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樹下，矗立在花崗巖石座上的敖昌骙上半身銅像令人注目。粗濃的眉毛、炯炯有神的雙眼，展示了英雄就義前寧死不屈而又自信豪邁的情懷。“人生誰不死，我當享遐齡”，詩中表現出的凜然正氣，至今依然被人們傳誦著。回想四十多年前在平岡中學讀高中時，提及陽江的革命英烈，大家談論最多的是敖昌骙，他是早期犧牲的陽江第一任黨支部書記。記得那位黃村籍的同窗陳慶，就曾經帶我去瞻仰過敖昌骙的故居，那是我與革命烈士的第一次心靈對話；今年清明節前夕，適逢現居柳州的陳慶同學回家鄉掃墓，一個久蓄的念想驀然在心中萌發，于是邀約了他，還與敖昌骙的侄孫敖道輝先生一道，再次踏進英雄那可歌可泣的輝煌歲月之中……

正義萌芽：疾惡如仇“敖才子”

離開敖昌骙紀念園，我走進已變得有點陌生的英烈故里。黃村面臨大海，幾棵椰子樹在迎風飄飛，展示出南海漁村的俊朗與飄逸。來到村口，在高聳的牌樓下，一條平坦的水泥路直向村子里延伸過去。在到故居之前，敖道輝先把我帶到村部，見到了在此等候的村委會主任敖立兵。這是一個并不大的自然村的辦公室，墻壁上展示著敖昌骙的生平業績，與周邊振興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宣傳畫和諧相處，體現了村民對烈士的珍愛和對家鄉未來的期待。敖主任告訴我，黃村現有4000多人，在鎮里人口排名第三。眼前所見，巷道之間有序排列，勾勒出大村之氣魄；破敗的泥磚房與新聳起的磚瓦房縱橫交錯，記錄了一個村莊在“新陳代謝”中的歲月滄桑。

掛著“東區四巷5號”門牌的房子出現在眼前，這就是敖昌骙的故居。房屋為磚木結構，平房瓦頂，青磚屋底外墻，長方形的磚路依然清晰可見。當過中學歷史老師的敖道輝介紹，故居建于清光緒十年，即1884年，距今已近140年，但依然保存完好。“當時，別人建房一般只能用泥磚，而曾祖父卻用上了‘金包銀’。”敖道輝在墻壁一邊比劃，一邊解釋“金包銀”即外墻用青磚，里墻用土磚。

“這在當時可算是一個富庶之家啊！”我隨口嘆了一聲，但敖道輝告訴我的卻是敖昌骙時的家境。

敖家共有兄弟8人，由于父親過早病逝，當時主要是兄長昌驅持家，賴有祖父遺下的微薄田產以維持生活。因為家中人口多，生活頗為困頓。敖昌骙到了11歲才到附近的百祿村讀私塾，后考進平岡漠南高等小學。由于聰明好學，成績優良，小學未畢業，于1919年秋就考上了陽江縣立中學。

“在爺爺家兄弟中，敖昌骙排位最小，因而我輩都稱他為‘八叔公’。我爺爺排行第六，叫敖昌驃，與八叔公關系最為要好。”敖道輝解釋說，當年敖昌骙念大學的時候，他爺爺已經參加工作了，敖昌骙的讀書費用都是爺爺資助的。

生活盡管拮據，但并不妨礙敖昌骙小小年紀就養成了熱情、豪爽、樂施的性格。談及年輕時的敖昌骙，家住在黃村壟尾的陳慶，轉述親戚敖昌禧老人（1915年生，2019年辭世，享年104歲）留下的印象：“敖昌骙聰明伶俐，帶著一副眼鏡，身穿一襲灰色長衫、白褲，喜歡游泳，樂于助人，我當時比他小13歲，他曾以極大的耐性教我認字、讀書；盡管他家境也不好，見到鄰居誰揭不開鍋，就常常給人家送薯送芋送米的，鄉親鄰里都贊他是善心人；他還有個性格，見事愛打抱不平。”

據老人回憶，一次辦農會時敖昌骙到百黃周小學演說，場面十分熱烈。其時，黃村有一個惡霸地主叫敖昌宗的，他開辦樂天小學，需要桌椅，就倚著權勢，硬把黃村小學的桌椅據為己有。敖昌骙得知此消息后，怒火沖天，不顧旁人勸阻，敲鑼打鼓帶領宗親來到樂天小學，將搶走的桌椅全部運回原處。臨走時還甩出一句話：“人活在世間，誰也別想欺負誰！”

是的，敖昌骙看上去一表斯文，平時喜歡看書作文吟詩，是當地小有名氣的“才子”，但同時他最看重的是“平等”，是一個敢打敢拼的“義士”。陳慶隨即作了補充。

感懷國事：“農業救國”初立志

躑躅在古樸而不乏清雅的祖屋里，敖道輝感慨地說，敖昌骙出身于書香世家，從小愛讀書，也關心時政。在縣立中學讀初中時，已開始接觸到辛亥革命時的各種思潮。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革命浪潮波及陽江，敖昌骙對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為極端憤恨，曾賦詩聲討，還回到家鄉四區，利用趕集的機會向群眾進行宣傳，揭露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賣國投降的罪行。

1923年中學畢業前夕，敖昌骙組織幾個同學好友赴廣州、上海和武漢考察，他覺得外面的世界跟家鄉一樣，農村普遍落后，貧苦農民的生活簡直“牛馬不如”。于是，一個“農業救國”的理念在他心中被點燃，同年秋天，昌骙考上了國立廣東大學農科學院，“邃密群科濟世窮”，他希圖通過振興農業，挽救百姓于貧困之中。

1925年2月，敖昌骙的論文《土地經濟的利用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關系》，在他主編的校刊《農聲》發表了，文章論述了只有進行農業革命才能改造當時的中國經濟。然而此時國內軍閥正在瘋狂地爭地奪權，屠殺人民，廣東軍閥陳炯明乘機反叛；隨之，在英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支持下，滇系軍閥與桂系軍閥在廣州發動武裝叛亂，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亂世之心昭然若揭。

一時間，日、英帝國主義在上海、廣州等大都市對我國工人學生進行血腥屠殺，根本不容許我們和平發展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現實問題困擾著愛思考的敖昌骙，對以往確定的奮斗目標和要走的路子，他不由產生了懷疑。

投身革命：揮斥方遒呈豪氣

風起云涌的香港罷工運動，工人迅即增加到25萬人，有15萬工人陸續回到廣州。中國共產黨為了加強對省港大罷工的領導，組織了2000多人的糾察隊，對香港實行封鎖。

如火如荼之革命烈火，燒灼著每個感懷國事的熱血青年。此刻，敖昌骙毅然走出校門，參加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作，不久被任命為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秘書。1925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此時，一個信念在敖昌骙心中產生：要真正改變中國人特別是農民的命運，不能單靠發展農業，而是必須通過暴力手段，建立一個先進的政權和合理制度。眼下，他走上了一條風險更大的革命之路。

1926年3月初，作為中共廣東省區委派任的中共南路特委委員，敖昌骙懷揣革命信念，和他的戰友譚作舟、敖華袞等回到家鄉，點燃了漠陽大地蓬勃興起的革命運動之火。在陽江城區的文昌宮里，敖昌骙建立了中共陽江縣第一個黨支部，他被選為黨支部書記，同時主編《兩陽民國日報》。

支部建立后，立即發揮了積極作用。1926年12月，敖昌骙與農運特派員譚作舟等發動成立了陽江縣農民協會，還成立了農民自衛軍。跟譚作舟這位參加過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戰友并肩戰斗，他的革命思想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他們一起談澎湃，談毛澤東，敖昌骙特別欣賞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的論述。兩位戰友共同協作，有效地開展“二五”減租運動，并取消了地主和民團對農民勒收的田信雞、禾更谷、護更費等額外租捐。與此同時，他還和敖華袞、敖華日等在平岡百祿村新祠堂組織成立百黃鄉農民協會，有骨干15人，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轉輾在敖昌骙的老屋良久，敖主任帶我們穿過幾條巷子，來到一條叫石板路的主干道，路的盡頭是一個十字路口。敖道輝告訴大家，當年敖昌骙就在這塊空地里，向村民宣講減租減息，以及辦農會的好處等，還在路邊一戶人家的墻壁上張貼了不少革命大字報。

“期間有這樣一段插曲，那戶人家知道了，怕惹火上身，便趁夜里偷偷地將墻上的大字報撕了下來。敖昌骙發覺后，并沒有責罵這位村民，只是循循善誘地跟他講清為什么要宣傳辦農會，成立了農會貧苦農民才不會受欺負的道理。憨厚的中年漢子被他講得口服心服，連連道歉；晚上，他還主動買了幾張白紙貼在墻上。”這個故事，是敖道輝早些年從敖昌骙養子敖景惠那兒聽來的。

寧死不屈：滿腔浩氣沖霄漢

人們常說，過去共產黨人鬧革命，是把腦袋掛在腰帶上去干的，敖昌骙并非不懂這個道理，然而他義無反顧，偏偏要沿著這條隨時有可能要獻身的路子走下去。

黨支部領導發展農會遭到了反對派的頑固阻撓。1927年3月8日，疍場鄉農會在林氏宗祠成立時，縣農會派3個代表和10多個武裝農軍前往參會，以防破壞。哪知大會剛剛結束，土豪就在農會門口開槍打死了農會委員林星慈。隨后不久，又有林元漢、林舉泰等7位農會骨干被槍殺，反動勢力氣焰異常囂張。

1927年4月15日，一場由國民黨反動派策劃的政變在廣州悄然行動。消息傳到陽江，敖昌骙迅即召開會議，作疏散到農村的準備，組織武裝對反動派進行反擊。意想不到的是，反動分子陸嗣曾、梁培忠等人，已指揮了一批反動軍警包圍了縣黨部、縣農會及工會等地。

“奮斗兩三年，鋤奸志亦堅。早知遭毒手，恨未預防先。”這首詩里敖昌骙反思了從1925年參黨開始，至被捕這段時間對敵斗爭的意志和遭遇。談及其中的“遺恨”，敖主任插言：關于后兩句，十多年前有人訪過曾毓華（曾于1926年參加共青團，是八區農會負責人，“四?一五”后被捕釋放，即逃往云南、貴州，1961年返陽江），他說“四?一五”前夕，我到縣黨部見敖昌骙時，見門外有兵荷槍巡邏，叫他暫避，免遭不測。可是敖不為所動，謂有上級指示，需要執行……我遂返家。不料果遭毒手。“恨未御防先”這句詩的含義，指的就是此事，遺恨極深。

至此，敖昌骙、譚作舟等16人不幸落在敵人手中。不久，他們被押解廣州，囚禁在南石頭監獄。

“我們不能任人宰割！”在獄中，敖昌骙一刻沒有放棄同敵人進行斗爭，他把從陽江轉押來的黨員組織起來，一起參加了獄中黃埔軍校六期地下支部發起的絕食斗爭。1927年11月，中共廣東省委作出舉行暴動的決定。獄中黨組織聞訊，積極作好響應起義準備，敖昌骙等人互相串連好，把腳鐐用銼鋸開一條縫，以便于接應起義軍時把腳鐐脫下。可惜的是，廣州起義失敗，敵人加緊對政治犯進行了摧殘和迫害……

紅色接力：英魂流芳啟后人

英勇的敖昌骙，就義時年僅26歲；他的戰友，譚作舟，25歲；陳必燦，21歲；這次一起遭批捕并被殘殺的16位烈士，都是極為年輕的一群，相當于今天的“95后”“00后”。生活，對于他們來說，仿佛還是剛剛展開一張白紙；他們，又像一朵初開放的鮮花，還未來得及燦爛便凋謝了，思之令人心痛莫名。然而他們卻走得那么安詳，無怨無悔。

“獄卒喚吾名，從容就酷刑。人生誰不死，我當享遐齡！”

此刻，面對著敖昌骙就義前所作的這氣吞山河的詩句，我想起了年紀比他長7歲的一代名將、共產黨人吉鴻昌。在1934年的北京刑場上，以樹枝作筆，大地為紙，他奮然疾書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此刻，我還想起比敖昌骙大兩歲，也在同一年英勇就義的夏明瀚，在遭受敵人慘無人道的酷刑之后英勇地走向斷頭臺，最后留下“殺了我一個，還有后來人”這一鐵骨錚錚的豪言。像這樣的事例實在太多，他們跟敖昌骙一樣，是為祖國，為黨和人民的利益而獻身的。

“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為配合我尋訪英烈之路，敖道輝老師專門給我送來了《方志敏：半條舊毛毯與一枚新印章》（方梅）《我的祖父方志敏》（方小勇）《可愛的中國》（方志敏）等文章的部分復印件，品讀著這些很早就十分熟悉的故事，我還是深感震撼。方志敏那擲地有聲的語句，讓我感受到這些可敬的革命先烈都有一個共同點：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他們至死不悔！

離開烈士故居，我們一行來到距黃村約有十華里的旦祥村林氏宗祠——這是敖昌骙當時在陽江建黨和宣傳農運的活動場所，現已成為陽江市黨史教育基地。展覽室里，一頁頁圖文并茂的史料講述了敖昌骙等16名烈士，在敵人面前表現出的大義凜然的氣節。

……面對敵人審訊，敖昌骙帶頭聲斥敵人殘暴，指責反動派違反孫中山和國民黨“二大”扶助農工的政策，是背叛革命的行為；申明中共陽江黨組織工會、農會、農軍，在農村開展減租減息無比正義；闡述反對帝國主義，查禁英、日仇貨，都是利國利民的革命行動，逮捕黨務人員和工農活動分子是非法的、反動的。敖昌骙理直氣壯的言詞，駁得對方理屈詞窮！

然而敵人沒有因此而稍稍收斂其兇殘。1928年9月5日，敖昌骙等16名烈士被押解至廣州紅花崗壯烈犧牲。敖昌骙就義后，其骨骸由他的嗣子敖景惠醫生幾經周折從廣州接回縣城烈士陵園安葬。遠在陽江老家的親人得知噩耗時，無不悲痛欲絕，尤其是敖昌骙的老母親，常常以淚洗面，以至連眼睛都哭瞎了。

面對著這位英年早逝的中共陽江縣首任書記，心如湯煮；90余年隨風逝去，我不知該怎樣去安撫不盡的哀思！

當我準備離開時，卻見展覽室旁圍擁上了一批小學生，經問訊，他們竟然是我50年前就讀的平岡中心小學的校友。戴上紅領巾，手捧鮮花，在展覽室外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英雄詩文誦讀會，然后再到里面參觀，人數不少，共有百來人。經帶隊的學校辦公室主任林俏梅解釋，為了讓同學們永遠不忘繼承先烈遺志，高新區每年都會同學校組織學生到這里接受紅色教育，讓孩子從小就知道，我們幸福的今天，是千千萬萬的先烈用生命換來的！

儀式搞完之后，我逮住其中一位帶著中隊長臂章、胖乎乎的小朋友，問，你們跟敖昌骙是什么關系呀？他略一遲疑，然后翹起小嘴，用帶有幾分自豪的口氣說：“我們嘛——都是英雄敖昌骙的后人！”聽了這樣的話，一種無法言述的激動在心中涌起，說得真好啊！

“白色逞恐怖，珠江激怒鳴。英魂長不滅，夜夜繞羊城。”驀然想起敖昌骙臨刑前寫的另一首詩。是啊，烈士之魂，革命精神，決不會隨著時光的飄逝而遠去；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新的一代，一定會沿著先輩開辟的這條紅路一步一步走下去……懷著欣慰又充滿希望之情，我跟同伴離開了這塊神圣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