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源遠流長的鄉土傳統，中國歷來被稱為鄉土中國。但事實上，在不知不覺間，城市常住人口已超過了鄉村。近年來，如何促進城市文學寫作成為文壇的熱議話題之一。可以說，城市寫作正處在方興未艾的境地。但當代創作中高度同質化、模式化的寫作弊病同樣在城市文學寫作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當前的城市文學寫作，大體可以歸為兩類：一類是時尚化的或者說是“偽時尚化”的寫作，充滿小資情調，其中心情節大抵圍繞身體或精神的出軌展開。一類是僵硬化的底層寫作。底層寫作本來是對階層固化現實的有力反擊，但很多毫無新意的底層寫作已經使這一原本生機勃勃的寫作潮流走向衰竭。顯然，要使得城市文學煥發生機與活力，僅僅靠簡單的“修修補補”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必須有全新的美學理想與總體性設計，正如學者徐勇在《作為“他性”的城市與城市文學》中所指出的，“要想重建城市文學的理想性，就必須從總體性的重建的角度入手。這并不是說我們不能對城市日常展開批判，而只是說，今天的城市批判與沈從文、老舍時的城市文明批判有著不同的規定性內涵。今天的城市批判應該在總體性重建的基礎上展開。對于沈從文和老舍的時代，因為有一個鄉土或傳統中國的存在以之作為依托，城市的失落是以鄉土的精神上的勝利為前提和結果的。但在王安憶的《匿名》和張忌的《出家》那里，主人公的困境則源自于城市和鄉土的雙重陷落，他們表現出的決絕姿態及其悲壯意味告訴我們：對于今天的城市文學寫作或鄉土寫作來說，重要的不止在于精神探索，更在于文學的整體性或總體性的重建。看不到這點，城市文學的理想性的探索便無從談起。”

2019年，深圳作家徐東《詩人街》的出版或許可以為徐勇所說的“城市文學的理想性的探索”以及總體性的重建提供一個有力的例證。對于這部作品在藝術探索方面可能取得的成績，作者徐東是相當自信的，甚至于因此有了幾分“狂妄”，“如十多年前我寫西藏題材小說時想要探尋短篇寫作的更多的可能性一樣，這一次的寫作，我想要提供一種寫作的樣本。這條街不同于V?S奈保爾的《米格爾街》。不同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不同于布魯諾?舒爾茨的《鱷魚街》。我對這一次的寫作，相對是滿意的，我認為這是一部對中國文學，甚至是世界文學有那么一點點貢獻的書。”（徐東《關于<詩人街>，這是一部什么樣的書？》）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重新“走向世界文學”以來，中國作家一直以頂禮膜拜的姿態仰望世界文學。徐東敢于宣稱自己的作品對于“世界文學”的貢獻，在我看來，這種貢獻的大小、實質內容姑且不論，就勇氣而言相當可嘉。九十年代后期以來，隨著先鋒派的逐漸沉寂，中國作家在藝術手法方面的探求逐漸式微，中國當代文壇日漸演化為傳統現實主義手法的一統天下，包括當下方興未艾的城市文學創作也是如此。在這種令人頗感沉悶的藝術局面中，徐東的《詩人街》的超現實主義及其浪漫氣質不能不讓人眼前一亮，“這部書是試圖超越現實主義的，盡管一切文學本質上都是現實主義的。”

《詩人街》里生活著一群“詩人”，一群理想主義者，一群完全遵循內心原則生活的人，一群努力尋找激情的人，他們分別是以戀愛為職業、在她面前背一首《再別康橋》就可以和她戀愛的女青年小青（《以戀愛為職業的人》），追求失敗的詩人康橋（《追求失敗的人》），在不斷行走中獲得靈感的酒吧老板老武（《一直走下去》），發起“慢生活”運動的矮子“蝸牛”（《不要踩著蝸牛》），創辦《簡單》雜志提倡“簡單”生活的書店老板老樊（《追求簡單的人》）、專門開店陪別人聊天讓別人感覺開心舒服的小舒（《讓別人舒服的人》）、教街上碰到的陌生女孩寫詩的詩人李多多（《教別人寫詩的人》）、放棄盛名保持一身清凈的丁蜂（《身上有毒的人》）以及從已有的“成功人士”的日常軌道中退出、追求自由與孤獨的孫一川（《孫一川先生》）。僅僅通過這些作品的標題我們就能發現，小說中的這些主人公所追求的“簡單”“慢生活”“失敗”與時代的主流語法、成功學正好是截然相反、相背而行的。他們都是我們在格式化的日常都市生活中很少見到的人，或者是我們見到后會覺得“有病”或貼上“失敗者”標簽的人，但其實也是我們內心深處想要成為卻不敢成為的那樣一群人。但徐東把他們安放在現代都市的一條叫做“詩人街”的地方，讓我們看到都市生活的另一種可能，從而引發內在的自省。

學者焦敬敏在《“新浪漫主義”：一種文學創作范式的萌生》一文中將徐東的幾部主要作品歸入“新浪漫主義”，“難能可貴的是，在完全一邊倒的‘底層’‘苦難’‘欲望’的呼聲中‘新浪漫主義’思潮應運而生、初露新芽。其萌生時間大約為21世紀初，代表作家有王安憶、須一瓜、徐東、王華、張翎、嚴歌苓、王宏圖、蘇德、夏商、張生、陳謙等。代表作品有張生《白云千里萬里》，徐東《詩人街》、徐東西藏系列小說（以小說集《藏?世界》為代表），王華《雪豆》《家園》《儺賜》《花河》《花村》《花城》，王宏圖《別了，日耳曼尼亞》，張翎《交錯的彼岸》《羊》《郵購新娘》，陳謙《下樓》《特蕾莎的流氓犯》，嚴歌苓《扶桑》《無出路咖啡館》等……‘新浪漫主義’在思想內涵上，注重對人類精神層面的表現與挖掘，力圖再現人類精神世界的多元現狀，深挖精神層面的癥侯與困境，并對人類精神的終極走向進行思考與探索。在著重文化批判與心理剖析的同時，展開建構人類精神家園的努力。”確實，回顧徐東的創作歷程，一以貫之的是他作品的浪漫主義、理想主義氣質和建構人類精神家園的孜孜追求。徐東最初是寫詩的，他的小說成名作《歐珠的遠方》以及其他西藏題材系列小說《羅布的風景》《獨臂的扎西》《簡單的旺堆》等在我看來都是屬于抒情小說，帶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在這些小說中，徐東將西藏處理成一個淳樸、美好的鄉村世界。西藏系列作品中的人物單純而美好，比如歐珠，他每天就在墻角曬太陽，想象人生的各種可能性。他每天摸著手里的一塊石頭，因為他認為沒有這塊石頭，內心的想象會讓他飛起來。最終他還是走向了遠方，去探求人生未知的內容。自五四以來，對鄉村的書寫形成了魯迅式的鄉村苦難書寫和沈從文式的美麗田園書寫兩大傳統。徐東的西藏書寫更多屬于沈從文式的美麗田園書寫這一傳統脈流，但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又有其獨特意義。徐東的西藏書寫是在遠離西藏的都市寫成的，也是寫給都市人看的。在功利氛圍彌漫的當下，徐東的西藏書寫虛構了一個靈動、詩意的世界，以歐珠手中的一塊石頭顛覆了都市人心中“物神”的至高無上。西藏系列小說之后，徐東越來越集中地表現他流連、輾轉其中的都市，開始對都市倫理進行正面強攻。在小說《新生活》《我們》等作品中，徐東表現了理想主義者在當代都市中徘徊于內心原則與“成功哲學”之間的現實困境。這些人物受困于現實，但內在的浪漫主義氣質使得他們不會放棄探求精神家園的努力。當然，這些表現現實都市生活的作品，嚴格來說，依然沒有脫離現當代文學傳統中批判城市文明病的窠臼。

徐東自然不會就此滿足，《詩人街》開啟了城市文學的奇幻之旅，一群理想主義者的聚集及其超現實的行為藝術構筑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生活，讓讀者深思：原來人還可以這樣生活。人可以一直追尋戀愛的激情嗎？當婚姻的穩定與安全感與個人的自由感相悖時，個人應該如何抉擇？如果外在的成功與個人內心的快樂背離，我們又該何去何從？通過這些人物，徐東試圖追問，既然城市生活是多數人的選擇，那么，在物質積累到一定程度后，我們如何在都市建構一種更有質量、更合乎內心真實需求的生活，我們如何在城市中真正安身立命、尋求到心靈的歸宿之地。《詩人街》中所有人物的看似異常、超現實的舉動，無非都是為了探索這種可能性的存在，都是為了在城市中建構“人類精神家園”的浪漫主義沖動的表現。徐東的好友、作家廖令鵬曾經透露，徐東和他們幾位好友十來年前確實有過勸說地產商在深圳運作“詩人街”項目的念頭。回頭來看，僅僅作為一個文旅項目，遠遠不能與徐東的野心相稱。

通過“詩人街”，徐東所吁求的是一種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與新的城市文明。《詩人街》就是這種新的城市文明的詩意烏托邦。這種城市文明首先建立在每個人對自我內心真實需求的直面與追問之上。正如《孫一川先生》中的主人公商人孫一川，雖然已是眾人眼中這個時代典型的“成功人士”，卻依然有內心的深深的不滿足感，“因為他越來越感到自己在蒼茫的世界上，喧嚷的城市中，那顆赤子之心在即將變得蒼老的軀殼里，沒有了不可遏止的對真理的探求，對純真愛情和詩意人生的追求。雖然已擁有的財富可以讓他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可他仍然活在現實生活的庸常與沉郁里，活在精神的枯萎與內心的苦悶中，顯得死氣沉沉，了無生氣。”而他真正想要的是“充滿激情地去活著，活出自我，最好能活成一道道閃電，一聲聲雷鳴”。像孫一川先生這樣的人，在現實的都市日常生活中，可能不會做出和《詩人街》主人公一樣的選擇，但他內心的吁求與不滿卻是無比真實的。當物質訴求不再是生活的唯一訴求時，現代都市人的心靈如何安頓，面臨哪些困境，如何為未來都市生活提供可能的文學預案與想象力的支持，這些依然是擺在包括徐東在內的當代作家面前的嚴峻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