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生態文學根深葉茂、綠意盎然的版圖上，生態詩歌是一個古木參天、新枝紛披的品類，也是一個具有自身獨特性的復雜、多樣的文學生態群落。如何在農耕時代田園詩、山水詩、隱逸詩等古老的文學傳統，和工業與后工業時代城市化、信息化、人機一體化的復雜現實之間，找到平衡點和新的體驗方式與表達策略，是當代生態詩歌包括生態文學需要探索的課題。新世紀以來尤其是當下粵港澳大灣區語境中的廣東生態詩歌，從當代性、文學性和實踐性等維度，為這種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嘗試和經驗。

廣東生態詩歌的突出特點之一，是它的當代性，這也是生態詩歌區別于傳統自然詩歌的時代特征。生態詩歌所處理的生態經驗不是原生態或農耕時代的自然，而是由農業、工業和后工業文明互動共生形成的人、自然與環境多元一體的富有張力的生態系統。這一點在珠三角尤其突出。新世紀之初，楊克寫下名作《在東莞，遇見一小塊稻田》：“青黃的稻穗/一直晃在/欣喜和悲痛的瞬間”，形象地展示了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碰撞之下的生態現實。20年后，他又描繪了深港之間的后工業生態：“摩天大廈如一株株稻秧/敘說廣種福田的春天故事/白鷺依稀，無人機近了又遠/落馬洲再過去就是粉嶺/山河一脈，時近中秋/風過耳，我聽見余洛的鷓鴣啼叫/虛擬空間草長鶯飛”（《在賽格頂層眺望落馬洲》），由歷史與現實、科技與人文、生態與業態構成的全息生態“動圖”，多了一份天人合一、虛實一體的和諧與自信。

與楊克的“遇見”和“眺望”角度不同，打工詩人的生態書寫帶有感同身受或代生態立言的特點。鄭小瓊的長詩《變異的村莊》寫到工業文明巨大的同化力量，對過度城市化給鄉村的自然和人文生態帶來的異化提出警醒。郭金牛的生態題材詩作側重表現“紙上還鄉”的鄉土理想和批判精神。這種置身第一現場的生態詩歌，與廣東工業詩歌的人性關懷相呼應，把生物倫理、環境倫理與人文關懷融為一體，反映出生態文明建設與社會建設相結合的切身需求。關注當下的生存經驗與生態難題，為廣東生態詩歌灌注了飽滿的當代感和未來意識。

廣東生態詩歌的第二個特點，是以生態意識強化生態詩歌的文體自覺和詩學追求，提升生態詩歌的文學性。生態詩歌與自然題材詩歌和一般詩歌的區別，在于它是生態意識內化于詩意想象的結晶，文體上具有鮮明的生態美學特征，詩學上注重生態整體主義思維和感性與理性的結合。廣東生態詩歌的文學探索也特別注重這種詩學建構與創作實踐的結合，“宇航時代生態詩學”和“完整性寫作”就是其中的代表。華海早在本世紀初就率先打出“生態詩歌”旗號，逐步建立起以“生命共同體”意識為核心，以“生態詩歌的批判性、體驗性和夢想性”為美學特征，以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為指向的生態詩學理論構想，出版國內第一部生態詩歌研究專集和國內第一部個人生態詩集，以及《生態詩境》《靜福山》《藍之島》等富于藝術個性和地域特色的系列生態詩集和詩論集。近期更以《太空島》等科幻生態詩創作為基礎，從生態整體主義視角推進具有未來性和實驗性的“宇航時代生態詩學”，為生態詩歌的文體探索繼續尋找原創性突破。

?“完整性寫作”以世賓、東蕩子、黃禮孩、黃金明等為代表，是注重探尋自然、人文與社會生態的“完整性”的理想主義文學書寫。從“整體、完整與美”把握人與自然和社會的關系，從而建構一個“寬闊、堅定，充滿愛和存在感的生命世界”，是完整性寫作的宗旨。世賓的長篇詩論《夢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完整性寫作”的詩學原理》，探討“使人重新回到大地，使人類堅定而美好地活著”這一樸素的“夢想”，如何通過“以人的完整照亮現實”修復破碎的自然和碎片化的世界。他的《天空》《自然之詩》等生態組詩，側重挖掘自然的社會性，表達生態整體意義上的人文理想與憂思。東蕩子的《杜若之歌》《王冠》《靈魂和土地》、黃禮孩的《飛鳥和昆蟲》《苔蘚》等，注重發現自然尤其是動植物世界的靈性與人性的關聯，重建后工業時代自然與社會的血脈聯系。黃金明的《大自然的鏈條》《河岸》等長詩，以氣勢磅礴而洞幽燭微的哲思書寫故土的生態變遷，承接田園山水詩的古老文脈，為當代生態詩歌構筑起富于歷史感的文學視野和具有穿透力的文學品質。“完整性寫作”對文學的生態維度及其人文性的開掘，擴大了“文學是人學”的內涵。

廣東生態詩歌的第三個特點，是實踐性或在地化。實踐性是生態文學的核心指向，生態文學本質上是生態書寫、生態批評、生態實踐三位一體的文學。在地化就是生態意識的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生態文學以生態書寫和生態批評，從創作和理論兩翼促進生態意識和環保意識的普及，進而與日常生活和社會變革相結合，生態文學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一種普及方法和實踐應用。廣東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生態圈的生態詩歌實踐，主要通過倡導、推廣、普及、在地化等環節展開。典型的例子是以華海、唐德亮等為代表的粵北生態詩歌群。10多年來，他們的生態文學實踐從自發走向自覺、從個體走向集群，接續清遠山川地理、歷史人文的“地氣”，構建生態詩歌的地方性和生態實踐的在地化。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他們組織編輯出版多卷本“生態清遠文學叢書”和多種全國性的生態詩歌選本，連續多年舉辦以生態為主題的清遠詩歌節和生態文化論壇，精心打造江心島生態文學文化園區，以“生態清遠”為基地，凝聚廣東和全國的生態詩人，吸引普通市民和全社會參與，影響力不斷擴大。此外，以《大海的神諭——陽江海洋詩選》《找回大海的天賦——中國當代海洋詩選》和湛江海洋詩會等為標志的粵西海洋詩群，以深圳“大鵬生態文學獎”、東莞“森林詩歌節”“觀音山生態文學榜”、國際文學與生態文化論壇等為代表的常態化生態文學評獎與推廣機制，表明生態詩歌和生態文學已在粵港澳大灣區生態圈內開枝散葉，正通過自覺的在地化實踐，形成具有鮮明地域和產業特色的實踐成果和推廣品牌。

總之，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和全球最大城市群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及其生態圈既面臨著工業化、都市化帶來的環境治理壓力，又擁有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在此基礎上，廣東生態文學尤其是生態詩歌在反映當代社會和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在藝術表現的獨創性和多樣性、在介入生態實踐的參與性和在地化，在突破生態詩歌的文體瓶頸和影響圈子化等方面，取得了多樣化的寶貴成果，值得我們關注期待和清理闡發。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