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蘭妮寫過《曠野無人——一個抑郁癥患者的精神檔案》。時隔14年，她再推出新著《野地靈光》。與此前所作同為紀實文學，而后者是她在廣州和北京先后兩次因憂郁癥住院的經歷和見聞。作者披肝瀝血，顯露真相，揭開了為公眾所不熟悉的“另一個世界”的日常狀態。兩本紀實文學合在一起，恰是李蘭妮同類題材寫作的雙璧。

我不愿意因為題材極其罕見而用“另類”一詞形容她的寫作。在她看來，這種常人難以理解或即使看到也盡力回避的生活正是她的日常狀態，再正常不過了。她的日常實際上離這邊的世界也并不遙遠，只不過我們通常抱了不愿正視或者只是獵奇的心態敬而遠之罷了。我特別佩服李蘭妮，她是中國作家群里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她有一支“解剖自己”的妙筆，意志頑強，與憂郁癥有時搏斗，有時和解，堅持了那么多年。正如當年魯迅解釋自己寫小說的緣由，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一樣，她憑著無比的愛心和勇氣，引我們走進精神病患者奇特的世界，讓更多的人關注罹患的邊緣人群，助益我國的精神衛生事業。寫這樣的書，她要不時喚起癥發的難受，回憶起她自己痛苦的經驗，甚至再次經歷曾經的噩夢。書里每一行她寫下的句子，都是她心里的一滴血，她愿受此煎熬而寫作。人群里，作家占少數；作家里，得憂郁癥的占少數；得過憂郁癥而又能直面煎熬、揭出病苦的作家，少之又少。于是，李蘭妮的紀實寫作成為了罕見而珍貴的讀本，為我們了解、預防和關懷受類似的精神疾病困擾的人群提供了別出一格的經驗，我自己也是從中學了很多。都說開卷有益，李蘭妮的這本新著是名副其實的開卷有益，值得向公眾大力推薦。儒家論詩，謂詩有“興觀群怨”四用，李蘭妮的《野地靈光》就占了“觀”和“群”兩用，“觀”就是認知，“群”就是樂利有益于社群。借助李蘭妮提供的親歷與旁觀，將遭受忽視的邊緣人群的生理病患和精神困擾問題帶回到公眾關注的視野。

解決憂郁癥和類似精神困擾癥的困難之處在于患者與公眾的雙向回避習慣，由此而存在高度隱蔽性。這種隱蔽性當然來源于患者和公眾的無知。公眾因無知而歧視，患者除遭受生理折磨之外，又多一重精神壓力，于是問題就更加難以暴露和解決。《野地靈光》里記錄的住院病例有五六歲的孩子，有中學生和研究生，大叔大嬸就更多了。不分年齡，不分職業，皆有可能。現代社會里，尤其是大都市，包括憂郁癥在內的精神困擾問題不容忽視，患者需要正視，公眾需要改變。憂郁癥和精神困擾癥的嚴重和緊迫正是《野地靈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李蘭妮寫《野地靈光》，看得出來她有一個明確的訴求，就是要讓讀者明白憂郁癥和其他精神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旦自己罹患或身邊有人得了應該如何應對。不過她的書畢竟又不是有關病理的醫學陳述，也不是心理和精神分析的小冊子，她采用了紀實文學的寫法，感性呈現，這是她的高明之處。紀實題材，換言之當屬第三者觀察報告。然而她卻反其道而行之，采用第一人稱實地記錄見聞。以自身求醫訪道的經歷和所見案例現身說法，不僅文筆親切，飽含深情，而且呈現實況，促人思考。凡病都涉及私隱，尤其是這種被普遍誤解的疾病，動不動被說“黐線”“發神經”的病，要以身“試法”需要很大勇氣。敘事人稱的選擇通常被認為只是修辭手法的問題，殊不知它也是一個作家的膽識和勇氣問題。文學要感人、入心，修辭手法背后體現的正是作家的道德勇氣和坦誠。事實上，憂郁癥固然有生理性的一面，但也有精神性的一面。也是由于其精神性的一面，導致了不足為外人道的顧忌。然而患者若能突破此心理顧忌，坦誠面對，也一定有益于治療康復。李蘭妮的現身說法正是一個可以效法的楷模。她的做法也為被相同病癥折磨的人樹立起重新出發的標桿，她不但克服了病痛的折磨，也由此取得了文學的功業。壞事變成好事，造福了讀者大眾。

李蘭妮既是作家，也是患者。在她漫長的病史中，也一定見過異樣甚至歧視的目光，一定遭遇過不那么人性化的對待。李蘭妮明白自己作為作家的責任，用手中筆，糾正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偏見，讓他們得到更加人性化的關懷，從而推動精神衛生事業的發展。正是出于這崇高的關懷和愛心，她選擇了與一般紀實文學不一樣的修辭。我是讀了李蘭妮的書才知道“芳村”一詞真正的由來。它指代的是我國第一所收治精神病患的醫院，由晚清傳教士嘉約翰于戊戌變法之年建立于廣州白鵝潭對面的芳村，初名惠愛醫院。李蘭妮的跨文體寫作使得《野地靈光》起到發蒙啟智的作用，讓公眾建立起對精神病患健康、文明、人性的正確觀念。

文明不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只讓人享受它的成果，人們在享受文明成果的同時也在付出代價。只不過這代價不是所有社會成員均等地付出，而是由于某種我們所不清楚的原因更重地落在了一些社會成員身上，文明的代價由他們來承擔了。從這種認知出發，精神疾病就不僅僅是患者本人的問題，它也是全社會的問題。那些把病患看作純粹的“異類”，以粗暴的方法對待病患，是完全錯誤的。尤其是今天的中國社會，正經歷著由農耕形態向工業化甚至后工業化形態的急劇轉型，都市化迅速擴展，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家庭、家園和故土，離開原來賴以生存的資源支援系統來到陌生的城市。人的生活形態加速原子化，這導致都市個體的生存壓力大增，精神健康的問題日漸突出。憂郁癥等精神困擾頻繁地出現在我們身邊，成為觸目可見的存在。在此情形之下，患者本人的診斷、治療是一方面，至于另一面的預防和康復則更多地是全社會的責任。雙方需要同舟共濟。專業的診斷和治療肯定能起到止抑的作用，但愛心、關懷、人間溫暖對預防和康復同樣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國有句古話，“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或許被輕蔑地看成心靈雞湯。然而李蘭妮本人的寫作實踐就是活的樣板。精神憂郁也不純粹是生命負面的因素，一旦你能以強大的生命意志加上藥物治療度過一波精神憂郁的潮汐，也許就能煥發出常人難以想象的創造力。古今中外，有不少藝術家都曾罹患過不同程度的精神憂郁癥，如托爾斯泰、拜倫、陀思妥耶夫斯基、梵高、柴可夫斯基等，這個名單還可以拉出一長串，但他們的生命都激發出讓人震驚的精神創造力。我當然不是論證他們的精神憂郁與藝術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但是神秘的精神創造力與此種被認為反常的精神狀態之間存在聯系，則是不能否認的。“艱難困苦”亦必存在，成為日后的“成”神秘的助益因素，中國古人很早就認識到這個道理。李蘭妮的兩本書反復出現曠野和廢墟的意象，孤獨的折磨和對孤獨的抗爭，構成了她生命的常態。當然事實也證明，她是對抗精神憂郁的強者，是一個令人欽佩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