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四卷本報告文學《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是一部社會進程型報告文學，它書寫了廣東建設小康社會的42年社會史，著力刻畫改革開放時代人民奮斗的故事。書寫小康敘事，既見證時代、表現現實，也勾勒一種偉大的改革開放精神，傳遞奮斗的激情和夢想的力量。多年以后，站在歷史的長河中，重新回眸這一段中國崛起的改革開放歷史，我們必將更清晰地看到它的意義：這是一個古老民族在經歷現代轉型、獲得國家獨立之后的鳳凰涅槃；這是一個兼具智慧、勇敢、拼勁兒的生氣勃勃的時代，是一個開闊、從容、青春、希望的時代，更是一個值得記錄、書寫、銘刻并堅守的時代。正是這個時代，遼闊中國巨龍騰空、舊貌換新顏。在《奮斗與輝煌》一書中，小康敘事與現代化敘事、社會敘事與歷史敘事、區域敘事與民族敘事、廣東故事與中國故事等關系具有內在同構性。書寫廣東小康史，就是呈現一個崛起國家及其人民的故事、智慧和精神。因而，敘述小康廣東，就是講述崛起中國，也是提煉一個走向復興的民族的精神氣象。

一

作為報告文學，《奮斗與輝煌》最大的亮點在于書寫對象的特別與恢宏，它因此而有別于一般的報告文學類型。報告文學一般包含三種類型：一是以人物為中心的報告文學，二是以事件為中心的報告文學，三是問題型報告文學。《奮斗與輝煌》無法被歸類進以上的任何一種類型，它書寫的是廣東近42年的社會歷史進程，就表現對象的體量和深廣度而言，《奮斗與輝煌》具有相當的恢宏性，這種報告文學屬于另一類型，可稱為社會進程報告文學。相比于人物型、事件型和問題型報告文學，社會進程型報告文學因其體量龐大而具有更高的完成難度。鑒于廣東小康社會進程在中國小康社會進程中的典型性和重要性，這樣一段社會史，不能僅留給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去研究，它也誘惑著躍躍欲試的報告文學作家。章石山以團隊作戰的方式完成這次報告文學的高峰攀登，體現的也是一種跟小康社會建設相通的戰略和勇氣。

必須指出，社會進程型報告文學的成功，既要有宏大的社會歷史視野、專業的史料爬梳和妙筆生花的文學書寫能力，還必須有對“人”的理解力。這里的“人”便是小康社會的建設者，創造歷史的主體——人民。《奮斗與輝煌》創作團隊深知“小康敘事”與“人民性”的內在關聯：奮斗是人民的奮斗，輝煌是民族的輝煌；而民族的輝煌將回饋于人民的奮斗，并為人民所共享。章石山也意識到，奮斗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而是行走、活躍、奮戰在小康社會建設的每一個節點上流著血和汗，貢獻光與熱的每一個人。因此，在“人民性”立場展開小康敘事，又在“人”的立場上展開文學敘事，構成了《奮斗與輝煌》的作者們必須解決好的難題。

對于小康敘事與“人民性”的關系問題，《奮斗與輝煌》顯示了充分的自覺性。書寫小康史，就是要書寫人民奮斗的故事。接著便是“人民在哪里”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將表現對象聚焦在哪些人群。對此，《奮斗與輝煌》也有清楚的答案。小康敘事要表現的人民是行走在廣闊的民間大地上、奮戰在小康社會建設第一線的普通人。這部書中的表現對象全是奮戰在第一線的干部群眾，小康敘事講述的便是農民、工人、打工者、一線干部、科學家、環保志愿者、抗疫醫生……他們是無所不在的人民，是前赴后繼的人民，是勇敢的人民，是困境中的人民，是不退縮的人民，是充滿著希望而奮斗的人民。在《奮斗與輝煌》中，人民是1978年清遠縣氮肥廠和廠長曾國華一起突破禁區、謀劃未來的職工；是1977年帶領南海人民放開手腳，人稱“梁膽大”的縣委書記梁廣大；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如潮水般涌向南粵大地的務工者；是在2003年非典和2020年新冠兩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中如定海神針般守護著人民群眾安全的醫務人員；是在瘋狂的“拉尼娜”中以生死時速開創突圍之路的武警；是在高科技之城深圳精研技術的人工智能科學家……

報告文學不僅是報告，也是文學。文學不只講述曾經發生的生活，還幫讀者理解生活的夢想和可能。《奮斗與輝煌》是一部傳遞“中國夢”的作品，奮斗的人民投身于小康社會建設，他們是國家的主人，是歷史的主體，他們創造著民族的輝煌，也分享著民族的輝煌。因此，《奮斗與輝煌》便因為講述人民的故事而傳遞給讀者夢想的希望和奮斗的力量。

二

《奮斗與輝煌》聚焦“小康社會”建設者的智慧。因此，書寫小康故事，就是書寫中國智慧。書寫建設現代化中國的政黨智慧乃是理論界的重任，書寫小康社會建設中來自民間、來自人民的智慧，就成了《奮斗與輝煌》的一種自覺。本書共四卷，前三卷書寫奮斗，后一卷書寫輝煌。但不管是書寫奮斗還是書寫輝煌，都分享著共同的主題，那就是書寫小康社會建設者——中國人民的智慧。

卷一《百端待舉》的時間跨度為1978年至1991年，記錄了廣東人民為擺脫貧困而進行的努力和拼搏。改革開放第一個階段廣東社會建設“每一個歷史節點均在書中體現，從個體戶之變、經濟特區建設、流行文化興起到地方修建鐵路、廣交會、六運會等”，而每一個歷史節點，都體現著人民的智慧。比如此卷重點書寫的“清遠經驗”，無疑，這也是廣東改革開放歷史中值得銘記的時刻。曾國華的“難受”來自于他對現實的觀察和反思，在此的10多年前，清遠的洲心公社塘坦大隊就實行所謂的水稻田間管理“五定一獎”——定勞力、定地段、定產量、定工分、定成本和超產獎勵的生產責任制。洲心公社農民收入迅速提高，但這種“洲心經驗”在接下來的“文革”中受到了批判。1978年，曾國華聽說洲心公社開始重拾往日經驗。此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在全國開始，此前他又參加了省里組織到大慶參觀學習的活動。曾國華開始悄悄和領導班子商量：借用洲心經驗，不破不立，闖一闖！由此才有了后來所謂的“清遠經驗”。事實上，“清遠經驗”就是跟安徽鳳陽“小崗村經驗”相似的典型改革開放經驗。這種經驗的實質是從人民群眾到村一級的基層干部到鎮、縣一級的干部從現實出發，既敢破陳規、從禁區中探新路，又善于在規定性中創造可能性的策略和智慧。假如沒有曾國華等氨肥廠干部職工來自現實的敏銳嗅覺，就不會有“清遠經驗”；假如沒有當時的清遠縣委書記陳國生面對傳言不為所動的“定力”，“清遠經驗”也可能夭折。所謂嗅覺、擔當和定力，歸根結底就是廣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智慧。可以說，《奮斗與輝煌》便在努力呈現這種人民的智慧：卷一的“個體戶之變”“農村的‘二次革命’”“市場運作賽事”“勞務有了價格”，卷二對廣東改革如何面對“股市起伏”“勞資平衡”“生產安全”“通脹壓力”四張答卷等問題的書寫，卷三對“用創新贏得未來”“打造領頭羊”的書寫，卷四對“創新引領未來”“智能驅動發展”的書寫，都貫穿著這樣一種對小康社會建設主體——中國人民智慧的由衷敬意和禮贊。

三

《奮斗與輝煌》以廣東小康社會建設為表現對象。廣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橋頭堡，確實是中國建設小康社會、走向民族現代化進程中最具典型性的地區。因此，在《奮斗與輝煌》中，小康廣東和崛起中國與民族復興之間具有深刻的同一性。書寫廣東小康其表，借此提煉輝煌歷程中的寶貴經驗，凝聚作為命運共同體的民族向心力才是更內在的訴求。無疑，《奮斗與輝煌》在書寫廣東小康建設42年歷史進程的背后，包含著一種清晰而昂揚的民族情感。對于這樣一部鴻篇巨制來說，表達一種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非主要目標，它更希望通過40多年的廣東小康社會史來折射中國的改革史，通過中國的改革史來映照一個重新崛起的古老民族的心力、意志和智慧，來書寫一種具有文明意義的民族精神。因此，知道《奮斗與輝煌》書寫什么固然重要，但在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中理解書寫背后那種正在崛起的民族精神更加重要。

尋根索源，便會發現，《奮斗與輝煌》事實上也在人民奮斗的故事中提煉出一種崛起中國的民族精神：敢于在艱難中堅守、能夠在彎路上返身；既腳踏實地，又眺望夢想；既有為民族國家奮斗的勃勃生機，又有機會分享民族國家共同體所反饋的輝煌成果。一個民族的個體愿意奮斗，并能分享輝煌，他們便有光彩，有精神，這個民族便崛起，便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