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寫作”概念提出之后，迅速地引發了廣泛討論。這是當代文學現場中一個全新的命名，其概念、內涵、邊界、風格特征、代表作家、標志性作品等等，目前都處于一個尚未確定的狀態，亟待進一步厘清。不少評論家、作家，紛紛撰文，闡述他們對于“新南方寫作”的理解。作為一個概念，或者一個對于某種文學現象的概括，“新南方寫作”顯然具有豐富的討論、闡釋空間。但無論如何，我們得承認，這個概念首先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盡管目前，對于這個“新”的“南方”的地理范圍的界定稍顯寬泛與模糊。楊慶祥在《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一文中，將“新南方寫作”的地理區域界定為：“中國的廣東、廣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區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南方”與“北方”在文學領域本就沒有一個地理學上的清晰界線，“南方”和“新南方”同樣也難以劃分出這么一條線出來。但與傳統的“江南”相比，“新南方”顯然是一個更為開放與廣博的空間概念，它不限于一江一河、一山一水，它超越省市界限乃至超越了國界，其地域更為廣泛?！靶履戏綄懽鳌弊鳛橐粋€地域性的文學概念，它必然地帶有某種地域書寫風格。同時，又因其地域界限的廣闊與泛化，其地域風格又注定是多樣、多元的，而非單一的、集中的。

在文學創作中，作品的地域風格與地域氣質往往通過地理環境、地域方言、地方風物等來呈現。遲子建筆下的東北，賈平凹、陳忠實筆下的西北黃土高坡，張承志、張賢亮筆下的曠野、草原與邊地，老舍、劉恒筆下的北京，馮驥才筆下的天津，汪曾祺、蘇童筆下的江南，王安憶、金宇澄筆下的上海，沈從文筆下的湘西，等等，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地理意義的風景，經過作家的書寫，成了文學的風景。眾多的文學風景，又構成了一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既是想象的，又是現實的；既是凌空而起的，又是根深蒂固的；既是極具個人色彩的，又是有著堅固而普遍的物質基礎的。地方風物書寫，在這一過程中往往就承擔著展現小說作品現實的、扎根的、物質基礎這一面的敘事功能。

作為一個地域性概念，“新南方寫作”顯現出怎樣的地域性？如何呈現這種地域性？具體到地方風物書寫，又呈現出哪些特征？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我想到略為矛盾的四個詞語：豐富，凸顯，隱退，失衡。

首先是豐富。如前文所說，“新南方寫作”在地理邊界上目前雖然沒有定論，但卻已經顯得相當遼闊——楊慶祥認為“新南方寫作”包含了南洋地區的漢語寫作，陳培浩在《“新南方寫作”及其可能性》中認為它“囊括了廣東、福建、廣西、四川、云南、海南、江西、貴州等等文化上的邊地，具有更大的空間覆蓋性”。在這一界定中，存在著多元化的文化：廣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海洋文化、南洋文化、各少數民族文化等等，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傳承至今，仍熠熠生輝。與此同時，“新南方寫作”所涵蓋的主要地區，又與民主革命、全球化、改革開放、城市化進程、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等時代浪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這一過程當中，“新南方”廣泛地接受了來自全球各地的異域文化，在與之碰撞、交流、交融中，也逐漸生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新的城市文化。在以廣東、香港、澳門等為代表的粵港澳大灣區，這一特征表現得更為突出。廣東的打工文學、底層書寫、都市小說在新世紀以來都引發了文壇的廣泛關注，“城中村”“出租屋”“工廠”“流水線”“鋼鐵”“深南大道”等作為新興的“核心意象”，成為“新南方寫作”中極具時代性的風物一類。因此，地域的遼闊，古老傳統文化與新興時代文化的交疊，使得“新南方寫作”在地域特征與地方風物書寫上，首先就呈現出了一種豐富性。傳統風物、鄉土風物、時代風物、城市風物，在“新南方寫作”中，滋味不一，卻各有風采。

其次是凸顯。近些年，有一批青年小說家的“新南方寫作”得到了眾多關注。以陳崇正的《黑鏡分身術》《美人城》，林培源的《小鎮生活指南》，陳再見的《出花園記》等為代表的潮汕書寫，以林森《島》《海里岸上》《唯水年輕》為代表的海洋書寫，以朱山坡《蛋鎮電影院》《風暴預警期》為代表的小鎮書寫，以林棹《溪流》《潮汐圖》為代表的嶺南書寫，都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盡管身處不同地域，盡管敘事風格不一，但這些作品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它們都深深扎根于地方傳統文化，著力在地方風物與時代變幻的碰撞中，書寫其中的悲歡離合，展現出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在現實主義敘事中，地方風物成為他們小說中清晰的底色。比如陳再見的長篇小說《出花園記》，將潮汕青年男女在十五歲時的“出花園”風俗作為整個故事的關鍵隱喻，在海東城與深圳、在出走與回歸之中，展示了馬瑋、羅一槍、陳靜先等一批“80后”青年的成長故事；比如林森的海洋書寫，在過往與當下的交錯中，在陸地與海洋的交替中，挖掘那些消失的或者即將消失的海洋信仰。在充滿想象力的后現代敘事與魔幻現實主義敘事中，地方風物成為他們小說中重要的角色；比如林棹小說中對于嶺南風物與景觀的重現與變形，使得其小說彌漫著濃郁的嶺南氣息；比如陳崇正小說中對家鄉的重新想象與建構，顯現出歷史與現代、地域與個體的深度融合。此外，林白的《北流》（《十月》長篇小說雙月號2020年第3期、第4期）、陳繼明的《平安批》（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10月）、厚圃的《拖神》（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等一批長篇小說新作，也在地方風物書寫上展現出強大的吸引力。同時，一些潮汕、客家小小說作家，也在作品中就其所在地域的某一種風俗民情作出刻畫，比如陳樹龍、陳樹茂兄弟二人的小小說集《北門街94號》、吳小軍的《太公分豬肉》等。地方風物書寫的凸顯，給這些作品帶來了歷史的厚重感，也帶來了濃郁的地域性。更關鍵的是，地方風物在小說中既是表現對象，也是表現手法；既是內容，也是方法。因此，凸顯應當成為“新南方寫作”中地方風物書寫的重要關鍵詞之一。

再是隱退。隱退與凸顯，看起來矛盾極了——它們本是極度相對的。但是，在遼闊的“新南方寫作”中，隱退與凸顯又是并存的。有作家將地方風物作為其小說中的重要部分，也有作家并無意于此。比如路魆，他是土生土長的廣東肇慶人，其作品流露出陰郁的后現代主義氣息，這一點，與陳崇正的部分小說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的是，他的小說作品，往往將故事的發生地設置在一個相對模糊、獨立、閉合的空間之中，故事發生的時間點往往也并不清晰。換而言之，他的作品并無意在地域性與時代性這兩個常見的維度上做文章，而是將重心放在了個體的現代處境與內心世界的深度挖掘上。又比如王威廉，他成長于西北，求學于廣州，在廣州生活了十余年，成為廣東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說作品，比如早期的《非法入住》《無法無天》《合法生活》（“法三部曲”），將目光投射在當代都市青年的處境之中，但并未包含具體的風物書寫。這些作品，更注重的是一種存在狀態的普遍性，而不是某一種地域性。所以，在不少“新南方寫作”中，地域性處于一種“隱退”狀態——不能簡單地判斷他們就沒有南方氣息，那些深入骨髓的地域文化影響是難以磨滅的，只是這種氣息在作品中并不顯性呈現。當然，這種情況也并非定局，它會隨著作家書寫狀態與書寫目標的變更而發生變化。王威廉的中篇小說新作《你的目光》（《十月》，2021年第6期），就將大量的筆墨放在了生活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客家與疍家這兩個土生土長的嶺南族群身上，借他們的歷史與現在，借眼鏡店老板何志良與設計師冼姿淇的相遇、相知、相愛，展現時代的飛速變遷，更展現時代潮流中客家人與疍家人的處境一種。此外，在一些城市書寫中，傳統地方風物顯現較少，但某些新興的、更具時代性的風物又出現了。比如前文所說的“流水線”“城中村”，比如科幻小說中的種種技術想象，等等。因而，“凸顯”是相對的，“隱退”也是相對的。

最后是“失衡”。作為一個生長在江西贛州，求學、生活在廣東珠三角的客家人，當我梳理閱讀視野中的“新南方寫作”時，當“失衡”這一個詞語出現在我腦海之中時——坦白說，內心確實有一種尷尬的情緒。僅以廣東的小說創作來說，展現潮汕地方風物與文化、廣府地方風物與文化的作品都不在少數。而當我在腦海中搜索近些年以客家文化與客家風物為中心的小說作品時，確實許久都沒能夠找出足夠具有代表性或引起相當關注的作家和作品來——尤其是彌漫著濃郁客家風情的作品，尤其是青年作家作品。“近些年，被大家廣泛關注和討論的潮汕小說家和作品挺多，客家的呢？我一下子想不出來。或許是我孤陋寡聞——所以真誠一問，近些年有哪些作家作品？”——當我在朋友圈里將這個問題提出，又私下咨詢了好幾位廣東的作家、評論家之后，我確實感覺到這種失衡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在現代文學史中，張資平、李金發等都是客家人，許多作品都展現出了對客家風貌與客家人情的刻畫；在當代，不少學者也在踐行“客家文學研究”。但在“新南方寫作”中，客家風物書寫的“相對缺失”又確實是現實一種。從青年作家的創作來說，客家籍的作家并不在少數，比如這兩年引起了廣泛注意的陳春成（福建寧德人），其小說集《夜晚的潛水艇》（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9月）中的《竹峰寺》《傳彩筆》《釀酒師》等不乏客家文化風情的蹤跡；比如徐威（江西贛州人），其楊鎮系列小說著重展示客家的風俗民情，《慢生十二式》（《人民文學》，2021年第12期）以贛南一個廚師家族的傳承與衰敗為核心，試圖呈現客家風物與客家品格；又比如巫宏振（廣東清遠人），他的作品更傾向于展示現代體驗，在客家風味這一塊，暫未顯露出明顯的書寫痕跡。倘若把這種視域從廣東再往外延伸，延伸到“新南方”，客家的聲音仍然顯得輕微；倘若把客家替換成其他地域與族群的文學書寫，失衡也同樣存在。

豐富、凸顯、隱退與失衡，這四個詞語構成了我對當下“新南方寫作”中地方風物書寫的印象一種。它們有時彼此獨立，有時重重交錯，從而構成“新南方寫作”文學風景的復雜一面，而這復雜的一面，又恰恰是我們都需要、期待、珍視的。僅僅是“新南方寫作”才呈現這幾個相互矛盾的關鍵詞嗎？其實也不然。我想，把這四個詞放在更廣闊的中國地域書寫中，放在整個當代文學發展鏈條中，同樣也是適用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以“新南方寫作”為中心探討地方風物書寫的現狀一種，僅僅是一個局部的、有限的分析——但我相信，這些問題，不會被忽略。

（刊發于《廣州文藝》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