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是對另一種生活的思念

申霞艷

說來真是要讓人笑話的，我的文學批評源自我的審稿意見。

就像羅伯特·弗羅斯特的那條“未選之路”一樣，每個人由不同的道路接近自己的命運。2002年，我調到《花城》雜志工作，那張桌上已經堆積了幾大摞自由來稿，我一坐下，稿件就沒過我的頭頂。編輯身份所帶來的閱讀訓練就像高中數學那種題海戰術，疲憊而有效。要學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寫審稿意見，為他人著想的習慣使我追求簡潔清晰。當然，更自然的，我本來就是個樸素的人，一個將感情和事情混為一談和盤托出的人。也是因為這份工作提供的方便和必須，我大量閱讀了其他刊物，目的是為了能夠在茫茫文字中嗅出合適我們刊物的氣味。從事批評只是順道捎帶的事情，是強化閱讀的附產物。

熟悉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很多作家曾從事過編輯工作，徐志摩對沈從文、葉圣陶對丁玲、巴金對曹禺的發現至今傳為美談，如果我搬出我的職業恰好以編輯的眼光抬高了自己，這并非我的初衷，我的意思是自己受惠于這個職業。這個職業使我的一只眼睛瞄著當下，也使我對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消費過程保持清醒；同時，我身邊有一些胸懷高遠、眼光獨到、不隨流俗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默默行動激勵著我。

我只是一個在文學流水線上伏案的女職工，我目睹了一批又一批文字的命運，此起彼伏。盡管我們處在一個過度出版的時代，然而較那些有幸的鉛字更多的卻是未能積聚力量破土而出的種子，它們長眠在大地的寬廣中，成為沉默的大多數。我時常面對那些字紙唏噓。如今，價值和使用價值日益脫節，敘事的生產方式發生了劇變，它甚至也在反作用于文學敘事本身。正是文學價值的混亂和光怪陸離的文學現狀促使我思考批評的自覺。時代的強大和個人的微小不時地襲擊我，我只期望在批評中保持些許的文學現場，挽留在日常生活中被快速和粗糙削弱的情感部分。

如果說我有什么長處，那不過是來自湖南人的直率與一位女性天然的文學感覺。對純粹的傾心、對真實的想往以及對道德底線的堅持，大概可算作女性的性別優勢，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西美爾贊美女人離上帝更近。

窗外，冬日溫暖而短暫的陽光不斷提醒我生命的珍貴，我們來到這個世界的目的不是為了閱讀垃圾也不是為了增添垃圾，“己所不欲，毋施于人”。我的道德自發地要求我做一個環保主義者，所以，文本外部我反對過度出版，文本內部我反對過度敘事，文學批評我反對過度闡釋。

我永遠分不清事情和感情的界線在哪里，在一個概念專制的時代，我越發依賴感覺，就像夢依賴身體。批評引我走向遠方，走攏抽象，靠近另一種生活。專業知識、學術術語總要“大江東去”，而潛藏在我們內心的感覺卻與身體同在，她是無形的泄密者，是體面的叛徒。寫作之夜，感覺隨風潛入，使我們面紅耳赤、心驚肉跳或是默然無語……盡管我也隨大流混學位，到高校，經院化必將惘惘地威脅我，但是內心依然向往安徒生童話中那個說真話的孩子，羨慕童言、童真和童心，這不過是批評的底線，就像牛奶不能加三聚氰胺一樣。然而，今天，我們每個行當都到了需要重申底線的時候，我寫下這些多余的話。

文學批評的理論汗牛充棟，我最心儀的是伍爾夫的《普通讀者》，尤其贊同她對于“普通讀者”的理解——“我很高興能與普通讀者產生共鳴，因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學究教條之后，一切詩人的榮譽最終要由未受文學偏見腐蝕的讀者的常識來決定。”詩歌早已內定了我們的情感疆域，沒有人可以例外。普通讀者不僅決定了作家的壽命，而且決定了作品的真實程度。

閱讀內在地區分人群，建構“想象的共同體”，因為人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會追尋意義的動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里亞克曾經說過：“看一個人讀什么，可以了解一個人，而要想真正理解一個人，則要看他重讀什么。”文學作品不像其他商品，它不能夠通過批發或批示到達作者假想的故鄉。書商可以通過炒作使作為商品的書的形式到達讀者手中，卻沒辦法使那些花哨的文字統治讀者的心。在沒有與讀者相遇之前，任何偉大的著作都只是“白頭宮女”。文學只能憑神秘的緣分去邂逅那些喜愛它的心靈，文學的生命靠了這些孤獨的知音去挽留、發現、激活、升華、流轉、傳承……

千百年來，我們不約而同地以“床前明月光”啟蒙我們的后代自有道理，這不需要博士學位來佐證。

發表于《南方文壇》2009年第4期

批評家印象記

思念另一種生活

林崗

這個題目來自申霞艷對自己批評理念的詮釋。她說得非常傳神：“批評是對另一種生活的思念。”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過著這種生活，但無不遙望另一個世界，思念另一種生活。這是人存在的本性，也是批評的本質。借助批評，我們遙望另一個世界，思念另一種生活。

我和申霞艷認識并成為她的老師，完全由于令人痛心的不幸：她的入門業師、著名當代批評家程文超教授離世。那時，她的課程修讀完畢，正在進入學位論文的寫作。我記得她選的是一個消費社會與文學生產及敘事的題目。這個題目對她來說，簡直是量身定做。她在《花城》雜志長期任編審工作，本身就處在當代文學生產的一個環節里面，熟知很多不為人知的隱秘，別人寫來只能從書本到理論，她卻能夠以具體的事例直探事物的真相。就是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我和她慢慢熟悉起來。我上課，她也來聽。那是名為上課，其實是天南地北地神聊。她說話，最易見出性情。別人還會轉個彎子之類的，她往往天趣自然，不加雕飾，如同水滸好漢李逵一樣，說話即見本心。與李逵的魯莽不同，申霞艷卻是清水芙蓉，一往情深。有一次，我忘了在什么場合，提到了已經過世的程文超教授。她只說了一句，“我們的程老師……”說了一半就說不下去了，“哇”的一聲，兩行眼淚就掛在臉上。還有一次在省里評小說獎，我和她都廁身其間。濟濟一堂的評委都小心翼翼，因為僧多粥少，誰都不知道誰背后有什么隱情。說話的口吻，不是試探性的，就是庇護性的。有人提到某某，申霞艷發聲道：“這個人，寫得這么爛，怎么能得獎？”我相信她說出了很多評委的心里話。讓我們佩服她的眼光，贊賞她直言不諱的勇氣。她就是這樣的性情中人，愛和恨都閃爍在眸子里，印在臉上。我從她身上，直接認識了“湖南妹子”的率直和勇氣。

我寫這些對她性情的感知，其實和她做當代文學批評的風格也是合拍的。我自己感嘆，做一個好的批評家比做一個好的學者還困難。學者面對的都是文獻，人已死，物已消，有足夠的聰明和勤奮，再加一點兒運氣，要做到中等偏上，并不太難。批評家面對的是活生生的世界，文本放在那里，活人就在不遠處盯著，你的動靜言行，也入他人法眼。好話中聽，忠言逆耳。能否抵抗世俗的誘惑和怨怒，就成為當代批評人的人格考驗。案頭的生活而連上了人格的考驗，這不是知識的問題，也不是聰明與否的問題，而是為人處世的信念與天生的秉性使然。做好批評，我相信第一條是直面真相的勇氣，然后才是足夠的敏銳。敏銳一半得自天生，一半得自錘煉，而勇氣則屬“性自命出”，不是那種人，做不了那類事。正因為這樣，我們在批評的歷史上看到，風云激蕩的年代通常就是批評家輩出、批評家馳騁文壇的年代。像19世紀中期俄羅斯“別車杜”三駕馬車的時代，像新中國定鼎之前左翼批評的瞿秋白、魯迅、胡風等均是其例子。但是在水波不興的“盛世”，能見血肉的批評就非常少見，更遑論領一時風騷的批評家了。這是因為風云激蕩的時代，各種思想、價值觀分歧而形成了圈子，陣線分明，立場截然有別，批評家的所愛和所恨由激情的推動易于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沒有那么多畏首畏尾的考慮；而歌舞升平之世，陣線和立場均在利益的包裹下變得模糊不清，甚至難以辨別。平凡的時代不利于批評天性的張揚，就如酒席歡場，打躬作揖可也，若高聲喧嘩指斥，則不免主人掃興。現今我們生活的處境，無疑屬于歌舞升平之世，而風云激蕩的一面，則隱于云深不見處。要在這樣表面繁榮實則不利的處境下突圍而出，可見是多么困難。我不能夸張到超越真的程度，但顯然申霞艷是深刻地意識到在這個時代從事批評所面臨的最嚴重的挑戰，并且在探索自己的道路。

她說她是先做編輯，后做批評的。我相信她是在寫審稿意見的過程中逐漸偏愛上批評，并成長為活躍的批評新銳。我沒有做過編輯，但陰差陽錯，寫過一回審稿意見，結果惹來文稿的主人，一位老先生“無知豎子”的痛斥，至今視審稿為畏途。我想寫審稿意見，首要的美德就是有話直說，不論貶褒。申霞艷的批評文字，顯然受益于她長期審閱稿件的經驗，它既有審稿意見那樣的簡單明快，又將自然率真的天性融化在其中。她說她永遠分不清事情和感情的界限在哪里。這個對做學者來說，可能是件不好的事；但對做批評來說卻是個長處。而且這句不經意的表白無意中說到了批評的一個關鍵：愛和恨是批評最原初的動力。一個作品觸動了我們的神經，或者驚異于作家對人生經驗的發現，或者有感于作家如此的平庸，所以才如太史公那樣，發憤而作，不平則鳴。這發憤和不平便源自內心的愛和恨，它同我們對被批評的文本認知是如此緊密地交纏在一起，以至于離開了任何一方，批評就像折了翼的鷹，不再能展翅長空。批評是諸種趣味之間“承認的斗爭”，主觀感情的馳騁奔放，不是它的缺點，相反卻是批評文字引起共鳴富有生命力的前提條件，差別在于這種感情純粹不純粹、高貴不高貴而已。我感到欣慰的是申霞艷對批評有如此透徹的感悟。她寫過一篇批評寧夏回族作家石舒清的文章：《消費社會，為大地歌唱的人——石舒清論》。她把“消費”和“大地”作了一個對峙，“消費”的媚俗正反襯出“大地”的高貴，很明顯在她的理解框架里，“消費”是不屬于“大地”的。要問何緣何故，那一定要追溯到批評家本人的情感和價值觀：申霞艷反感“消費”的喧鬧、堆砌和心靈貧乏，而鐘情“大地”的純粹、樸素和寬廣。這一拒絕一擁抱里面哪些是事實、哪些是感情，最好的回答恐怕是它們已經融為一體，經由她洗練的文字和盤托出。正因為這樣，她在“金錢這一世俗之神橫沖直撞，給我們預設了無邊的陷阱，事物的價值遺落在價格邊上，勞動與創造的榮光隱匿了”的消費時代，特別贊賞石舒清“年深月久地落在生命的實處”的寫作精神。申霞艷的批評再次告訴我們，被批評和批評永遠是相互照亮的，產生這光芒的能量便來源于作家、批評家的愛和恨。

像申霞艷本人清醒意識到的那樣，金錢和消費不僅深刻地影響到文學的生產和敘事，而且表征西來“現代性”的知識與術語也深刻地影響到批評文體。現在已經很難設想，如果沒有西來的知識和術語，我們的學術和批評會是什么樣子。然而這種紛紛“拿來”的局面，亦使得批評的園地食洋不化，“格義”式的批評或者西方理論“山寨版”的批評隨時可見。難能可貴的是申霞艷作為年輕的批評新銳，對西來的術語、判斷有清醒的認識，既不拒絕也不盲從。閱讀她的批評文字，總能感覺到她對西方批評理論和術語的運用，是經過自己充分的咀嚼、消化，在渾然不覺之中化成自己的感受，用自己包含感情的語言婉婉道出，真正做到了王國維說的“不隔”。在我看來，當代批評除了要有感覺、有見解之外，還要在文字上做到“不隔”。這看起來是語言或文字風格的問題，其實不盡然，更重要的是有沒有充分消化作為思想工具的西來術語和判斷。因為這些術語和判斷已經重新塑造了我們今天的美感經驗，以致我們離開了它，批評就沒有了在場感。但是不經一番消化吸收的工夫，始終不是自家本事。讀申霞艷的文章，有行云流水般的暢快，有直指真相的明辨，而在這背后正好反映了她對西方批評理論和術語的融會貫通。

如果我們好奇地問批評何為，可能會引出不同的答案，不過我認為最有詩意的答案還是申霞艷本人的見解：“批評是對另一種生活的思念。”可是至于“另一種生活”是什么，我們自己卻往往并不清楚，我們清楚的是眼下正在過的這一種生活。但是這一種生活卻不能令我們滿意，也許因為太熟悉，也許因為它與生俱來的殘缺，我們不能在它面前止步不前。于是，批評就作為詩意地展望“另一種生活”的方式應運而生。從申霞艷已有的批評里，我們多少看出了她對這“另一種生活”的展望，用她自己話來說，“文本外部我反對過度出版，文本內部我反對過度敘事，文學批評我反對過度闡釋。”這些話說得樸實，卻直指事物本源，與“這一種生活”構成了應有批評的緊張。我相信這是一個正確和可取的批評出發點，作為虛長年歲的前輩，我祝愿她健筆常青，鋒芒常在。

（林崗，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發表于《南方文壇》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