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紅長篇小說《上學謠》、吳巖長篇科幻小說《中國軌道號》同時獲得第十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獲獎數量與北京、江蘇、山東并列全國第一。首次兩部作品同獲該獎，對廣東兒童文學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可以說，兩位作家一個代表了傳統兒童文學創作創新的突破，另一個則代表了科幻兒童文學創作的無限可能性。

《上學謠》是一部聚焦現實和彰顯時代意義的作品。小說的藍本，是壯族村寨某失獨老人在政府精準扶貧政策扶助下培養孫子上大學的事跡。小說中，壯族少年火龍從小失母，繼而失父，和奶奶水仙阿嬤一起生活。對于他的身世，水仙阿嬤總以傳說比擬，族人也同守秘密，體現出歷史悠久神話豐富的壯族人神秘的生命意識。政府出資，鄉民共同呵護，火龍長大完成學業后反哺鄉里。得益于國家政策，壯鄉人民守望相助，在政府幫助下脫貧。在獨孤少年成長蛻變故事的講述中，作家盡情描繪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偉大決策和歷史軌跡的時代圖景，描繪壯族人民民俗風物與歷史神話相融匯的美麗畫卷，創作伊始就體現出一個成熟作家的氣魄和雄心。

兒童文學作品往往在奇幻和萬物有靈方面展示其優于成人文學的藝術和情感魅力。以少數民族為描寫對象而又如此貼近時代和生活的優秀現實題材兒童文學作品，的確是不多見的。胡永紅在這部作品中成功地展示了她在主題性創作與小說藝術追求之間的平衡和駕馭能力。多視角的敘事手法是胡永紅故事講述中的成功嘗試。“我是黑狗”，“我是雷公”，“我是水牛”……這些敘事身份在讀者眼前跳動時，我們不禁聯想到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穆克那部敘事復雜，探索生命、藝術與存在、信仰的沖突的著名作品。但復雜詭異和懸疑并不是胡永紅的追求，相反，她要構建的是一個萬物有靈、既神秘又透明的世界，并且一定是與現實邏輯一致的世界。斗笠、荷花、雨傘、溪流、葫蘆、小鳥、芭蕉……第一人稱敘事，多元角色敘事，所有存在物和親歷者都在講述它們各自的故事，它們所見所感的有關主人公的故事。這些講述互相銜接和交織，構成火龍和水仙阿嬤渾然一體的真實完整的生活世界。

對于這種敘事手法的運用，作家保持了一定的警醒。在篇首《題記/我是故事》中，她借用物化的“故事”的講述，表達了自己的審慎和思考：“你們都來講述的話，會很亂的。”“這會是一本新奇的書，是故事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作家在拓展兒童文學敘事空間的同時，找到了自己藝術突破的興奮點，讀者也因為敘事文體的陌生感對作品的藝術價值有了新收獲。

特別值得褒贊的是，無論是此前的《我的影子在奔跑》《瑞喜愛小白》，現在的《上學謠》等，胡永紅的作品里充溢著對自閉癥孩子、問題孩子、失孤孩子的關注關愛。含淚微笑，于生活感受的交流中察看存在，于不幸中求得期待，于憂傷中滋生溫情，形成胡永紅作品特有的治愈力量。

吳巖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科幻作者和研究者之一，從事科幻理論研究和創作數十年，在國內首創科幻文學課程，是世界科幻文學領域的重磅獎項克拉里森獎的首位華人得主。

《中國軌道號》故事從1972年春天開始。70年代是一個純凈的年代。中國空軍部隊的一個裝備研究所接到中央軍委緊急命令，要在兩年內把中國第一艘載人飛船中國軌道號送上太空。研究所大院的孩子們和大人一起擁有了這個秘密。小說以孩子的視角敘事，展現中國航天技術在特殊時代的發展和國家創新能力上升的過程圖景。小說的核心命題是國家航空科技的自主創新，“中國軌道”即是說中國要走自己的道路，非常契合大時代語境。小說語言平實，但充滿了感受性。

科幻文學是面向未來的文學。對人類命運的關切、對未來的想象和未來世界的建構，成為科幻文學最重要的方面。在《中國軌道號》中，作家把真實的歷史和想象的未來進行疊加。這種創作方法正對日益興盛的科幻文學創作產生影響。吳巖本人，也曾在他早些年發表的《科幻未來主義的狀態或宣言》中，闡明其創作原則要旨，包括為未來寫作、感受大于推理、思想和境界的無邊性、創造力是最終旨歸等等。另一位科幻作家蕭星寒則從科技觀、未來觀、宇宙觀和讀者意識、文體意識、創新意識方面對科幻未來主義進行了深入思考和闡釋。

由兩部作品同時獲全國大獎，我們也看到廣東兒童文學發展邁入了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一方面，省作家協會大力推進兒童文學創作，尤其在近兩三年來，強化了兒童文學精品創作的謀劃、布局和推介，《少男少女》雜志探索轉型為純兒童文學期刊，建設廣東兒童文學重要發表陣地。另一方面，經年持久發展的兒童文學粵軍已經形成一定規模。深圳兒童文學創作成為現象，作家群體被稱為相對于北京、上海的全國第二方陣（中國作家協會原書記處書記、兒委會主任束沛德語），并有望迅速超越，成為第一方陣。從郁秀《花季雨季》獲第四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始，2013年陳詩哥獲第九屆獎，吳巖獲第十一屆獎，深圳兒童文學作家沒有讓人們的期待落空。

深圳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探索和對自我文學世界的構建意識，一直是強烈而鮮明的。陳詩哥的《童話之書》以童話故事的方式講童話理論，被稱為“少見的奇書”。他的新作《一個迷路時才遇見的國家和一群清醒時做夢的夢想家》“將詩性、哲學、故事融為一體，一方面能超脫于人們日常的見識，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人類的感性體驗，極大地拓展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語）。其他作家如郝周的創作立足于自身的生活積累和感悟，袁博的動物小說寫出物種之間的關聯，并力求將地域色彩和人類歷史的縱深緊密聯系，吳依薇專注于青春傷痕和校園成長……

然而，當我們看到兒童文學成為粵軍異軍突起的重要一極，看到作家們勤于自省、致力于故事世界和氛圍營造的同時，也看到兒童文學研究方面的薄弱和文學觀點的落后陳舊。在某個層面上，兒童文學仍然被等同于幼稚和單純，對成長的理解仍然是單向度發展，一些評論止步于故事介紹和對作家的廉價表彰，對童年書寫的簡單失真和同質化現象視而不見。雖然有專家提出了“兒童本位”“現代意識”等主張，兒童的主體性研究尚未對創作形成有效引導。以美和善的價值、倫理訴求的趨同來打通兒童與成人世界，回應時代和童年的呼喚，構建與新時代精神高度和思想境界相一致的批評話語體系，以批評的說服力、影響力來促進和提升作品的藝術價值，兒童文學評論仍然有很大的努力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