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暗夜里的燈盞燭光》，閱讀到這本散文集的第二篇作品《趕在黎明前奔跑》之際，我的腦海里迅即閃出“白馬、西風”的詞語。白馬嘯西風也好，白馬西風塞上也好，皆有著悲歌慷慨的味道。悲歌慷慨能否指認耿立散文的風格？答案則是肯定的，他的系列文史隨筆，諸如《秋瑾：襟抱誰識？》《趙登禹將軍的菊與刀》等，攜帶著志士之筆的重沉，讓讀者不覺間沉浸入大風起兮之嘆、易水之畔的風寒之中。不過，慷慨任氣并非耿立散文的全部內容，在以鉤沉往事為主體內容的《暗夜里的燈盞燭光》里，慷慨隱入地下，在對不堪的現實的回望之中，辨認親人和他者的面孔，嗅聞時間的味道，敞開那個鄉間少年的奔跑和羸弱的瞬間，還有堅韌的童謠和卑微的植物。文學中的情感就是借助時間的通道和回憶觸角的輕撫，它們會逐漸趨于清晰和飽滿。也因此，世事固然零落，而有些事物，經過文字的輕搖，何嘗不是如故之芳香？

從耿立的故鄉曹濮平原往西百余里，則是散文家馮杰筆下的北中原，兩者的地理區隔則是蜿蜒向東的黃河。兩相比較，馮杰筆下的北中原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審美圖景，大地和大地上的諸事物的隱忍和靈性，經過文字的刻畫，成為一座神圣而詩意充足的建筑。而對于耿立來說，他在刻畫故鄉之際，運筆如刀，直面艱難繁重的世間，塵世的殘酷與人的溫情交錯其間。因此，馮杰的鄉土散文逼近浪漫主義的風格，散發出記憶詩學的醇香，而耿立的鄉土記憶，則直達現實主義的原點。兩位散文作家對平原的不同向度的處理，恰恰構成了一種互補關系。

自命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韓愈，在《答李翊書》中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畢宜。”這就是古典詩學中“氣盛言宜”說的原始出處。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也確實寫出了一批骨氣錚錚的文章。耿立的作品在美學上繼承了這種氣盛之美，有著道義在肩的使命感。耿立的這部最新散文集中，《暗夜里的燈盞燭光》與《肉身考古學》兩篇作品，可謂典型的氣盛之作。

若依照以情觀辭的審美原則，那么，這部散文集第二輯《大地上的事情》中的兩篇作品《父親拔了輸液器》《遍地都是棉花》堪稱典范。前者是一篇向著父親的致敬之作，也是為平原深處眾多卑微男性寫出的一份悼詞。與單純的苦難美學加親情升華的鄉土散文不同的是，這篇作品的內在經緯還有著獨異的一面，苦難構成了父親一生濃郁的底色，而在這一底色之上，還有兩束亮光刺入。其中一個光點就是酒對于父親的解救，酒是食物也是念想也是一種生活方式，酒更是辛苦勞作之后唯一的放松和解脫，在這里，酒既不是一種依賴，也不是地方民俗之表現，對于木訥的父親而言，酒實際上是父親一生的心事和言語。所以在父親下葬儀式的最后環節，耿立會親手奉上兩瓶酒，埋于泥土之下與父親長伴。另外一個光點，是二哥的出現。因為二哥，父親貧苦的一生擁有了友誼和信義。二哥和父親不單單是工作上的伙伴，也不單單是底層互助，因為二哥的存在，父親的門并沒有完全封閉在家庭之中，二哥就是父親唯一向社會打開的門，而且這種打開有一種超越時間的意義。作家曾用了一大段的文字再現父親臨終前，趕到病床前的二哥與父親喝絕命酒的場景，這其中有很多撼動人心的細節，讀者可以從中體會出豐富的意義內容。也正因為酒和二哥的存在，這篇散文超越了通常的與父書的內涵，作家所呈現的是真實的“人間世”。《遍地都是棉花》是一篇寫給姐姐的作品，以姐姐去新疆摘棉為切入點，寫出了一位北方女性的自我犧牲、強悍、特別的耐力，姐姐如同生命力強悍的植物，生活風霜如同刀片一樣在她身上刻出具體的形狀。耿立當然理解這些形狀，因此，這一篇作品內含敬意也含理解。

這部散文集可視為耿立主情類作品的匯總，作家筆下的“繞指柔”，大多不是單線條的展示，他的開掘是立體的，采用了閃回、穿插、跨度敘述等不同的處理方式，以此呈現自我獨特的構圖方式。

若按照現代性這一標尺，那么，第一輯《暗夜中的光》中的前四篇作品，無疑獨成高格。在這些作品中，情思如同箭羽，而力量之美則構成箭頭，使得這四篇散文擁有飛矢的形貌。飛矢之美，在于穿越，更在于刺破。因此，有一種驚心動魄的閱讀感受自然相伴。《溫柔地走進良夜》里有生命的至痛，也有抵抗，《趕在黎明前奔跑》里有芍藥花地對作家人生的打開意義，《暗夜里的喉嚨》里有少年時期的文學啟蒙對生命的改造，《這暗傷，無處可達》里有作家敢于直面自我靈魂的內省。

這部散文集的第三輯收錄了作家對曹濮平原植物與民謠的采編和書寫，在這里，作家的筆力下落，趨于平淡。

羅素說過：“須知參差多態，乃是世界本源”。這一句話也推導出了這位經驗主義哲學家關于美的命題，即，繁多的統一即為美。以此對照《暗夜里的燈盞燭光》里三個小輯，其間的差異性，恰恰指向作家不同的寫作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