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新冠病毒肆虐大地，影響了社會生態和心態，但人類的精神文明不會改變，作家心靈的那塊凈土也不會輕易被污染。在疫情泛濫而作家仍堅守書寫之際，廣東省僑界作家聯合會迎來了四十周年大慶。

因緣際會，我與僑界的許多前輩作家，如三位創會顧問陳殘云、秦牧、杜埃，還有顧問岑桑、曾敏之，及名譽會長潘亞暾等，或有師生之誼，或是隸屬關系，或為同行互動，都是我文學路上的引領者。每每想起已在天國的他們，其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

我走上文學之路，首先得益于陳殘云前輩。他的《香飄四季》，我孩童時就深嵌心中，做夢也沒想到我能走到他麾下，領受其指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還是海南島的泥腿子知青，適逢廣東省文藝中專到海南招生，我提交的散文和評論考卷，經主持招生的老作家陳殘云審閱及拍板，我有幸由此進入了省文學訓練班。

設在廣東省文藝創作室的文訓班，由陳殘云前輩主持。被作協、劇協、音協、美協及文聯收編而成的廣東省文藝創作室，云集了省里的文學藝術大咖，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陳殘云特意聘請了歐陽山、肖殷、吳有恒等這些文學藝術名家為我們授課，也讓我們參加創作室所有集體活動，令我們近距離與這些大師們接觸請教，在當時還是文化饑荒的年代，無疑為我們這些年輕人提供了營養豐富的文化大餐。后來，文聯及各協會掛牌恢復，我和一些同學完成學業被分配在作家協會。陳殘云是省作協主席，歐陽山是省文聯主席，既是我們的老師，也是我們的領導。?

陳殘云是新加坡歸僑，寫了華僑題材的《熱帶驚濤錄》。這部反映太平洋戰爭中南洋民眾生活的長篇小說，因讀者反響熱烈而再版。他曾告訴我，全景展示馬來亞人民的抗日生活，無論海外還是國內，當時都是新鮮題材。改革開放后，他到過香港、澳門及泰國訪問，回來后向我們介紹了境外見聞，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現代文明的新風。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移居澳大利亞，陳老看我在文學路上漸入佳境，忽而去國另謀生活，表示有點惋惜。不久，我將旅澳初期的生活體驗寫下紀實文學《悉尼寫真》，交由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印行。我冒昧請陳老為拙書寫個序言，他欣然應允，并把序文刊登在北京《文藝報》上。他認為我對文學仍一往情深，勉勵我在新的國度繼續書寫海外華人的生存境況。記得他曾在家中對我談及華僑題材的創作問題，認為海外華人社會是一個廣泛的社會，連結所在國各階層，不僅僅是唐人街的小范圍。如果對華僑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就不容易寫好寫透，靠訪問旅游觀感只能寫些表面的急就章。多年來，我一直書寫海外華人故事，也是謹記陳老的教誨，深扎體驗接地氣。?

我在省作協，最初是在《作品》雜志任編輯。在主編肖殷病重后，由秦牧擔任主編。我早就讀過膾炙人口的《藝海拾貝》，所以秦牧在我們年輕人眼中就是大偶像。1981年，秦老在華僑新村搬新家時，我也幫手。記得最吃力的就是搬那一捆又一捆的書，來來回回，好累呀。有一次我到他府上按響了門鈴，大門開啟，只見秦老右手拉著門把，左手還握著書卷呢。他是大作家，也是大忙人，除了參加各種社會交際、文化活動，他堅持經常到編輯部，開編務會、審稿，與大家交流，謙和也隨和。他給我最深的印象是，每次開編務會前的幾分鐘，他都抓緊瀏覽報刊，邊翻閱邊等齊眾人入座。我見識了他惜時如金的習性，大凡辦什么事，都計劃在先，并遵時守刻。

秦牧也是新加坡歸僑，也寫有古巴華僑故事的長篇小說《憤怒的?！?。他接待海外作家，率團外訪交流，還要自己寫作，忙得不亦樂乎。每次他來作協開會，都是匆匆而來，又挾著大捆信件匆匆離去。他跟我說過，他自己并非高產作家，也只出了十來本書，二百多萬字而已。他占便宜的只是寫作不用起稿，不必謄清罷了。那一時期，他每月撰寫七八篇作品，而約稿卻超過了他每年的創作量。

在《作品》雜志，我是評論組編輯，后來是作協《當代文壇報》副主編，再后來任省作協副秘書長，分管文學評論及會員事務，所以工作之余，我也寫了一批文學評論文字。我文學生涯的第一本書，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文學評論集《文學的選擇》，為我寫序的是老作家杜埃。他是菲律賓歸僑，著有海外華僑反法西斯的長篇小說《風雨太平洋》。當我捧著拙書稿到梅花村他府上，請他點撥指教時，他很有長者風度地說，現在年輕人的文風與我們這代人很不同，新思想、新觀念、新詞匯，很有銳氣，但有些我也看不懂。但如果你讓我寫序，我也只能理解什么說什么。其時杜老的桌面上攤滿了《風雨太平洋》第二部的草稿，正在趕寫。非常感謝他，他抽空給我寫了書序，肯定了我追求文學多元化格局的見解，支持尋找新的文學途徑。他也對當時的一些文學現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夫人林彬也在省作協工作，在杜老去世后，文文靜靜的她，卻日以繼夜幫他整理出版了《風雨太平洋》第三部，使這部不可多得的華僑題材巨著得以完整問世。

我的第二本評論集《藝術的感悟》，則是由岑桑前輩撰寫序言。因《當你還是一朵花》而飲譽文壇的岑桑，時任廣東人民出版社社長，既有作家的細膩眼光，又有出版家的市場敏感。他一眼就看到我1985年之前的寫作個性并不鮮明，而1985年之后，特別是在北京大學作家班畢業后，有了明顯變化，批評文字有了思辨，有了一種批評意識的自覺。他贊賞這種自覺，鼓勵我保持對繁榮文學創作的一副熱心腸，大膽展示自己的個性。我拿到這本樣書時，已身在悉尼了。

我當評論編輯時，約稿最多的就是大學教授。那時經常要騎車穿越市區馬路，到康樂園的中山大學，石牌的暨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甚至大金鐘水庫的廣州外語學院。在暨大校園，我約稿最多的是后來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饒芃子教授，但最先見到的則是曾敏之教授。我和曾老曾在廣州文學界的一次活動中同游西樵山，聽其暢談古典文學，不久他就調回香港《文匯報》任副總編輯了。我到悉尼不久，有一天香港詩人犁青忽然約見我，說是受曾敏之所托。原來他們有個想法，希望能把海外眾多的華文作家，包括來自大陸、香港、臺灣及東南亞華裔等不同背景的移民作家籠絡一起，推動海外華文寫作。如能整合起來，對推動兩岸的文學交流及研究，都有好處。后來在汕頭的一次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我與曾敏之先生相會，那時，他已是香港作家聯合會會長了。他又再次與我私下談起了團結海外華文作家的事。我知道，致力于推動海外華文文學發展，一直是他的情結。多年以后，他的這個愿望實現了。2014年，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在廣州召開，并成立了世界華文文學聯盟，五大洲華文作家與兩岸三地作家相抱相擁，空前熱鬧。而兩年后，更是在北京釣魚臺舉行了第二屆大會，海外華文作家與中國作家學者互動更為廣泛更為密切了?？上?，曾敏之先生已看不到他一直期待而夢想成真的這一文學盛況了。

在汕頭那次學術會議上，我見到了潘亞暾教授。潘教授也是暨南大學學者。作為華僑教育重鎮的暨南大學，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領頭羊，對海外華文作家有廣泛的聯系。潘教授建國初期從香港轉學廣州，退休后又回流香港，自然在香港及東南亞有很廣的人脈關系，加上生性活潑好客，口無遮攔隨心，獲得很多海外作家的第一手資料，出版了《海外華文文學現狀》等著作。沒想到他讀了我在海外書寫的第一本小書《悉尼寫真》，還寫了讀后感，調侃自嘲勉勵推崇皆有。踏入新世紀，他出任《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文學藝術卷的主編，也聘我做海外特約編委，提供有關澳大利亞文學藝術的資訊。四海作家入境后先在暨南大學落腳，再出發行走神州的東南西北。潘教授特來餞行，談笑風生搞活全場?？上?，這竟是我見他的最后一面。

時光如梭，記憶猶在。這幾位僑界前輩已先后駕鶴西去。他們離世時，我都身在域外，未能送別，深感遺憾。如今欣聞廣東僑作聯四十周年志慶，自然而然浮現這些前輩的身影。逝者如斯夫，生者當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