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西籬相識于2016年末的一次會議，感覺似乎認識已經很久了。為什么會有這種錯覺？或因記憶里她總是笑容溫馨？年華亦如水流逝，在這種難以避免的“如水”般的時光悄然流逝中，不期然地，讀到她精美的詩集《隨水而來》（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相對于普通人來說，純粹的詩人是比較敏感的人，或者說純粹的詩人對詩情人心有著高度的敏感。正如丁西林話劇《親愛的丈夫》的臺詞所言：“一個詩人，是人家看不見的東西，他看得見；人家看得見的東西，他看不見；人家想不到的東西，他想得到；人家想得到的東西，他想不到。”另外，“詩”的造字法是“言”與“寺”的結合，而寺院是神秘或神圣的。換言之，在某種程度上，詩歌是以語言來言說神秘或神圣（宋劍華教授語）。而西籬詩集《隨水而來》的《自序》說：“詩是我精神的歷程，是我的全部秘密。所有我經歷過、意識到和感受到卻不能表達的東西，得以在此說出。”可謂與之不謀而合。

西籬之詩思，已非小女孩般的多愁善感。恰恰相反，她能夠適當超脫出來，從個人的生命感覺出發，進入一個更大層面的書寫。其超克的路徑包括內容，也包括形式。

《隨水而來》在內容上，可分為社會關懷、夢想追尋。

就社會關懷而言，如《太陽雪 玉樹殤》《尋找一個藏族孩子》《溫柔的沉默》等詩歌。《太陽雪 玉樹殤》紀念玉樹大地震的死難者，整首詩寫得大氣磅礴，讓那種“寒冷和呼喚”在天空與大地回蕩，從面孔“仰向天空”到疼痛“從大地涌出”，乃至詩人沿著胡楊樹、康巴漢子、藏羚羊、野牦牛等四個不同的方向，分別尋找到孤獨、悲傷、踉蹌（慌張）、神秘、慈祥，對于大量生命的消逝，詩人終于感到“我的痛不能消除你們的痛/我的傷不能愈合你們的傷”，雖然個人的傷痛何等渺小、何等淺薄，但詩人畢竟是以真實的傷痛去悼念大量生命的消逝，但是詩人并不止于紀念，她領悟“生命并不屬于你/不屬于我們”，生命屬于時間，屬于空間，“逝者的靈魂與太陽雪結伴而行”，“亡靈的歌聲/在云開日出的地方”，飄蕩、飛翔，并最終到達“完美的時光”，表達出一種對于生命的美好祈禱。

相比之下，《尋找一個藏族孩子》更加私人化，更加具體，寫詩人認識的一個藏族孩子的美好、彼此的遺憾，以及藏族孩子被大地震所掩埋消逝的悲傷，“我聽見大地幾十米深處/樹根的嗚咽”，“我十指插入淤泥/唯恐把你觸痛”。

而就夢想追尋而言，有《海的夢》《所有的路皆被夢幻照亮》《薩克斯的夢歌》等詩歌。它們或有關愛，或有關理想，或有關信仰。

而在形式上，該詩集主要表現為“物的文學”的寫作嘗試。所謂“物的文學”是指文學不只是“人學”，也是“物學”，畢竟，物先于人而存在，物也具有主體性和自在性。作家寫出物性、物態、物理，寫出物并非人的附庸，而以一種宇宙觀、物觀，以物觀物，表現物，升華物，這不僅有利于文學細節的深入，也有利于文學視野的開闊、文學境界的提升。尤其是敘事文學，更應如此。

整本詩集就“物的文學”層面來說，除了《原野上的樹》《如水的陽光》《一朵玫瑰》《鴿子》《午時的花》之外，寫得最多的物就是各種各樣的水，如《隨水而來》《水》《太陽雪 玉樹殤》，以及《聽這初秋的細雨》《雨夜舞會》《雨的夜歌》。

詩人雖然并未超越托物言志的手法，但借助物，到底超越了一己的悲歡，至少不限于一己的悲歡。例如《矢車菊》，寫出物性、物態、物理，比較冷靜，寫出了矢車菊的歌聲，矢車菊的藍色的優雅，昭示一種前世的鄉愁；以及“我們今生的忙碌/是為了再次得到/你寧靜的一瞥”的領悟。《屋子里再不會有人來了》雖然傳達了“我”的孤獨，但是主角似乎是屋子，“我”被物化為一株淡金色的植物，“我”與帕斯捷爾納克共同在“黑夜”里堅守。

《隨水而來》的《自序》提到,“文字將我從深淵領出，又帶入深淵……人性與情感的真實與虛幻，迷惘與魅惑，不可知的未來與宿命，都成為我詩歌的命題。”“所有真實其實都是難以證實的，尤其是在人們過著多重生活的當下。”“我在大部分時間，在人群之中不得不選擇緘默。或許，這是孤獨的又一個淵藪。”而這樣的一種“深淵感”、孤獨感、迷惘感、虛幻感，卻不時在詩中出現。諸如《因為如此敏感》《人們那樣注視著我》《屋子里再不會有人來了》等不少詩歌，光是從標題就能觸摸那種來自靈魂深處的敏感與痛感。

一言以蔽之，西籬的詩集《隨水而來》是她的精神自傳，以其無病之痛及其超克的書寫，提交了一份當代人的精神檔案。這份精神檔案屬于西籬，也屬于與她不謀而合的人們，或許也屬于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