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拖神》（作家出版社，2022年）以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庚子事變等為背景，以“樟樹埠”崛起和衰落為線索，呈現了近代中國潮汕平原的風云劇變。這部小說篇幅長達60萬字，將主人公陳鶴壽在蠻荒之地白手起家的傳奇和樟樹埠（原型為粵東近代海運貿易港口“樟林港”）的開埠史鋪衍得氣勢恢宏。作者厚圃曾獲臺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2008年）和“嶺南文學新實力十家”的稱號（2011年）。《拖神》將筆觸伸到近代中國社會史的內部，渲染了潮汕平原的三大族群（畬族、疍家、樟樹村人）及其對應的民間信仰（三山國王、天妃娘娘、水流神）由抵牾走向共融的過程；同時，又將民俗活動（“拖神”）貫穿始終，借助魔幻現實主義的“人鬼神”視角，深描了俗世人心和人性的流變，重構了晚清潮汕鄉土“官-民-匪”的社會結構。

雙線敘事

《拖神》由13個章節構成，其中奇數章節摹仿“鬼神”（水流神、天妃娘娘和三山國王）的第一人稱獨白口吻，形成口語化、非敘事性的小說“插話”。譬如第一章《鬼迷心竅》的獨白者便是以附在“柴頭老爺”（水流神）身上的鬼魂（陳鶴壽的亡妻），而第二章《國王下山》則采用潮汕民間庇護神“三山國王”（清化威德報國王、助政明肅寧國王、惠威鴻應豐國王）的復數第一人稱，以輕松戲謔的口吻品評陳鶴壽的水流神，揶揄多管閑事的天妃娘娘，甚至對“時間”發表一通“高見”。

此處的“獨白”是古代小說“插話”的一種現代變體，它們創造性地轉化了明代以降擬話本中的“插話”（入話、直接或間接評點、俚語等）傳統，在講述故事的同時對故事作出評點，因此生出“雙線并進”的敘事特征。“獨白”緊扣著“拖神”這一主題，它們披上神明外衣，透露出帶有民間精神的知識視野和價值判斷。比如第二章寫到“三山國王”談論時間：我們就說嘛，只有時間才是這天地間唯一的真神，天妃娘娘跟他比，可是蚍蜉撼大樹……人們制造出日晷、沙漏、滴漏、火鐘以至于自鳴鐘等等，都是為了知曉存在與‘時間’的神秘關聯，想方設法要把無形的“時間”變成有形的刻度，以分清現實與虛幻的邊界。很難想象，“時間才是這天地間唯一的真神”會出自“神”之口，因此，此處“神言”即“人言”。

偶數章的作用就是完整敘述60年內發生的故事。這部分采納第三人稱全知敘事，和奇數章形成呼應：主人公陳興邦因為犯事而遭官府通緝，逃亡途中冒名頂替同窗好友（從此改名陳鶴壽），誘拐“表妹”暖玉逃至樟樹灣，二人結為夫妻，共同開荒拓土，建立家園。陳鶴壽是個秀才，他足智多謀，口才了得。為了謀生，他斡旋于疍家、畬族兩個族群之間，成為疍民和山民在江灣水墟進行貨物交易的“中人”。后來，陳鶴壽又團結了諸多流落到此地的百姓，創立了樟樹村。以此為肇始，小說基本遵循故事時間的先后順序，依次敘述陳鶴壽供奉水流神、學醫成為“走鄉藥郎”、聯合村民造巨舟、遭遇海風潮和大饑荒、下南洋、創建南北船行、抗擊海賊和農民起義軍等情節。

《拖神》中奇數章承擔的是“敘述時間”，而“故事時間”則由偶數章完成。此外，奇偶章所對應的非虛構和虛構文體將讀者帶入到價值沖突的場域，由此創制造出一種“意義的多聲部”。

開埠史與社會史

《拖神》寫到的民間的神明崇拜和祭祀傳統對應著畬族、疍家和潮州土著構成的世俗社會，不論是水流神、三山國王和天妃娘娘，還是后來與這些本土神明爭奪“主神”地位的“火帝”，背后是官方和民間既沖突又融合的社會秩序。

關于“樟樹村這一世俗空間，小說寫道：“以樟樹村為龍頭，六個村寨社為基礎，在江堤附近打造八條集貯存、貨運、交易為一體的貨棧街，周邊配套餐飲、住宿、娛樂等場所，形成對外輻射，吸引閩、贛、粵等多省多地物流交匯的商業網”，形成了“八街六社”的總體布局。作為樟樹村（埠）原型，樟林在清代歸澄海縣管轄，是該縣北部最重要的政治、軍事和市場中心。樟林是粵東最重要的近代船行貿易港，清代咸豐年間，海上貿易性質發生了重大轉變，加上汕頭開埠和機器輪船的使用，樟林港隨之衰落。《拖神》里樟樹村由籍籍無名的江灣水墟演變為繁華港口的過程，正與這段歷史重疊。

《拖神》不但寫了樟樹村的開埠史，還涉及了潮汕人下南洋的“心史”、社會史。比如《三桿帆》一節就將社會空間拓展到了“海外”，插敘了陳鶴壽在暹羅打拼的經歷。借助這樣的方式，一副廣闊的東南亞、南洋生活畫卷徐徐展開，其中既有“抓筆尾”畫押簽字被騙去馬來群島芭場（種植園）當苦力的華工，又有曼谷湄南河畔掌握了航運、商貿命脈的潮人華僑社會（由潮人同業公會、宗親會、同鄉會、慈善會、水客、僑批局等組成）。

瞿同祖認為，直到19世紀后半葉商人才被允許與士紳一道討論本地事務（此后士紳與商人合稱為“紳商”）。小說的兩位主人公陳鶴壽和林昂即是這樣的“紳商”，在順風船行和南北船行分庭抗禮之時，他們不僅左右“地方”（村、埠）的公共事務，也握有對擾亂鄉村秩序的流氓地痞生殺予奪的大權。尤其是陳鶴壽，他集英雄、士紳與商人的形象于一身。故事開始，他是被拋出科舉制度和官僚體系的通緝犯，為了躲避追捕才逃到樟樹村。后來他帶領村民們造巨舟，是為了出海尋找一片“樂土”，以遠離苛捐雜稅和官府盤剝。陳鶴壽的這種烏托邦精神，隱含著與官方力量的拮抗，是實打實民間草莽英雄。

“拖神”與潮汕的精神偉力

《拖神》的背景是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其中對“營火帝”（包括火帝廟的建立）的描寫明顯與歷史記錄的時間不“吻合”。這是因為，“至遲到清代嘉慶年間，樟林已經存在著一個由火帝廟——各社社廟——各地頭土地廟等構成的廟宇等級系統。乾隆年間（1736-1795）建立的火帝廟位于社區中央的商業街區‘八街’，歸所謂‘八街商人’管理，在本地的傳說中是一個由知縣倡議建立的廟宇，具有全鄉主廟的地位”。歷史上，自宋朝以降，朝廷便大量冊封南方土著的廟宇和神明，使之成為順從朝廷“德化”與“教化”的象征，其中尤以被后代稱為“天后”（或“媽祖”）的福建湄洲林姓巫女為代表。宋徽宗為潮汕地區香火鼎盛的三山國王廟題寫匾額，也體現了宋朝對南方的統治策略（這一時期潮州地區也開始了大規模的“編戶齊民”）。以此觀照，為了凸顯“拖神”的主題，《拖神》將盛行于澄海鹽鴻鎮（與樟林毗鄰）的“拖神”嫁接過來，與“營火帝”并置在同一時空。

何謂“拖神”？它指的是潮汕民間（原型為汕頭市澄海區鹽灶鄉的民俗活動）以人扳倒神偶、懲罰警醒神明的方式，祈求豐收富足，體現了彪悍和狂放的民風。小說里“火帝廟”是紳商（林昂）在官方授意下興建的，目的是為了籠絡樟樹埠的民心，穩固鄉村社會秩序；與之相對，陳鶴壽主導的“拖神”卻透著“拆解”官方力量的反叛精神。小說就借“草頭姐”之口道破了“拖神”的秘密：“你既造了神又和你那‘假表妹’創造了‘拖神’，從此后人的節日來臨神的噩夢也就開始。神被拖下神壇，遭摔打撕扯踐踏侮辱，人一下站得比神還高。”這也意味著，“拖神”暗合了尼采的“超人”哲學，試圖傳達“既能超越自我又能超越別人，打破一切舊框框以體現人的生命意志”的精神。

厚圃關于《拖神》的“創作談”提及：“真正偉大的作品是有維度的，于時間的縱軸上能無限跨越，經得起時間的推敲和磨礪，歷久彌新；于空間的橫軸上能完全突破地域、民族、行業，反映人生和人性的共性，喚起普遍的共鳴；于意識形態的層面，能自由遨游，影響或改變人們的精神思想。”以此觀之，在“時間的縱軸”上，《拖神》寫了樟樹埠“60年”的滄海桑田，在“空間的橫軸”上則兼具本土與海外（東南亞），繪制了生動的近代潮汕平原社會史，在意識形態層面，則試圖捕捉、呈現潮汕族群的精神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