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麗生用樸素的語言講述與還原了一個底層人物如何改變個人命運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與眾不同在于作者在展開底層人物命運書寫的同時，將主人公置身于“鄉土農村”與“軍旅生活”兩個題材中，并在“鄉土經驗”與“軍旅經驗”之間進行自由切換，最后作者以橫截面的方式在主人公即將展開的“校園生活”中戛然收尾，給讀者留下大量的“未定點”和“空白”，從而讓讀者只能以想象的方式來“填補空白“，完成小說的最終閱讀。

“變奏”一詞源自拉丁語，表示主題的演變。小說主人公的人生就是一系列的變奏……孫肅恭生活在潮汕農村，通過參軍改變人生軌跡。作者在揭示底層鄉村青年的生存面貌的同時，迎來主人公命運軌跡的重大“拐點”：他要離開生他養他的潮汕平原，去一個雖一無所知，卻又向往而陌生的新地方。可以說，小說在著力譜寫一曲“鄉土”與“軍旅”題材的雙重變奏曲。

一

一重變奏：在劇變中回歸傳統

孫麗生的小說屬于傳統敘事，即“寒門子弟”如何實現階層跨越、城鄉跨越，從而完成從農村到城市，進而達到命運蛻變的故事。新世紀以來興起的“底層文學”“打工文學”是這一傳統敘事的現代演繹：新時代中，農民進城的機會較之以往有了更多的選擇，除了“參軍”和“考學”，他們還能以“打工者”的身份進城，成為“農民工”。而新時期以來眾多小說關于“農民工”生存狀態的揭示引起了“關于底層與底層經驗表述”問題的關注。

這一母題之所以有巨大魅力吸引了不同時代不同作者以不同方式反復敘述，其核心在于“寒門子弟”到“城市”去不僅僅是小說主人公“孫肅恭”的個人縮影，更是千千萬萬歷史洪流中與“孫肅恭”有著同樣的命運的寒門子弟集體命運的縮影。這是自城鄉二元分化以來，無數農村人對渴望扭轉自身命運的殷切期望。從這種意義上講，這部小說不僅僅是個人史，個體命運的精神成長史，更是以個人命運為載體折射和剖析了社會現象，并深刻揭示了中國農村鄉土青年的生存狀態。

孫麗生是一名傳統作家。今天，傳統作家倒是越發稀缺。“現實主義”“寫實主義”這種寫作手法早已算不上“時髦”。自卡夫卡、博爾赫斯、羅伯-格里耶等被引薦以來，以及眾多寫作手法流傳開來，引得無數作家紛紛效仿。劉恪曾在《先鋒小說技巧講堂》里提到：“我們今天仍要寫下那些方法的名稱：元敘述，意識流，荒誕，拼貼，碎片，戲擬，變形，魔幻，迷宮，含混，飛散，凝視，互文性，陌生化，游戲，反審核，包括返校說等等。”^[1]眾多技巧和手法使得寫小說和讀小說都愈發如同猜謎。

小說和小說家再也不是本本分分的了，一時之間，似乎誰仍然在用“現實主義”手法去刻畫人物，描摹環境，誰就還生活在巴爾扎克的時代里。但“先鋒小說是一個悖論的產物，它既有現代小說的全部內容，又具有反現代小說的全部方式。”[2]

盡管今天我們從工業時代轉變到后工業時代。科技社會，信息社會嚴重影響了人們生活、思維甚至寫作。但“傳統”仍自有它的魅力，在現代生活中，人心卻更加向往樸素。如此，“懷舊”并非是一種思鄉病，并非是陳舊的情懷作祟；而是人們在今天渴望與呼喚傳統價值的回歸。就中國當代小說而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先鋒小說，新潮小說曾無出其右。三十年后，仍被反復閱讀和提及，卻是用傳統手法寫作的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路遙的小說因樸素、真實而格外動人。

《寒門子弟》的主人公“孫肅恭”是一位毫無背景的潮汕鄉土青年，十八歲，正值“懷揣夢想與愛情”的年齡，可生活的殘酷卻使他沒有太多的出路。那個年代，農民如果試圖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除了“當兵”和“考學”以外別無它路。

孫麗生對他的小說主人公“孫肅恭”比路遙對筆下人物“少平”“少遠”更為苛刻。作者沒有安插太多的浪漫可供幻想的愛情故事在里面。小說揭示的只有生存的現實——孫肅恭很清楚“參軍入伍”是他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他不想再“面向黃土背朝天”做一名農民，繼續祖輩的生活。

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對細節刻畫的把握能力。他以濃重的筆墨傳神地表達了自己這一代人對于“饑餓經驗”的感受力。小說在描寫到孫肅恭因為體重不達標而無法參軍的時候，其父秀才這樣支招：

秀才苦笑一下說：我沒有太好的“鳥步”（奇招），只能這樣啰，從明天開始，讓你媽每天午餐、晚餐都多下一兩米，給你撈一碗干飯吃，直到體檢過關為止。另外，重活累活會流汗的事，你就不要干了， 免得那碗干飯被變成汗水流走了。

平時只有過年過節家里才煮干飯，或者誰生日媽媽就給誰撈碗干飯，每日兩頓有碗干飯吃，這差不多相當于天天過年過節過生日了。弟弟妹妹們聽了父親的話，都瞪大了眼睛看著肅恭，羨慕得口水差點就掉下來。秀才見孩子們這種表情，眼睛就濕濕的，悄悄背過身去，用衣袖揩了揩。

從沒看見父親掉過眼淚，知道他已是盡心盡力傾其所能了，此時的心情是何等的糾結？肅恭心里一熱，鼻子隨即酸酸的，淚水跟著涌上了眼眶。^[3]

這段文字生動描繪了那個年代對于饑餓的經驗和體會，特別是“秀才見孩子們這種表情，眼睛就濕濕的，悄悄背過身去，用衣袖揩了揩。”這個細節格外傳神，帕烏斯托夫斯基說：“一個好的細節相當于一個成功的形象。”^[4]它不僅體現了父愛，也表達了底層生活的艱難隱忍，更體現了作者對于小人物帶有憐憫和同情的悲憫情懷。

小說主人公的生活正是在這樣的人生拐點上展開，他的命運也即將在這重變奏曲中慢慢揭示出來。難能可貴的是，即使環境是如此險惡和苛刻，小說主人公“參軍”是他出人頭地的唯一手段，但他仍能持守自己的良心，保持淳樸本色。

孫麗生的小說回歸傳統，并非僅在于題材的回歸傳統——抒寫鄉土文學，更在于精神的回歸傳統，向“精神家園”回望。

二

雙重變奏：軍旅題材的再抒寫

小說《寒門弟子》除了帶有個人成長小說的特點外，也含濃厚的“半自傳”色彩。作家孫麗生出生于廣東潮汕地區，有過農民經歷和部隊經歷。他的個人軍旅生涯為小說提供了真實而鮮活的素材。

小說主人公孫肅恭歷經各種波折來到部隊，小說對于孫肅恭參軍過程的描寫頗具現實意義，在那個年代，不僅考學指標奇缺，就是參軍，人數也寥寥無幾。這甚至是當時農村寒門子弟想要跳出“農門”的唯一出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因如此，粟仔一家包括孫肅恭一家才使出“渾身解數”來圓夢。栗仔作為帶有一點“反面色彩”的人物，為了讓兒子參軍成功，不惜突破做人底線，使用了造謠中傷的手段來嫁禍對手。“聽到這些議論，粟仔暗自高興，認為一旦被上級采納了，小米就減少了一個競爭對手。”^[5]這也從側面反映了農村生活人情世故中微妙復雜的一面。

福斯特在他的《小說面面觀》中，將小說人物分成了扁形人物與圓形人物兩類。[6]所謂扁形人物就是臉譜化，性格單一的人物，而圓形人物則是展示多面性格特色的人物。作者無論是在塑造所謂的“正面人物”孫肅恭還是“反面人物”栗仔等，都沒有以臉譜化的方式將他們寫成“扁形人物”，而是立體地還原了復雜人性本身。

孫麗生對于軍旅題材的處理，也沒有故意去刻畫人物的英雄性，而是寫普普通通的人性。在“農民”轉變為“軍人”身份的時候，無論是孫肅恭還是小米等，并非是由于自覺的“政治覺悟”，而是與生存本身的實際情況掛鉤。孫肅恭也沒有被作者簡單地塑造為一個高大全的人物，作者通過系列事件拿捏到位地描摹了他的細微心態。入伍是與前程聯系在一起的。作者如實地寫出了“農民軍人”的實際心理狀況：

我參軍到部隊，應該大有希望，說不定真的能夠提干哩。一種自以為是的感覺隨即漫遍全身，他飄飄然扭過頭來，回望身后漸行漸遠的村子，心里不由自語道：這一去，不知什么時候我才會重新回來？這個地方大家都說是“省尾國角”，這么偏僻落后，我已經在這里受窮受苦受累受夠了，為什么還要回來呢？如果是像以往其他參軍的人，在部隊當了兩三年大頭兵，就灰溜溜地回來，繼續面向黃土背朝天，作田“當涂奴”（土地的奴隸），那還不如不出去哩！不，這樣不行，我一定要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到了部隊拼命地干，干出點名堂來，要回來一定等到提干升官了才回來，書上叫做“衣錦還鄉”。^[7]

作者準確再現了“小說是一種微雕藝術”的特點：孫肅恭帶著出人頭地的強烈愿望，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衣錦還鄉，生動再現了農民軍人的思維特點和復雜心態。同時作者也呈現了孫肅恭寬厚善良的人性，如主動站崗、演習等事件，體現了他的淳樸和進步。

小說中關于孫肅恭解釋“浪險”精神而“一鳴驚人”一段尤為精彩。潮汕話的“浪險”就是“非常偉大”“非常厲害”的意思。當新入伍的潮汕兵要求談各自感受的時候，孫肅恭被迫使用普通話發言。對于初次離鄉去外地的人想必都有過類似的經驗，一時之間難以在普通話和家鄉話之間自由切換。孫麗生的小說就寫到了類似的經驗:

肅恭被分在九班，想著第一次要用普通話發言，心里七上八下，忐忐忑忑。他從來沒有在任何會議上講過話，在家都是講潮汕話，普通話被叫做‘電影話’，真不知道要講什么內容，如何用普通話來表達？^[8]

劉恪在《現代小說技巧講堂》里說“小說必須處理自然與經驗的東西。”^[9]小說家的功力正是體現在對于經驗的處理上。而這精彩并帶有獨特個人化經驗的東西，體現了作者細致入微的觀察能力。我想這很可能來自作者親身素材。

孫麗生的小說不僅是鄉土小說，更是“自傳”或“半自傳”性質的軍旅小說，但作者又不僅于此，它還是帶有“民俗性”和“地域風格”的文化小說。

三

底層人物命運的深切關注

別林斯基說“典型性是創作的基本法則之一，沒有典型性，就沒有創作。”^[10]現代小說往往反其道而為之。如卡夫卡在小說《城堡》里的主人公，干脆名字都叫成了“K”。孫麗生的小說繼承了傳統小說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并且成功地塑造了系列典型人物形象，如孫肅恭，以及父親秀才，祖父白丁等。作者一一帶出了幾代潮汕人的歷史命運。

孫肅恭從祖父這輩到他分別綽號為“白丁”“秀才”和“進士”。這些名字象征了孫家階層的遞漸變遷。他的祖父外號“白丁”，名如其人，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缺少文化的平頭老百姓。祖父“舊社會一直靠一條小木船幫人送客載貨艱難度日，飽受農民沒有田地之苦”。到了父親孫振山這一代，其父“早年小學畢業，能夠兩手左右開弓打算盤，背了一肚子古詩文，擅長猜謎，鬧洞房‘做四句’是高手。村里人公認他有文化，加上他父親名字叫白丁，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做秀才。”^[11]

除了孫肅恭一家三代，小說還刻畫了其他一些人物形象，如“豆腐佬”“孫大炮”“大貓”“老兵”“栗子”“小米”等。這些人物讀起來活靈活現，躍然紙上。如孫大炮：“孫振仁平日好吹雖然鄭重其事，講得鏗鏘有力，但實質上是地對空導彈——都打到天上去的，泛泛而談，沒有具體的點子”“話不著調，外號被叫做大炮”。^[12]孫麗生以活靈活現的筆調展現了筆下人物，他們各具特點，充滿畫面感，像極了趙樹理小說中“老諸葛”“三仙姑”等，栩栩如生，幽默風趣。

孫肅恭父親孫振山的命運是帶有悲劇性的：他本有出去的機會，考上了府城的師專。個人意愿卻始終拗不過家長制的命運裁決：“白丁‘行船’回來發現了，立刻到學校把他追回來，讓他定親娶老婆，語重心長對他說：成家立業，先成家才有立業的根基。你是長子，必須先結婚生孩子，傳宗接代。再說，讀師專回來，也就是當個教書先生，還不如在家作田哩！”^[13]

秀才這樣被折騰了兩回，出去的念頭被“磨個精光”。也正因父親秀才有了這樣的揪心經歷，在孫肅恭的人生拐點上，雖然秀才也希望兒子留在家里多個勞動力，但仍開明地選擇讓他出去。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孫肅恭是幸運的。

孫麗生在開篇寫到孫肅恭十八歲，一出生就下鄉，從未出過遠門。作者筆下的小說主人公是一個稚嫩淳樸的形象。同樣是十八歲，我們不難想到余華的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遠門》，文章用隱喻的手法寫了一個十八歲少年出遠門坐車的情形，描寫了一種十八歲出門遠行的“人之初”體驗。與之相比，孫肅恭的十八歲，肩上的膽子更為沉重：“他百感交集，似乎稚嫩瘦弱的肩膀上壓著事關全家命運的千斤重擔，一有閃失，就斷送了自己的前途，全家的希望也將隨之落空。那時，真的就像大家常說的‘無面目見人’了！能走到這個拐點，很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一時都涌上了孫肅恭心頭。”^[14]

作者對筆下的人物充滿了悲憫和同情。莫言曾說：“小悲憫只同情好人，大悲憫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惡人。”^[15]孫麗生對筆下人物同樣如此。小說里“麥苗”是一個因為自身性格過于軟弱而被父親利用威脅孫肅恭，釀成錯誤和悲劇的女性。但小說里仍然表達了麥苗的同情。更準確地說，小說里有著對于女性命運的深切關注。“麥苗”是作者著筆最多的女性人物。作者筆下，“麥苗”是一個年輕善良懂事的女子，與小說主人公孫肅恭互生情愫，但因為家庭利益糾葛卻硬生生演變為一場悲劇：父親栗仔強迫麥苗私下約見孫肅恭，然后以“掠人”之罪嫁禍于他。一對情投意合的青年不僅因此生糟誤會，此后麥苗得了怪病，在孫肅恭入伍前年紀輕輕就去世了。

麥苗的悲劇讓我們看到中國農村女性命運的悲慘，她們擁有的是比男性參軍入伍，考學等更少的出路。嫁人似乎是她們無法選擇和擺脫的必然之路。而嫁給誰往往也不是能憑自己心意決定的。麥苗的父親硬生生地葬送她的感情，利用她為兒子入伍鋪路……更為悲慘的是麥苗的死在農村社會連一份同情和理解都難以獲得。肅恭的父親因栗仔家的事怪罪于她，而阻止肅恭的相見。我們看到女性命運的悲劇在當時的潮汕農村，甚至今天的農村都是切實存在，卻又理所當然地被忽視。作者的筆觸是深沉渾厚的，他以橫斷面的方式展示了數個底層人物的命運，關心著人的命運走向。

莫言在《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中說：“編造一個苦難故事，對于以寫作為職業的人來說，不算什么難事，但那種在苦難中煎熬過的人才可能有的命運感，那種建立在人性無法克服的弱點基礎上的悲憫，卻不是能夠憑借才華編造出來的。”^[16]孫麗生在小說中寫出了底層人物的隱忍、卑微；歷經坎坷；受經挫折；卻又不輕易對筆下人物置以道德判斷，而是與這些人物同在，共同感受他們命運中的呼吸。

四

潮汕文化的生動描寫

作家孫麗生是有“根”的。作為一名廣東潮汕籍的作家，潮汕就是他的文化之“根”。潮汕之于孫麗生的重要性就如同約克納帕塔法縣之于福克納，東北高密鄉之于莫言，湘西世界之于沈從文一樣。作家成長的地理環境將對他的寫作產生重大影響，故而沈從文文字帶有“水”性，而莫言語言則多“糙”性。

地域性是鄉土小說的最大特色。盡管，部分鄉土小說家在極力提倡“去地域化”，但地域性始終是鄉土小說的重要特質。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有著名的“三要素”說，他認為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性質面貌都取決于種族、時代和環境。這里，他肯定了“地理環境”的重要性。^[17]

潮汕文化歷史悠久，又有它的獨特性。這篇小說充斥著濃郁的潮汕特點：小說中反復描寫了“翰林府”，它作為一個“歷史流傳物”，溝通著過去與現在，歷史與當下。小說里寫道：“翰林府是孫肅恭十代前祖宗的府第，建成于清朝乾隆十六年，兩百多年來，幾乎成了翰林公后人心中的豐碑、精神上的圖騰。每逢過年和大節，尤其是翰林公翰林嫲（婆）的誕辰和忌日，都要在府里的拜庭、中廳或者府外的廣場，由家族的房長（輩分最高者）和老大（德高望重者）主持儀式，舉行隆重祭禮。”[18]由此可見，翰林府不僅是后人的精神圖騰，也是潮汕地區獨特的宗族祠堂文化、家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潮汕農村的“劇變”與“疼痛”中，“翰林府”是一個恒古不變的“精神支柱”，“圖騰”一般地存在每個寒門子弟的心中。作者說“肅恭內心深處，一直將翰林府作為家族昌盛登峰造極的標志，引以為榮，對生為翰林子孫感到無比驕傲。”^[19]

“翰林府”是鄉村倫理精神的代表，是它的文化內核。正是這個“內核”，支撐著家族倫理，維系著鄉村秩序。盡管在“破四舊”中，翰林府風采不再，但仍然延續著它古老的生命力。小說中數次回望“翰林府”就是不斷返回“精神深處”。而孫麗生的小說，也正是以退守的姿勢不斷回到我們的“精神家園”和“靈魂居所”。

除了宗族文化以外，小說還間或渲染著一絲巫魅氣息，帶有傳奇性。“大家都說，三旦‘邪神’（陰陽眼），不僅能看見陽界的一切，還能看見陰間的鬼怪。傳得最多的是‘牛牯戰鬼救主’的事，飛鳳村幾乎人盡皆知。”^[20]無論是三旦的陰陽眼，還是后來鬼擎長杉入了粟仔的厝等等，這些鬼神傳說也是潮汕文化的又一典型。《史記?封禪書》就曾記載：“越人俗鬼……祠天神上帝百鬼”。潮汕文化中有對越文化的繼承與保留，而越人又是信巫術和占卜的。

如果說“翰林府”是當地文化鄉紳精神的反映，是鄉村文化的“立”的一面，那么彌滿的巫氣、鬼氣也是鄉村蒙昧文化的一面，是需要“破”的東西。作者如實地寫出了一個優缺點并存的潮汕農村，孫麗生沒有在筆下寫出一個假象的“烏托邦”的鄉村圖景，而是以寫實的方式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淳樸與蒙昧并存的潮汕農村圖景。

除了宗族文化、鬼神祭祀文化以外，潮汕方言也別具特色。作者在使用書面語的同時夾雜了大量的民間俚語和方言諺語。這樣，小說的語言有意為之的含了雜質，使之帶有“粗糙”的性質。語言是一個小說家區別于另一個小說家的重要特質。

莫言說：“把方言土語融入敘述語言，才是對語言的真正貢獻。”^[21]孫麗生的小說正是這么做的，如：

豆腐佬、振仁、秀才，三個人是潮汕話說的“蜈蚣、母雞、蛇——互相制約”，豆腐佬能夠搞定振仁這門大炮，振仁的大炮又經常要亂轟秀才，秀才還有點“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而豆腐佬很尊重秀才，秀才的話全聽。

孫肅恭高興得卵跌，興沖沖挑起尿桶到村邊的自留地澆菜，澆完“鳳墳”菜地，又去澆“飯胡（漏勺）窟”菜地。^[22]

他的小說語言具有“原生態”的特色，讀起來原汁原味兒。諸如此類比比皆是。總而言之，孫麗生的小說浸透了地道的“潮汕味兒”，這種語言讓人物形象更加鮮活生動，也打破了讀者的閱讀慣性，造成某種“陌生化”的效果，讓讀者在閱讀的時候不僅隔著書本似乎就能聞到海腥味，嗅到泥土味，而且對潮汕文化充滿新奇感。

孫麗生的小說《寒門子弟》通過各種人物的典型刻畫，以及系列事件的細致描繪，真實地還原與再現了鄉土人物生存現狀，展現了他們生存的焦灼疼痛等生命狀態。體現了作者對底層人物命運是關注、同情與悲憫。作者以寫實的手法再現了潮汕鄉村青年跳出農門的苦澀與不易，也通過潮汕一隅反映了整個中國農村社會的劇變。

孫麗生的小說在“傳統寫作”中有著多方面的突破：它糅合地域、鄉土、軍旅、自傳于一體，并純熟運用書面語和民間方言，體現了作者高度的語言駕馭能力。作者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的寫作既不服于從商業性，也不服從于政治命令；既非為了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也非為了歌功頌德；他并不效仿當下的時髦寫作和時髦用語，絲毫不見花哨和做作，而是返回自身，返回寫作的源頭。

孫麗生的意義在于——即使身處“后現代”甚囂塵上的今天，仍以逆流而上的勇氣不斷回望“精神家園”，返回靈魂深處，堅持以看似笨拙的方式寫著小說，以真實的目光打量現實和洞察大地，擺出一個作家最誠懇的姿態，向“傳統”致敬。

注釋：

?[1][2]劉恪：《先鋒小說技巧講堂》，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12年3月版。

[3][5][7][8][11][12][13][14][18][19][20][22]孫麗生：《寒門子弟》，《長篇小說選刊》，2016年第1期。

[4] 康?帕烏斯托夫斯基著，張鐵夫譯：《面向秋野》，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98頁。

[6] 參福斯特著，馮濤譯：《小說面面觀》，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

[9] 劉恪：《現代小說技巧講堂》，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6年8月版。

[10]別林斯基著，滿濤譯：《別林斯基選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頁。

[15][16][21]莫言：《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1期。

[17]參丹納著，傅雷譯：《藝術哲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原載《南腔北調》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