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春早，花樹爭發。3月25日下午，《陳曉明文集》新書發布會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文學路徑”學術研討會在穗舉辦。

本書作者、北京大學陳曉明教授及來自省內外文學創作與評論界近30位專家，共聚花城，聚焦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高地打造，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動力。

活動由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省作家協會聯合主辦，廣東人民出版社、《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花城文學院聯合承辦，與會的專家、學者就《陳曉明文集》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交流。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李敬澤在致辭中表示，曉明教授長期保持英雄主義氣質和浪漫主義情懷，他的文學批評具有極強的理論穿透力，這在當代批評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這套文集以鮮明的全球視角，審視和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過去與未來，懷著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書寫中國文學史，展示了一名具有探索精神的學者所應有的學術勇氣和歷史膽識。”李敬澤說。

“對于學者來說，一生最重要的就是留下的文字可以完整地印刷出版，對我來說真是一生的安慰。”在活動尾聲，陳曉明教授動情地表示，自己今年65歲了，曾擔任過無數場研討會嘉賓討論別人的作品，這是生平第一次開自己的研討會。

“研討會上許多專家學者說了很多溢美之詞，都是對我的鼓勵和關愛，我非常地感動，覺得這輩子做了一件對得住自己的事情。做得好與不好，只能世人評說。但是我確實傾盡了全心做了我喜歡做的事情，無怨無悔。”陳曉明教授說。

同日上午，陳曉明教授受聘成為花城文學院聯席院長，借此契機，南方+記者專訪陳曉明教授。

南方+：陳老師好。祝賀您受聘為花城文學院聯席院長。您和《花城》、和廣州的淵源，是不是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

陳曉明：謝謝。是的，我和《花城》雜志的聯系是很早以前了。80年代末期，那時《花城》的田瑛、文能都還年輕，到北京去找我約稿。我當時還在讀博。我看到個統計，那會兒全國總共有不到500個博士，所以我們發文章不像現在博士這么困難——刊物也都很愿意發表我們的文章，覺得年輕有朝氣，有新的想法，能發現新的問題。

我們這一代人，跟中國的改革開放、跟中國文化學術思想的發展是聯系一起的。《花城》追求文學創新，追求思想創新，所以我最早就應該是1989年在《花城》發過文章，2萬多字長文。

說起來，我跟廣州和廣東的淵源確實非常深。2003年，我拿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第一屆的年度文學評論家，是我年輕時最大的一個榮譽了。當時我才43歲，覺得自己蠻老的，現在回過頭來看，還是風華正茂。

回顧學術生涯：

不斷給自己做加法

南方+：廣東人民出版社要發布《陳曉明文集》。這套文集，對您的文學評論生涯和學術道路是一個回顧和展望，在大灣區的橋頭堡來舉辦這次新書發布，有什么特別意義嗎？

陳曉明：剛才還說自己40出頭，那么今年我就64了，按我們南方人的算法，是65歲。聯合國的劃分，65歲就是老年了。我很慚愧，是覺得自己做的工作這么少。

我特別感激廣東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真的，是懷著深深的感激。他們出我的文集，八卷本，每一卷都五六十萬字，有的超過60萬字，所以合起來有460多萬字，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體量。

回顧自己的學術道路，其實我就是本著一個原則，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我明白，人都講究踏實和厚道。做人做事跟種地一樣，少一鋤頭，地里莊稼就長不好。我從10歲跟父母到農村勞動，后來又去當知青，幾乎所有的農活都會做。這種農村經歷對我的學術生涯是起了非常大作用的，做過農民，你就知道必須實干，埋頭苦干。

所以說，回首我自己走過的學術道路，不敢說取得什么成績，但是自己真是老老實實地下苦功。在我們這個行當里，如果講開荒，可能我算挖得比較多的，起早貪黑，沒有節假日，這么多年一心都在讀書寫作上。

后來我也有好多年做行政工作。比如跟謝冕老師負責北大的中國詩歌研究院，謝老師做院長，我做執行院長。承蒙謝老師器重，我做了很多具體的事情，其實也蠻吃力的。后來我做北大中文系主任又做了將近5年。

這些都是我50到60歲時做的事。很多人50歲以后就做減法了，我還是有一點農民的品性，不斷地在給自己做加法。60歲之后，我又在修訂《中國大陸文學主潮》，原書60萬字，修訂之后又加了10多萬字，這次也收錄在這套文集中。

文學凝聚人心

引領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想象

南方+：您是文學評論大家，著作等身，學養深厚，這次做花城文學院的聯席院長，您會在未來文學院的發展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陳曉明：花城文學院，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名字，尤其在廣州這樣的南方城市。花城文學院不單是廣州的，也是嶺南的，也是大灣區的，所以說非常有必要，意義非常大。

對于我來說，花城文學院是凝聚作家、評論家、讀者、文學愛好者的地方。我用文學評論家這個概念，在西方它是一個中性的概念，不是要批評，不是教育別人的意思，而是談論最優秀的作品。文學也好，文化也好，它就是一個金字塔，底座要非常大，只有說你懷有對塔尖的向往，才能造就成金字塔。所以我想，文化是有這種結構和形態的。

花城文學院，就是能夠起到一個引領的作用，使我們的文化能夠更加有建設性、更加適應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新時代發展，我想，文學評論家應該起到良好的引導作用。

南方+：您是最早關注海外華語文學的評論家之一。在您的計劃當中，會不會借著花城文學院的成立，做更多文化之間的交流和引入，比如推動海內外華語文學的互動？

陳曉明：對，我想這是有必要的。疫情三年了，很多文化交往文化交流都遇到了阻礙，我們要一步步去重建起來。花城文學院是一個非常好的平臺，不只是邀請國內著名的作家評論家，我們來這里和大家來對話，來面對面地討論問題，還應該有國際化的一種交流。

那么，我們可以先從大灣區做起，從港澳臺的文化交流方面可以多做一些工作，對我們中華文化的認同、交流和溝通很有意義。我們應該有這種眼光和視野，年輕一代的研究者要多做這方面的工作，廣州應該成為這方面的一個重鎮。

文學高質量發展

作家要更深地了解這個時代

南方+：廣東各領域都在致力于推動高質量發展。那么，在文學領域，您覺得作家可以怎樣去參與其中？

陳曉明：過去理解文學的高質量是一種個性化的創造，但是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文學、文明和社會的這種關系會更加密切。我覺得高質量發展的文學，應該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傳播面應該很廣的，文學品質非常高的。

那么從這個角度來說，恰恰需要我們的作家更深地了解這個時代，了解中華民族走過的道路，以及我們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這個不是口號，是建立在文學的基礎之上，文學的表現始終是個性化、情感化和形象化，你才會稱之為文學。

在這個意義上，廣東的作家在這方面有一種優勢，這里原來就是改革開放的前列，現在也理所當然的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前沿，也應該培養出更多的一流的作家。我相信，花城文學院一步步地做，會見到成果。當然，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文化建設不是一兩年就見成效，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南方+：近年來有一個概念，叫新南方寫作。您出生在南方，又在北方生活多年，對這個概念的定義有什么特別感觸嗎？

陳曉明：說起來很有意思，大概20多年前范小天在南京拍一部電影，請了黃蜀芹和我有一個對話。當時我提出一個概念叫“新南方風格”。今天講“新南方寫作”，是在大灣區這樣一個大背景底下，我們來談這個問題可能時機也更成熟，基礎也更雄厚，應該說期待也是更容易實現了。

其實在美國，就有南方哥特小說、南方風格。中國地大物博，南北方的特色其實非常鮮明，像革命年代，歐陽山的《三家巷》，南方風格非常鮮明，而北方的《野火春風斗古城》《紅旗譜》，藝術水準在那個年代應該是寫得最好的。他們分別代表了南北不同的風格，都可以誕生偉大的作品。

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地方性沒有特別的重提。但是我覺得，地方性的特色，是文學中不可磨滅的一種印記，也是作家身上獨有的一種氣質，是非常可貴的元素。我覺得是應該保留的，應該去強調的。

文學寫作風格，是自然而然地形成，才可能更好。我們可以作為一種話題來討論，但是并不強求，對吧？比如說，北方的作家來到南方，南北交融之后又會出現一種新風格。

“新南方寫作”可以作為一種話題，作為一種理論，但這不是我們的某種唯一的目標，只是可能在這樣一個名稱底下，有更豐富、更多樣的東西出現。這是這個平臺的一個作用。

南方+：這些年，有很多作家來到廣東，有很多作品也都是嶺南題材。您對廣東的文學寫作是一個怎樣的評價？

陳曉明：我其實挺關注廣東作家。像深圳的蔡東，雪漠在東莞，王威廉在廣州，都是北方到南方的作家。他們身上就有南北交流的痕跡，不僅獨特，也是多樣。

在中國的南方，地域確實能培育你的生活感受，你的性格氣質，反映在他們的作品當中。我們通常會用纖細、陰柔、情調、韻致、抒情等來表述南方，我想這是客觀存在的，也是有價值的，不應該被抹去。（來源：南方+? 作者 黃楚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