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緣文化的影響與創作觀的形成

文化所具有的強大的影響力和作用力，不僅在普通人身上有著烙印一般的痕跡，而且在寫作者的創作中，更是如影隨形的。

每個人的個性成長，以及品性成熟，都離不開其母體文化的滋養，其如胎記一般的印痕，多半是會伴隨終身的。如同，童年記憶會涵蓋一個人的一生一樣，飲水思源，在自我不同時段的各種蛻變中，每個人總能從中辨認出曾經的那個自我，那個成長成形過程中的童少年的自我。

對于文學創作者，從一開始，就具有一個文化的故鄉，其筆下總會出沒著文化故園的精神源泉所產生的不一樣的哺育，所帶給其為人處事的不一樣的作用力，面對世事不一樣的形態和方式。

如此說來，就不難理解在生存位置改變了的作家中，雖然挪換了地方，而其動力之源還是他早已離開的故鄉。或者說，無論他選擇的居住地離故鄉有多遠，一下筆，所有的距離頃刻消彌，這樣的例證數不勝數。而具有本土扎根性的作家，其本土文化表達的純粹和完整，自然就帶有地緣的優勢，其實也是難能可貴的特性，不僅是因為熟悉，也不僅是成長期耳濡目染的影響，還有對真相了然于心的深入，這實在就是精神版塊的一個印記，恐怕是輕易洗脫不去的。

論及到林淵液的創作，可說是地緣文化的影響與創作觀形成的一個很有個性的、也是并不多見的一個特例。

潮汕地區文化奇特，一方面，稟持著中原文化遷徙流變的影響與自我吸納的蛻變，另一方面，又在融入嶺南的過程中形成自身強大的差異性，所以學界一直有三分而論嶺南文化的慣例，潮汕文化一直占了很大的一個比重。當然，時至今日，單論三分法已不足以指認嶺南文化的豐富多樣性，大批量持續幾十年的移民，天南地北的文化匯聚嶺南，潮汕文化又漫延至各個地方，甚至是天涯海角的異國他鄉，其文化基因也在裂變，也在產生著不一樣的交融與催生出不同的品相。這些，既影響與作用著一地一處的文化，同樣也跟創作者密切相關。

所以，在林淵液的創作中，可以發現，既有潮汕文化的深刻印記，又有著海闊天高的現代與時尚的留痕，如同一只能落地歇息的小鳥，又能飛翔到視線難及的遠方。這種文本的復調，正是她的標識之一，同樣也是她的難能可貴之處。

林淵液的題材與行文，一面很鄉土，一面很自我，一面很時尚，一面不無前衛。有時，讀她的作品，你會覺得她不管不顧，一味喃喃自語，所有內心的起伏觸碰，纖毫畢現，對自我的感悟的捕捉，可說是靈動如騰挪的舞者，快捷如飛奔的跑者，一路撿拾，無一遺漏。有時，你會從她的作品中，發現她的飛翔的現實主義，已經頗有后現代的影子了，甚至是跑出了后喻的語境，所有的漢語的可能性，都被她順手捕捉，乍一看很古典，再一看很現代，她把漢語之美的傳承，作了最大化的個人努力，而且甚有張力，她不僅用散文去經營文字，她同樣用小說去經營文字。這是她個人創作第一層面的建構，同時，也是個人風格的建構。

我向來認為，沒有個性的建構，很難在千軍萬馬的寫作中，形成自己的序列，成就自我的方陣。而林淵液的自覺意識，或者是她不經意驅動的這樣的寫作用心，已經在成全著她不一樣的寫作特性。這種案例，在她的幾本散文集《無遮無攔的美麗》《穿過小黑屋的那條韓江》《出花園之路》以及小說集《倒懸人》中，隨處可見。一個隨心所欲的創作者，是駕馭能力上乘的幸運者，也是一個黯熟文字的張力的得意者。正如她自己自況：“寫散文，無非就是把自己溶解在時間里。這其實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散文人格，生活和生命是第一性，寫作是第二性的，而小說人格恰恰相反。”一個人的寫作能夠把人格融入其中，那多半是很有個性色彩的，而且是有著精神托付的自覺的。與一般浮光捕影的碼字多了很不一樣的質地，那就是思想與審美，思想與審美的力度和高度。

何況，以淵液靈動的敏感與快捷的銳利，生她養她的潮汕大地的文化，不僅讓她的身上帶有那方女子的特性，更讓她的精神層面有了不一樣的基因。本地文化在她的寫作題材中，如同霧嵐一般地紛披下去，無論著痕深淺，印跡是或濃或淡的，尤其可在《出花園之路》的文集中見證，特別是她的筆墨一觸及故鄉、鄉神、鄉愿、鄉俗，好像有什么附體一般，字里行間立馬骨格分明，有著濃濃的潮汕文化的氣息和品相。何況，她的鋪陳是那么的肆意縱情，她的表述又是那么的婉約綿密。很多篇章里，潮汕的文化風貌成了她行文若隱若現的背景圖，變幻萬千，特色殊異。所謂的地域性書寫的特色，所謂的想像力的奇異，何嘗不是有著這樣的文化的浸淫與滋養。

要知道，潮汕文化在藝術版塊有著讓人驚異的貢獻，不光是非遺方面的潮繡本雕等，在書畫方面，人才尤其占盡了嶺南的半壁江山，這是一方水土有足夠的地力，才能不斷地把文化發揚光大，而源源不斷地輸送人才。

所以淵液將業余的創作做到了極致，做出了毫不遜色于專業的成果，如同康德所一貫倡導的:“你要如此行動，無論是你自己還是其他任何人，你在任何時候都應當將之作為目的，絕不僅僅當作手段來使用。”

其實，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活法、不同的方式來探究，或者是無意識地去圍剿一個問題，如同古希臘神話中的人面獅身的靈物，通過它的謎題來喚起人們對這個在功利社會似乎可有可無的問題的思考，“人是什么？”每個人能知道什么，能做點什么，或者希望什么，可以成為什么等等，對此進行無休止的追問。當很多的人被生存功利捆綁，不再理會這些既哲學又無實用性的東西的時候，淵液反向逆行，她的散文集《出花園之路》，她的小說集《倒懸人》就是一個例證。在特質時代，用文學可能抗衡與攪動不了什么，但足可以給時間留下一個不一樣的書寫，畢竟不是所有的寫作都是迎合時勢，消費潮流的。

2、在探索與追索的路上

回想我與淵液的的認知交往，頗有意味，除了突如其來的聯系，就是漫長的再續，怎么也算是舊雨新知吧。那個遙遠的十多二十年前，我被省作協派去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那期唯一的理論班，超乎預料地在京城呆了幾十天的時間，是離開廣州時間最長的一次外出。因為魯院一位老師的牽引，我回來后就接到了淵液的來信，其誠懇謙謹非常書卷氣，一如她的名字。后來她到廣州參加學習，我們聚了一餐。其時還有人為著愿望而充實自己，還有這樣的念想為文學而期許自己，這是多么不一樣的動力，或許是那個年代的文學施予人一種罕有的熱情和動力吧。

匆忙聯系之后，日常繁雜的事務與換單位換跑道等等不可忽略的折騰，加上安于簡單較少交游的稟性，于我是時常錯過了很多的美好，時常讓記憶空轉，驚覺時很多的人事早已疏離。然而，與淵液的再度聯系，可說是鮮有的例外，那個飄飛了的記憶重又接續起來，似乎沒有隔閡，我想，這肯定是源于她的文字留下的作用。一個人的外表僅是印象，而內心的互認與誠懇才是有內容的交流，而這是有賴于默契和認同才可以持續的。

果然淵液不負眾望，是因她沒有辜負自己，用她的成果不斷地成全自己的夢想與突破、挑戰與蛻變。

她是純粹的，為文學持續地要求自己、施壓于自己，畢竟她的職業是從醫，文學于她不過是一種執念般的承諾，是可進可退的副業。

就淵液的小說而言，個性鮮明，她的這種個性色彩，帶有后喻性的嘗試，并且成功地延伸了她的散文優勢，騰挪自如，絲線入扣，綿密有致。在小說集《倒懸人》輕易可以列舉這樣的例證。

就淵液的散文而言，那真是驚喜，不是完全傳統意味的寫法，也不是呆板的有文必錄的流水賬的套路，而是把現代與傳統的手法交替并用，互相補位，從內心到現實，從眼前物事到想像的時空，無所不被收納，她的選題如同一塊磁石，把她所熟悉的相關的聯想都汲附過來，由是，尋常的營生，普通的事件，就變得不再一樣了，這樣的謀篇布局，就如同施了魔法一般，見人所未見，示人所未想，然后，就獨樹一幟了。

我向來欣賞和捧讀有思想的有哲學況味的散文，有思考且有深度，才能引發啟迪和共鳴，而對于流水行文，對于走馬觀花，多半也是湊熱鬧的堆砌，總因空泛而聚攏不起注意力。表淺，或者空洞的華美，等等陋習，不應是散文泛濫的而沒有節制的痛點，似乎誰都唾手可得的粗制濫造已經大行其道，成了一種失去剎車的空轉了。

可喜的是淵液的散文早就不在這個層面，她要追蹤和持續呈現著無比豐富的內心世界，以及和內心一樣廣大的文化，還有人生的閱歷，這就讓她的筆下舞動出不一樣的風情，眩目而又別致。

簡單概括一下：

一方面，是靈異的豐富性。

林淵液的靈異，是指她想像力的通透與穿越，有時很空闊，有時很博雜，有時山川野地，有時又是兒女情長。

寫得從容，寫得淡定，也寫得超脫。凡俗營生，被她寫得翻江倒海，晦澀意念，被她寫得絲絲入扣。

二方面，是創新帶來的現代與前衛。

潮汕是甚有文化淵源的。而淵液是自覺地承接了這樣的文學傳統。且又果斷地對自我作出超越的要求與嘗試。

可以回顧一下文化的一個高峰期現代文學，尤其是在女性創作方面的飛流直瀉，可以提供的參考與思考是博雜且多元的。

在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在那個從思想到觀念都在謀求新變的文化背景下，從丁玲、廬隱、蘇青、張愛玲、冰心、蕭紅等等新式女性的人生經歷和創作經歷，都可以找到一個自我蛻變的文學源頭，表達自我，表達小我的欲望，表達對傳統以外的所有想像和向往。當然，這種變異留下了有價值的東西，也免不了摻雜泥沙。

而對于嶺南文化而言，尤其是以廣州為核心正在成形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清交替時期，女性的解放標示著這個地方的文明，大大超越了內地，甚至是成為了一個地域文化的標識，比如西關小姐，比如下南洋的紅頭巾，比如自梳女，這些異于時世的奇女子，就在嶺南這塊土地上橫空出世了。這不能忽略和無視，是因文化的先進性帶來的現象和新變，會成為一種文化血脈，不斷傳承和創新。甚至在文學的呈現上，就會出現不一樣的基因。

淵液的散文很突出，尤其讓人印象殊深的，是她的用語靈動有致，表達出人意表，這是很多平庸乏味的文章所欠缺的東西，文學首先就是語言的藝術，何況散文。

淵液書寫個人卻有格局，不兜售多余的小情調，不故作小資，是因這作狀的小資總被誤讀為時尚和情調，殊不知真正的時尚是離不開奢華與引領的強勢，是文字背后的氣勢帶來的，也是底氣與后勁所促成的，遠非自戀自賞就可輕易獲取。

三方面，自覺在探索與追問的路上留下腳印。

一如淵液所說，怎么寫散文實在不是一件易事。

人皆可之的一種體裁，是否真的沒有門檻，沒有高度，隨手便成呢？

而自覺的探索，意味著挑戰寫作的慣性，以及文學所能觸及的多樣性。最為基本的就是駕馭文字的能力，想像力與個性魅力是其中重要的兩個引擎，可以更好地驅動表達與呈現。

追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追問有技巧方面的不舍不棄，詩窮而后功，也有對內心的挖掘和開發，有對自我的拷問和思辨。

如果寫作能進入這樣的狀態，那就不是簡單的碼字，而是帶有一種使命感，一種完成度更為飽滿的態度。

作為一種判斷，這種想法可能更傾向于專業的純粹與深入的認同。

確實，文學創作不等同于寫作。文學性的寫作只是一種鋪陳和表達，比較個性、自我、隨意，所謂的我手寫我心，把所見之人事物，一一用文字還原述說出來，進一步，流暢或者華美，機巧與聰明一覽無遺，再然后，文字之后，水退沙現，一片空蕩蕩的沙灘裸露在眼前。這是很多的寫作存在的狀態。

而創作卻不一樣，如同一個大自然的探礦者，要有所發現，有所導引，有所標識，更要有所突破，這種追求，著意的是把普通的寫作往文學的深海又推進了數海里，它不宥于表層的表達而滿足，而是把創新與發現作為使命和責任，去探索一個獨具個性的發現，去開拓一個能把境界和層次提升到一定高度的空間，讓文學豐富而多元的魅力與表現力，得到淋漓盡致的傳遞，極盡漢語之美妙，極盡創作獨到與開掘的魔力，它能讓精神領地的開墾與閱讀世界的吸引力，達到了一個讓人驚喜的狀態，這向來是文學創作的杰出作品，帶給時間最難能可貴的貢獻。

3、讓豐沛的內心與文化成為文學肆意生長的滋養

林淵液自帶潮汕文學的基因，而且有扎根性，她的文字與她的出生成長地相互認同著，從而從另一個方面詮釋了潮汕文化一種新的態勢，一種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不斷包容進取的態勢，以文學的形式來強化了這種文化的新變與新的力量。

潮汕向來豐饒，而這種豐饒豐富富有辨識度，充滿了唯美的取向

而潮汕的文化人所具有的深廣度，從承傳性來說，都是從不斷裂的。

作為一個作家的林淵液，除了具備了這些從小吸取的優勢，又把潮汕文化的創新精神，在文學創作里作了最好的表達。從她幾本文集的很多篇章中，可以領略到她對文化的敬意，以及對傳統的致禮。這在滿世界流動的作家中，這種創作的扎根性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個性沛然的，她的創作不僅通達她的內心，還通達她身在其中的文化，不僅僅是個人內心的渲泄或觀感的描摹，也是一種土壤長出的枝葉和果實，從而讓她的寫作厚實起來，有了更多的份量。

至此，不由得例舉那部名為《家園》的紀錄片道出的一種真相，正可以用來比喻淵液的創作，“就在這一刻，智人，聰明的人類走進了故事中，你受益于地球歷經40億年遺留下來的驚人財產，你只有20萬年的歷史，但你已將世界改頭換面。雖然你很脆弱，但你卻占有了所有棲息地，并征服了大片的領土。”回相起兩年前啃完英文版的《人類簡史》，那時在腦海里翻滾的思緒，如今再度重溫，人類與地球的命運，似乎也能比況出創作與個人的關系，一時無語。

我感嘆淵液筆下汩汨涌動的靈感和不歇氣的思緒及文勢，這是不斷涌動的內心驅動和勃發的表達能力。這是一個黃金期的書寫階段，想必淵液是明了和自知的。當然背后的折騰與疼痛，那真的是甘苦自況啊。

而我于文學的的評論，只是一個偶爾的涉獵者，雖說也在持續地用了好幾年的時間，來重溫一系列被命名的經典，這種重溫讓我生出了很多感嘆，內中有的深為觸動，有的則不以為然，時代雖變，而真善美的高度在那，不會輕易掉下來砸中一個平庸的。

雖說我的論說閱讀的表達，可比喻為不是經常使用的水龍頭，不及淵液一汩一汩流淌的泉水，也許我的感悟一旦積攢太久，有時候也會拱破了水管，突然就噴濺一下，可是過不了多久缺口又被修補了，我依然得尋找下一次噴濺的出口，那畢竟是暗黑中的磕碰，并不那么輕易和暢達呢。

不過我相信，我與淵液此刻的書寫及閱讀的交流，就像是從不同的方向出發的兩股水流，恰巧遇見，假如此時也恰巧有明亮的光晃射過來，或許會讓我認為這樣的交流有感應，如同彩虹一般地從頭頂跨越，讓人有一種多么賞心悅目的知遇的感嘆，這實在是可以留給記憶的榮幸。期盼如是，感應如是。

淵液是個醫者，每天面對的是人身體的種種困擾和解脫。而之于文學，之于她的愿境和期許，她同樣拿出了醫者的態度，不斷地探究，不斷地突圍，如同讓人的身體怎么跟時間與命運言和，友好地一齊渡過，她的創作同樣在要求自己不斷超越，筆下的書寫，既是自我，也是自我超越的見證。我想，是枝裕和說的這段話，很是吻合她的狀態，“沒有一勞永逸，永遠要重新開始，重新進入動蕩，重新尋找，重新贏得歡喜。”這也權當是我們彼此的一種共勉吧，畢竟生而為人，無論進入什么職場，經歷過什么，領略過什么，得與失之后，最終也還是渴望，也還是要極盡全力地，為了去探索和尋找那個能讓自己無聲流淚和緊緊相擁的真實的自我。

我希望此時的閱讀，及生發出這樣的百感交集，應該是有些意味吧。

（梁鳳蓮，廣州市社科院嶺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專技二級）、一級作家、博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廣州市優秀專家，廣東省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