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快20年了吧。

深棕色，蕉葉式，蕉葉的邊像波浪，有不易覺察的暗紋，七根絲弦，安靜優雅地臥在上面，讓人一見傾心。輕輕一撥動，內斂沉靜的隔世之音，在指尖下緩緩流淌，感覺就是意識流，沉潛到有高山流水的年代。

這就是我要的那張古琴。為了它，我等了好幾個月。不知道，斫琴的琴師，在打造它的時候，有沒有設想過，它會落在誰人之手。任何一張琴，都有獨特的造型和音色，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張琴，和誰有緣，被誰看中，恐不是斫琴的人可以左右，正如人的命運，遇上什么人，遇到什么事，造化如何，不是生養你的父母可以洞悉。我的手指撫過那七根絲弦，它低沉柔緩的音色，生生地擊中我。塵世中沒有別的樂器有這樣的聲音，這是只屬于古琴的，需要心靈完全沉靜，沒有喧囂附體方能領悟并且一聽傾心的表達。

在遇到古琴前，曾迷戀古箏。

學箏前兩年，我姐姐因為懷疑患上某種絕癥來到廣州住院。而在此前的6年，我戎馬一生的父親，因為這種絕癥離世。在姐姐生病前的很多年，無論獨自在廣州的我遇到多少磕磕絆絆，從來沒有相信過有“命運”這種東西的存在，所有的難過和難熬，不過是忍耐到“守得云開見月明”，只要時間過去，自然水清河晏。那時候也不彈箏，在無數個夜晚，在電腦前碼字，這些文字換得我內心的安穩和歡娛，并因此而獲得我所心儀的職業。在姐姐住院的20天里，我恍惚感覺到命運露出的獰笑。在把醫院的儀器折騰一遍之后，結論不是絕癥，只是一種已經多年沒有聽說過的結核病。我很疑惑，為何醫院不一開始就用活檢的方式來確認，而要動用那么多的儀器，做如此多依然無法確診的檢查。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那是命運的預警。

那之后，我開始彈箏。并沒有天賦，也不算勤奮，只是空寂的屋子里總算有一點我喜歡的聲音。也許自那時候開始，我已經意識到在我的生命中，青燈黃卷是命定的結局和淵藪，我逃不過，除了文字，總要一點可以陪伴的，可以娛樂自己的聲音，或者方式，來打發以后長長的孤寂的時光。

多年后，歷經滄海桑田，才發覺，那箏聲，于我，原來過分明亮。

貝多芬說，“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我沒有那樣的氣概，我只是沒有選擇地做了砸石頭的雞蛋，并且差點選擇了從25層的高樓將自己當雞蛋一樣砸下來。

那個夏天以及接著的秋天，廣州非常熱，但對于我，卻異常的寒冷。曾經這樣自信地以為，獨自撫養一個孩子，做一個孤寂而自強的女子，并非一條走不通的道路。但是命運卻以一種毀滅性的姿態，把我一下子扔進一個四壁高墻的枯井。忽然一個早晨醒來，一向在乎儀容的我，變成了眼瞼下垂、雙眼變形得恐怖如同鬼魅的女人。整個世界在我眼里都是歪斜、重疊的影象，分不清前后遠近，沒有立體感，是扁平而錯亂的圖象，那種恐慌和恐懼，無法言說。沒有體會過過馬路看到的斑馬線完全是浮動的曲線，遠近的汽車都是一堆重疊的影子，并且分不清究竟離自己有多遠的噩夢的人，其實并不知道“恐懼”的真實含義。

醫生說，眼睛本身沒有病變，去查原因。原因是什么？可能是頭部腫瘤，可能是甲亢或者糖尿病，可能是重癥肌無力。醫生看著檢查結果——所有的指標都正常得匪夷所思。厚厚的一沓病歷，各種檢查，我比當年我姐姐折騰的儀器還要多，可是，光看結果，那是一個多么健康正常的好人兒。專家們沒有見過如此詭異的事，如同我忽然變得詭異的面容。

那時，我再次看到命運猙獰的笑。一個曾經在大學的舞臺上扮祝英臺跳《化蝶》的女子，一個習慣在文字和音樂中流連的感性的女子，曾經那么驕傲不肯低頭的女子，命運用如此殘酷的方式，一夜之間，將她所有的矜持驕傲碾為齏粉。

有一個角度可以減輕重影，那就是脖子后仰25度，以仰望星空的姿勢睥睨眾生。于是，那段時間，那條馬路經常會出現一個戴墨鏡消瘦的女人，抬著下巴，仰著脖子，姿態如準備英勇就義。依靠這種姿勢，我能夠獨自出門，穿過馬路。哪怕是黑夜，我依然戴著墨鏡。有一夜在公共汽車站，下雨，幾個人詫異地看著戴墨鏡的我，他們肯定在想，這人又不是明星，這種奇怪的姿勢和穿戴，是精神有問題吧？

風吹過，我是一桿隨時可以折斷的竹子。倒還是不倒，完全取決于當時的意念。

以后長長一段日子，我選擇沉默，不說話，不見人。

女友介紹了一個民間醫生。我每天從這個城市的東邊坐一個多小時公車，去城市西邊這位醫生的家，推拿。然后嚴格按照他的配方，喝各種湯。我對這段日子的記憶，是一天24小時，我16個小時在睡覺，4個小時去推拿——包括在路上的時間，剩下4個小時，都在吃喝。臉上永遠是黃黃的藥水，身上散發著一股跌打藥膏的氣味——我自嘲地想，什么叫黃臉婆？我就是活招牌。那醫生用他的祖傳秘方配制的藥水推拿，他的手所到之處，我像進了渣滓洞，痛得想痛扁他。那醫生的說法，我身上所有經絡都不通，血氣虛得無法養神經，隨時可能Game? over。那是一段像活尸般的日子，“活下去”是唯一的內容和意義。

一直希望從此刪除這段記憶，就像做了個噩夢，醒來最好快快忘卻。但是命運卻像《論語》，要求我溫故知新。

那一年底，在疲勞與焦慮的襲擊下，再次病倒。這次什么方法都不管用了，無奈之下，去了北京。

明知希望渺茫，依然輾轉各大醫院，以及同學介紹的給大人物做保健醫生的名醫。在某著名醫院，我好不容易掛到著名專家的號，等了一下午，終于輪到我，忐忑推開診室，看到一個閉目養神的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我坐下來，他并不看我，說：“有什么問題你說吧，我有點累，但我聽著。”

我陳述了大概五六分鐘，他開始低頭寫處方，邊寫邊說：“你這問題啊，既然找不到器質性的病變，那么就好好養著。我開點滋養神經的藥，你先用上。”

他抬頭把處方給我，透過墨鏡，我忽然看清了，他的眼睛，竟然也是斜的！

出了診室，我穿過兩邊都是病人的長長的走廊，離開醫院大樓。外面陽光正好，是北京最美的秋季，街邊的銀杏葉金黃一片。我把藥方撕碎了扔進垃圾桶，笑得眼淚流出來，路人側目。

也許我并沒有病，只是因此多了二郎神的第三只眼，世界變得像卡夫卡的小說一般荒誕，然而，誰知道是不是另一種真實？

一個頸椎病的專家看著我的片子，說我頸椎某個位置旋轉半脫位，也許是造成眼疾的原因。他要求我戴上護著脖子的頸椎脖套，并且堅持推拿，力求盡快復位。我看著鏡子中脖子上那副枷鎖一樣的東西，想起了莎士比亞著名的高領子。有一天夜里我戴著墨鏡和“高領子”出門，上了地鐵，車上嘩啦同時站起來好幾個人，要給我讓座。我不能搖頭，只是搖搖手表示不需要。一個超過一米八的小伙子不由分說把我按在座位上，伸出手在我眼前晃，一口京腔：“姐，你看得見嗎？看得見？受傷了？”我只能仰視他，哭笑不得。

有一天忽然想，我如果把自己當不正常的，我就不正常，如果我覺得這樣其實也沒有什么大礙，為何不能仰著脖子享受生命呢？

我不再介意別人如何看我的墨鏡和“高領子”，我開始逛街，看演出，也做治療，吃各種營養品。不再執著于到底是否有人能夠治好我，能活一天，就可以躺著聽音樂，脖子后仰25度看電影。有時候和醫生說著話，會感覺到自己的游離，似乎有另一個我，隱身微笑著看這一切，如同看一場戲。

其實并不知道哪些治療或者藥品有效，或者其實完全是因為心境的改變，執念的放下，我慢慢的，一天天地好起來。就像我病的時候讓醫生莫名驚詫，我的漸漸康復，也被他們視為奇跡。

直到那個夏天，再一次在拐彎的地方，遭逢命運。

弟弟病，來廣州。一個多月里，冒著高溫，流連各大醫院。最后遇到的那位專家，說，住院吧，這是重癥肌無力。

那么熟悉的病名，那么熟悉的檢查程序。我一直對醫生說，不是的，不會的，因為我以前也被懷疑過是這樣的毛病。或許我們家族的基因，都在同樣的方面顯得分外敏感。

但是萬一呢？

我不敢動這個念頭，否則我無法再將自己撐下去。

冥冥中，我的禱告和祈求是有回應的吧。在拿到肌電圖檢查結果，醫生親口說“不是”的那個傍晚，終于松弛下來的我，回到家，忽然“哇”地吐出兩口鮮血。

我冷靜地用冷水漱口，對著鏡子抹干凈嘴角的血絲。30年前，童年的我，親眼見到我媽，在我家后院，也這樣無端吐出血來。

我曾經對自己說，我的一生，不要重復我媽的道路，不要只是在廚房里度過。我寫字，出書，我一直笨拙地努力證明，我和她不一樣。事實上，我不僅在廚房操勞，還得努力做一個盡職的職業女性，并要警醒不能提防的命運，總在某個犄角拐彎的地方，埋伏著，給我一個冷不防的襲擊。謀生不易，謀愛更難。我的人生，不如我媽幸運，我只有承擔，無論我是否還負擔得起，是否被壓垮，卻沒有一個肩膀可以分擔。

人生如戲，命運一定覺得我可塑性強，才挑我演那么費力的戲份——藝多不壓身啊。

除了古琴，我不可避免地愛上了那些純粹的看起來精致卻依然脆弱的瓷器，那些瓷器的本質，像女人的慧質蘭心。它的前身，不過是一把泥土，經過了煉獄般的燒灼，才脫胎換骨，涅槃重生，成全了“浮梁瓷器白無瑕，巧借藍色寫青花”。

千帆過盡，轉眼已是半生。于女性，是“開到荼蘼花事了”的年紀，多少曾經叱詫風云的人，此時已經沉寂無聲。于我，是下一個半生的開端，安靜地看世界的喧囂，可以心無旁騖做自己。生命中總有良辰，一壺熱茶，一只青花瓷杯，茶香裊裊中，撫琴。無論命運如何翻云覆雨，且聽那流水從指間滑過，且聽那花朵在琴弦上綻放，聽那酒狂，如何大癲大狂，醉眼將人生張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