會主義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要有高遠的精神境界與視野。“我的作品，電影、電視、話劇、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幾乎全部是寫廣東的，都是正面歌頌40多年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所展現的輝煌的成就，是形象地表現廣東人民如何做中國夢、圓中國夢的”（《章以武：一個人的上天入地》）；又如《王俊康：南粵兒童文學領軍人》中寫的：“為黨的文學事業，一片忠誠可鑒”，他“全心投入工作，我舉一個例子你就知道了，我曾經在一天之內，在我們中國的三座中等城市跑，開了三個會，解決五大實際問題，《少年文藝報》剛剛成立起來，也沒有幾個人，我最能跑了，才三十多歲，那時候也沒有的士，有的士也沒有錢，反正大包小包，這里背，那里提，像個農民工，一路上發瘋似的奔著跑著……”還有賡續紅色血脈、歷經生死考驗，以《鏖兵西北》等長篇傳記文學轟動文壇，后調入深圳任文聯黨組書記、主席，開始濃墨重彩揮寫改革開放宏篇巨著的張俊彪：黃土高原上有故鄉人民為他建的“張俊彪文學藝術館”，里面收藏了他歷年創作的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傳記文學等手稿780件兩千余萬字！（《張俊彪：陜西有個張俊彪文學藝術館》）……這一些“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活生生的言行，恰如一記記重錘擊打著我的心鼓，久久不能平靜。

這部大書中，記載的報刊出版編輯前輩，可以說占了很大的比例：岑桑、黃偉宗、黃樹森、蘇晨、陳俊年、范漢生、左多夫、黃廷杰、李鐘聲、鄭明標、黃朝凡等等。因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曾有機會到廣東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和《作品》雜志社實習編輯業務，多有向“老編”師長學習請教的經歷，時隔多年再次讀到他們的訪談，既親切又深受教益。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以小敘事詩聞名的老詩人羅沙曾讓我去廣東人民出版社學習詩歌編輯業務，當時我坐的辦公桌對面是整天審閱長篇書稿的岑桑老師。偶爾聊天，我說1964年在豐順湯坑中學讀初中時被評為“三好學生”，學校的獎勵品就是《當你還是一朵花》。他很高興地說：“現在出了增訂本了。” 2020年8月6日他接受訪談時回顧六十多年的文學經歷時說到：“我一生有兩個‘業’，主業和副業，主業是編輯，搞了幾十年了。副業是自己創作，副業的時間比主業還要長。”一生執著于編輯工作，到94歲了，還主編“嶺南文庫”“廣府文庫”“嶺南文化知識書系”三套大型叢書，前后出版了300多種書了。高小莉在書中寫道：“他這個執行主編是要干活的。望著眼前94歲的老人，我為自己時常的偷懶感到慚愧。生命就是個奇跡，只要你相信奇跡。”這也真切地說出我的感慨。

因為作為后輩，我也已從事了幾十年的基層文學編輯和組織工作，故份外看重書中有關編輯的認知與實踐記錄。十多年前讓我讀后感覺茅塞頓開的“九章系列叢書”的編著者、以傳播廣東本土文化為畢生事業的黃樹森說：“做編輯是一個很有樂趣的職業。”他提出的“經濟文化時代”“叩問嶺南就是叩問當下中國新文化”“珠江大文化圈”“中國影視走第三選擇道路”等理論主張，無不震動全國評論界。1997上半年曾經韋丘、黃偉宗推薦，黃樹森簽發我的《綠色的呼喚與作家的使命》。這篇較早漫談生態環境文學創作的萬字長文得以發表，足可見那時候前輩師長對年輕業余作者的關心扶掖！長期任羊城晚報報業集團《花地》主編的左多夫坦言：“那個時候我們對自然來稿的那些業余作者，信封和稿紙很粗糙，我們覺得可以就登了，登了也不用人家感謝我們什么，他都不知道是誰幫忙處理稿子。”同樣任主編十五年的汕頭老作家黃廷杰也說：“凡是投稿都有下落。”高小莉在書中寫道：作為《文化走廊》的主編，在他人看來，黃廷杰對投稿的作者特別好，而黃廷杰認為是編輯前輩留下來的余澤。黃廷杰始終堅持一條原則：有來必復。另一位發表過我當工人時許多詩作的《南方日報》文藝部主編李鐘聲也真誠地說：“我很幸運。我在《南方日報》的這個位置很重要。我從編輯開始，長期擔任文藝部主任，20世紀90年代初提任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副總編輯兼南方日報出版社總編輯，與全國各地特別是省內的文化人、專業作家、業余作者，乃至社會方方面面都有廣泛接觸。我第一本詩集的自序，題目叫《耕耘和為別人耕耘，是幸福的》。”說得多好呵——耕耘和為別人耕耘，是幸福的。這句話說出了所有編輯的神圣職業操守與高尚境界！

花兩天多時間讀完《風起嶺南》這部大書，我一直是愉悅的，而且讀到最后張培忠書記縱談進入新時代的廣東省作協的新舉措和廣東文學新發展前景時，我滄桑的心湖仿佛涌動熱浪，神情也興奮起來。 “時間太有限了，生命太有限了，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生命里，唯一能做唯 一要做的就是對工作付出無限的熱情和努力。努力，方無悔。”

是的，我們完全相信：風起嶺南滿目鮮，彩云長在有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