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從來都是社會思潮的一種體現。在我的閱讀和接受經歷中，寫大革命的《三家巷》，反映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閃閃的紅星》，以及寫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改革的《小城春秋》《野火春風斗古城》《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暴風驟雨》等，反映新中國成立以后生活的《三里灣》《創業史》《山鄉巨變》等，它們給我留下深刻的記憶。這些隨時會被喚醒的記憶，也已經深深地嵌入個體以及同時代人的文化根脈之中。

2021年黨的生日前夕，省作協推出了十部紅色作品并召開研討會，當時我們就看到，紅色題材創作，已經吸引了眾多作家投入，黨史、新中國史，成為文學創作的巨大富礦。

并不是說，選擇了紅色題材，就有了創作上的優勢或者找到了捷徑。我個人最不能容忍的，是將紅色題材作品的創作等同于通俗文學作品創作。紅色題材作品創作，或許更需要作者有足夠的準備，是否具備一個成熟作家的寫作技能，藝術價值的認知和藝術觀念是否有大的突破，作品思想、情感能否有震撼人的力量等等，都迅速成為對創作成果檢驗的指標。

紅色題材作品具有激勵人心、凝聚人心的作用，但是一部紅色作品能否成為經典，這需要受眾和時間的檢驗。能否讓讀者受到感染產生共情共鳴，是最基本的一個因素。而在信息豐富、大眾審美能力普遍提高的當下，這最基本的，同時也是最難的。

閱讀是一個不斷篩選和淘汰的過程，我們也看到，并非每一部紅色題材作品都能獲得專家與讀者的一致認可，一些作品在史料準備、人物塑造、作品的文學性等方方面面，還有著需要完善和提升的空間。

如果止步于歌頌英雄、描摹苦難、重現歷程、講述傳奇，那一定容易陷入平庸。作家要對歷史有充分的學習研究和正確準確的認知，同時體現出對社會、歷史、人生的思考和價值取向，表達出對理想和信念感悟與追求。帶著信仰去創作，和僅僅是講一個特殊年代的故事，其創作實踐走向的差異是不言而喻的。簡單講述歷史，和生動還原歷史、塑造歷史中有個性的活生生形象，其作品藝術性的差異也是不言而喻的。

這又進一步考驗作者，是否能有足夠強大的創新能力。

我們看到廣東作家也創作了不少好作品，比如《腳印——人民英雄麥賢得》《烏江引》等等。它們運用的是現代的藝術語言，摒棄了過去紅色題材敘事簡單固化的傳統手法，回歸人性，注重歷史時間里個體的生命體驗和精神世界的真實，拓展了歷史題材的表現空間，構建了受眾能夠具體感知的歷史時空，從而展示出不凡的藝術氣象，給我們帶來情感的滿足和精神的震撼，也帶動了大眾對創新的藝術形式的認同。

表現陌生領域內容從而滿足讀者“解密”的饑渴，也是作品取得很好藝術效果的途徑之一。這方面，需要作者有歷史知識和特殊專業知識的儲備。《烏江引》是個重要的案例。

該小說基于準確可考的史實而創作，講述四渡赤水歷程中，以“破譯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為破譯主力的中革軍委二局，幾乎成功破譯了國民黨軍的所有密碼情報，成為紅軍一次次突破重圍、絕處逢生的秘密所在，長征密電全新解密締造了長征史詩的傳奇。

四渡赤水是老幼皆知的歷史，是無論文學、影視、音樂、舞臺劇等各種藝術形式都充分演繹過的題材，而《烏江引》卻講述了另外一種史實，是與情報戰交織的歷史現實，其中豐富的細節真實，令讀者不能不融入作家創造的歷史語境。小說的講述者是“我”、“我們”，敘事以現實主義和意識流交疊方式，語言則將口語和“電報文”融合。小說結構的循環往復，書名以及各章節名稱，又有著古音樂中的某種特殊氣質和審美寓意，呈現出作家龐貝古雅迷人的藝術趣味（這種趣味在他之前創作的《莊先生》等系列話劇中尤其飽滿濃郁），給讀者呈現出“在寫法上、結構上、表現方法上都顯示一種很新鮮的、是我們以前看其他小說沒有的經驗。”（著名作家劉斯奮語）。

總之，紅色題材作品要感染人、感動人進而獲得強大的生命力，并隨著時光推進而成為經典，它不一定是宏大敘事，但必須要能撼人心魄；不需要呈現歷史的全部但一定要找到故事和情感、人性的高光時刻；不一定是全方位的，但一定要有厚重的歷史文化內蘊。

時間不斷將現實變為歷史和記憶，我們永遠需要的是激蕩人心和富有精神感召力的作品。當歷史中的“小人物”被真實可感地刻寫出來，比如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們，他們就成了我們心中永難抹去的真正的英雄，這些為信仰而存在而奮斗和犧牲的形象，就有了永恒的激發人心凝聚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