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小說家，魏微常常顯得“不合時宜”。很多人對她的創作寄予很高期望，她卻矜持、固執甚至是故意地不出手。偶爾，她也會在文章或言談里表達創作的決心與計劃，同時又吐露難以推進的焦慮與痛苦，這就更讓人對她可能的下一步產生遐想。足夠的小說創作天賦，卻遲遲不能用作品滿足人們的期待，這種焦慮中是不是也潛藏著出大作品的可能呢？及至2022年，魏微拿出了她可謂是“沉寂”多年后的一部長達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煙霞里》。終于算是給了關注她創作的人們一個交待。

讀《煙霞里》，突然覺得魏微變了。以小城鎮為背景，寫家庭里的煙火氣，寫倫理秩序中的愛恨情仇，在無事的悲劇中寫出一種難以釋懷的淡淡的憂傷，這種憂傷又含著一個游子對故鄉、對親人的眷戀，這是魏微創作的長項，是她小說的鮮明標識，也是很多人喜歡她作品的緣由。《煙霞里》卻讓人讀出了另外一種小說風貌，展現出魏微強大的也是冒險的小說抱負。她執意要突破從前的自我，打破既有的小說格局，寫出她的創作理想：為一個小人物撰寫編年史，也為一個大時代作記錄。人間煙火的揮之不去中，更可見時代風云的潮起潮落。真的沒有想到，魏微會這樣處理筆下的人物和故事。

如果說從前的魏微是踢毽子、練太極，這一次則畫風突變，要做舉重者和拳擊手了。這哪里是“一個人的編年史”，分明是要為一個時代畫像。說一個時代都小了，從十年動亂到改革開放新時期，近半個世紀的中國經歷了怎樣的風起云涌，世事變幻，魏微要對這樣一個巨變的、轉型的時代提供自己的小說記錄。

這是小說，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分析和評判。這是一個人人生經歷的敘述，更是對社會變遷的直接描寫。《煙霞里》仍然有鮮活的魏微小說印跡。一座小縣城，與之相關的一兩個小村鎮。一個鄉村女子的成長史。強烈的自敘傳色彩，家庭成員在大善的前提下發生的各種矛盾糾葛與行為沖突。但魏微這一回顯然增加了“重型武器”，“打擊力”顯著增強。從李莊這樣一個小村鎮開始，逐漸擴展到縣城清浦，再擴大到地級市江城。地域的拓展也是家庭奮斗史的寫照。這一過程中，魏微仍然堅持著自己以往的敘事風格，即小人物裹挾在大時代的風云際會里，微小卻堅忍地活著；他們奮斗但不能說是奮斗者，因為他們大多沒有體現出奮斗者的姿態；他們順應著時勢潮流，因為他們并沒逆流而上的勇氣；然而他們并不愿意茍活，不愿意只滿足于吃飽喝足，他們的精神和情感總是處于活躍的狀態中，而且各自具有程度不同的反思能力。平淡的生活因此并不完全是平庸的，即使是不值得過的生活，卻也有值得記錄的地方。這就是小說的功能。

魏微在《煙霞里》里直接和歷史對話。可以說她的發力是全方位的。自敘傳的色彩已經不是某些方面的相似和聯系，而是將自己的出生、成長，命運、歸宿和盤托出。幾乎就是一部近乎非虛構的人生盤點。因為讓主要人物田莊英年早逝，這種自敘傳色彩又和強大的虛構發生了錯位、對沖。說實話，呈現在我眼前的小說面貌讓我為魏微有一點擔心，這太為難她了。一個在小城鎮的人物堆里感到舒適的她，突然要評判歷史，向時代發問，為未來留下記錄。

《煙霞里》由兩個文本構成，一是田莊從出生到成長，從求學、入職到遷徙、成家的自述，在這一自述過程中，打開的是李莊、清浦、江城等鄉村、城鎮、城市的面貌，是田莊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以及圍繞在他們周圍的一系列人物林林總總的故事。一是田莊出生、成長過程中，中國社會發生的各種重大的變革。特別是田莊從李莊出發，一路走到她早已心向往之的廣東，置身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最微小的生命個體與重大的歷史事件以及時代風云奇妙地結合在一部作品當中，時代風云像巨浪沖擊著每一個個體生命，也像一道長城，聳立在每一個個體生命面前。于是小說呈現出兩種看上去截然不同的文體。田莊家族的故事依然延續著魏微一貫的敘事風格。小城鎮的生活景象，每個人內心并不巨大卻很激烈的激蕩與沖突。另一條線索，是關于時代背景的鋪陳。小說從田莊出生的1970年起，以編年體的方式，逐年講述田莊的生長歷程。這種嚴苛的方式使得小說無可回避地要將每一年的時代背景、重大事件都寫入其中。于是，一種“報紙新聞體”的講述就不時地加入其中，成為小說的“論說”部分。這些背景，基本上是一個小說家在用社會分析和新聞評論的方式，講述自己聽聞、經歷以及事后追蹤到的重大新聞。一個國家的社會變遷就這樣被小說家化入到自己的故事講述中。我說魏微創作風格的突變，而且是冒險式的突變，就是指這一部分的加入。它們字數上占有相當比例。

這里就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以魏微的年齡、經歷計，有些歷史事件并非都是其記憶中的一部分，如1970年代初中期的社會動蕩；有些則又是稍有一點年紀的讀者都曾親歷過的。如改革開放后每一年中國社會潮流、文化思潮的涌動，世界范圍內的重要事件。魏微究竟能在多大程度提供人所未知的新鮮內容，如何確保這些信息對小說來說是有效的，對讀者認知而言是新鮮的？比如寫到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她依然是用描述式的筆法，講述了911事件的全過程。除了對國內國際大事要事的記述、評述，小說還結合田莊的個人職業，敘寫了世紀之交中國文化思潮的流變，包括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的現象，文學思潮、文學創作的色彩紛呈。就此而言，自敘傳的痕跡依然強烈地映照在人物尤其是田莊身上。這也在很大程度上確保時代背景的交待與小說人物故事發生內在的、切實的關聯。

魏微為此無疑是下足了功夫，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應該說，社會編年體對她提出的挑戰更大。總體上看，她在這方面的完成度較高。她做到了基本準確，并且在與人物故事，尤其是與田莊人生歷程的結合上努力做到有效對接。田莊是出生在鄉鎮上的普通女孩。她的父母卻又不是完全的務農者，這讓她的成長始終與周圍的環境既融合又有區別。幼年的田莊就被送到父親出生的城市江城居住，在爺爺奶奶的呵護下長大。父母及之后的兄弟姊妹也都搬到縣城清浦居住。李莊、清浦、江城，三點一線間構成田莊獨特的成長空間，讓她上可過早接觸《人民日報》之類的讀物，不但識得高難度的文字，而且懵懂間對天下大事有了領悟的“特長”。來到廣州工作、生活，成家立業之后，這種感悟就成為田莊個人生命歷程中的內在組成部分。田莊因此變成了這樣一個人物，對家庭親情非常敏感，尤其對祖父母的情感依賴，與母親的時有牴牾，對父親的理性認識，讓她的情感和心理充滿張力，她對周圍世界的認識及人生經驗，很大程度上來自于處理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她卻很少關注個人的情感需求，尤其是進入青春期之后，對于同愛情相關的情感，總處于茫然和被動狀態，這使得她的人生因此多少有些寡淡。然而或許正因為這種心智上的既有過早成熟的一面，又有明顯缺陷的原因，讓她有可能對社會時事產生“偏科”式愛好，從而使小說中關于社會背景的交待變成合理存在。雖然這還不是全部充足理由。

我認為對魏微來說，最難的不是把田莊這個明顯有著自敘傳色彩的人物寫好，哪怕是以編年體的方式寫好她的成長史。而是在于，如何為她的成長提供強大的社會背景支撐，如何讓這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裹挾在大的時代風潮中，既看出社會時代對她成長的影響，也看出經她的眼睛過濾后的社會時代有怎樣的景觀。如何把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文體，兩個互不關聯的世界有效地捏合到一起，成為一個互相交叉的立體多維的小說世界，這是魏微給出的難題，是她自己設定目標時就已經注定要面對的挑戰。處理這種關系，做到敘事上的統一，邏輯上的自洽，并非易事。魏微嘗試使用多種手段使之能夠周圓。說實在的，做到這一點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魏微面對一個天然的困難。從一個人出生開始的記述，當然不可能以其本人的口吻敘述完成，相當多的部分需要有一個超出角色的敘事人來承擔，否則，不是邏輯不通，就是不可能均衡。田莊生于1970年，一直到她有了判斷事物對錯，看清周圍形勢，揣摸人心之前，她幼年時的經歷，中國社會發生的各種大事件，社會變革的趨勢及潮流涌動，都不可能以田莊的視角來完成敘述。于是，我們在小說中讀到了一個既不是田莊，也不是小說作者的敘述視角。這個敘事者沒有身份，不是人物，就是一種筆調，一種假設的、假定的存在。這個敘事視角被稱作“我們”。這個“我們”具有全局性且超然物外。有的時候，這個“我們”有點像影視劇里的畫外音，幫助人們理解人物不能直接說出的內容。比如，說到田莊還叫小丫的幼小時期桀驁不馴的性格，小說寫道：“可是據我們掌握的材料，其實小丫還好。桀驁不馴是有的，但也要看對誰。”這個“我們”是誰？我們并不知道。這個“我們”在小說的開始部分成了必須存在的敘述者，很多說理的內容大都由“我們”來承擔。“我們認為，在中國有許多事是不能深究的，家庭尤其是；人生的不幸，首先是從家庭開始，而不全是由社會造成的。我們作為兒女，對父母多有批判。則我們作為父母，又做得如何呢？當然也不夠好，如此，便由下一代來批判，來糾正。”這樣的表述在開始部分時有閃現。

讀到小說的結尾部分，這個“我們”逐漸得到合理解釋。雖然魏微沒有直接說出，但她為此做了自圓其說的工作。這就是，所有這些故事，原來是由田莊的幾個朋友共同完成的。為了把故事寫好，田莊的幾個閨蜜還請來了一位叫做“魏微”的作家共同完成。“魏微”很愉快地加入到講述田莊編年史的撰寫工作中，并和大家一起討論田莊人生故事的種種。這就是“我們”了吧。這里既有作家“魏微”，也有其同齡人。她們是一個組合，是我們開始讀到的那個奇特的“我們”。魏微的這一神來之筆可謂大膽。這樣做不但讓種種不同的敘事變成合理，而且還拆解了田莊就是魏微個人自敘傳的聯想。這是一種敘事策略，也影響了讀者對人物故事的認知。當然，這個“我們”在小說后半部分逐漸退隱，這是隨著田莊可以自我識別人事、辨別是非而自動形成的。

盡管敘事人的切換具有補救性質，但從小說的閱讀效果而言，又是可以成立的，并無別扭之處。魏微突然放開了寫作的手腳，不再小心翼翼地一點一滴前行了，《煙霞里》是一次轉型，也是一次升華，可以想象，此后的魏微會在創作上躍上一個新的平臺。四十萬言的小說，講述一個女性一生的生命歷程，記述近半個世紀的中國社會的變遷。人物從幼小到成熟的成長過程中，身體、心理所發生的變化，要以編年的方式一步一步捋下來。半個世紀的中國社會發生的巨變與轉型，社會思潮、文化潮流，一波接一波地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而發生著變異，一個小說家要全面了解、掌握。魏微要為這一切“編年”，還要尋找二者的結合點，使之融為一體。魏微寫作疆域突然擴張，理想抱負陡然增大。從她創作上尋求突破的角度講，我對此頗感欣慰，且視其為有可能打開新空間的一次大膽嘗試。

難度也是全方位的。僅就語言表達來說，半世紀的風云變幻，中國社會的流行語也在發生著急速變化。小說既要生動描述一個時代的生活，又面臨一個困難，即要不要恪守時代生活的真實，嚴格把握好流行詞語的出現時機。《煙霞里》其實已經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尤其是小說的開始部分，即田莊的幼年時期，那時的中國還處于封閉狀態，魏微為了敘述上的生動，為了和今天的讀者迅速呼應，在某些環節上使用了今天才有的流行語。我不認為她是無意識、不小心這么去做的。她有刻意為之的成分。因為有“我們”這個超然的全能敘事視角的存在，這些“穿越”式的詞匯仿佛也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不過我相信，這些詞語，或者說這樣一種敘述方法，在讀者中是有可能引起討論的。比如這樣的描寫：“那年田家明十九歲，迎來了他們這一代人的高光時刻。后來他說，整個劇場燃了，爆了。”這顯然是“我們”在用今天的口吻、詞匯在描述過往的生活。再比如：“李勇的油膩，第一在于胖，第二是嘻嘻哈哈。其實胖和嘻嘻哈哈，都未必指向油膩，但兩個合在一起，就會起化學反應。”這已經是直接使用當下熱詞描寫過去的生活了。也有時，魏微會以更客觀的口吻來描寫。如：“她首先是端莊，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李莊人不知道這叫‘儀態’，總之看上去不大一樣，很順眼就是了。”“儀態”一詞的使用者是誰呢？田莊？“我們”？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是一種更加超然的敘述語調。

要完成這樣一部大作品，需要處理的難點和把握的平衡、均衡很多。這是一次挑戰，也是一次冒險。魏微顯然對此有清醒的意識，并在創作上努力做到合理呼應。尤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體，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大時代的滄桑巨變，如何恰切地結合為一體，這是必須從構思開始就要設計，過程中又隨時需要精細處理的。需要小說家有清晰的構想，更需要高超的技藝。田莊很早就開始讀到主流報紙，從而對天下大勢有超乎常人的愛好與判斷。同時，也為小人物與大時代的關系努力尋找直接對位的理由。“一部改革開放史，無論怎樣書寫，……不可忽略的是無數個體的欲望。無數像孫月華這樣的人，自1980年代初欲望就被喚醒……”“欲望是中國人心中一顆既幸福又不幸的種子，它在1992年發芽了，茁壯成長。無論是誰，只要有欲望，就會有人要求公平，就會有人絞盡腦汁利用不公平。”這些“理論”描述，本質上都是為小說里這種“大”與“小”的對接尋找理由和證據。

魏微的發力之狠還體現在小說人物故事的結局上。1970年出生的田莊，其生命終結于四十二歲。這種結局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已經有了“預告”，從而使故事講述超出編年體的“體例”，具有了某種“共時性”的特征。我相信，英年早逝這一命運結局，魏微不是為田莊個人設計的。她要的不是對個人命運的唏噓嘆息。她是要讓故事戛然而止，歷史也由此畫上句號。一個人生命的終結，也是一次鳳凰涅槃，是一種對于新生的期待。歷史的車輪當然會滾滾向前，新的生命每一天都在誕生，時代也會打開更加豐富多彩、復雜多重的畫卷。這就像魏微本人的文學創作一樣，只要寫作的熱情和決心在，一定會在未來打開更加廣闊的世界。“一個人的編年史”可以有無窮盡的續篇，我們有理由期待魏微的不斷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