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蔣述卓倡導的第三種批評——文化詩學批評是1990年代中國文藝批評轉型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種新型文藝批評闡釋系統(tǒng)。在倡導和研究過程中，蔣述卓逐步建構起包括概念定義、建構取徑、價值基點、理論基礎等在內(nèi)的相互關聯(lián)的文化詩學批評的理論框架。蔣述卓“文化詩學批評”的實踐品格源自其對文藝創(chuàng)作的實際批評，而從中國問題中國經(jīng)驗出發(fā)創(chuàng)造中國的理論話語，是他文化詩學批評的內(nèi)在動力和終極訴求。

關鍵詞? ?蔣述卓；文化詩學批評；文藝理論；本土化

蔣述卓倡導的第三種批評——文化詩學批評是1990年代中國文藝批評轉型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種新型文藝批評闡釋系統(tǒng)。所謂“第三種批評”，在他那里，主要是針對傳統(tǒng)的歷史批評或意識形態(tài)批評和戲仿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或第三世界文化理論的文化批評理論而言的，實際上就是基于對后二者的不滿而提出來的。其文化詩學批評的倡導與實踐從他1995年發(fā)表《走文化詩學之路——關于第三種批評的構想》一文至今，已近三十年，其理論建構、批評實踐、詩學訴求之價值蘊藏及問題，都極有必要加以檢視和總結。

一 理論自覺

關于“文化詩學批評”的提倡，蔣述卓曾在《文化詩學：理論與實踐》“后記”中說：“我對‘文化詩學’研究的構想最早在1995年。當時只是針對開辟文學批評的新徑而提出來的。此事的最初動因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1995年初在北京西山召開的‘世紀之交文學批評的發(fā)展路向’。當時，許明、程文超、吳炫、譚湘、金岱與我在會下的一個晚上聊天，其實聊的都是文學批評界的事。圍繞著文學批評的發(fā)展問題，由許明挑頭，提出要提倡‘第三種批評’，以區(qū)別于當時的先鋒派批評和社會學批評……于是就有了我那篇文章《走文化詩學之路——關于第三種批評的構想》。”這段話常常引起讀者的誤解，以為“文化詩學批評”的提出不過是一時起意，實出偶然。事實上并非如此，因為早在這一概念提出的前一年，他就在《應當建立文學史研究的“文化史派”》中提出了“文學史的文化學研究”的構想，其中的一些說法與后來的觀點還相當一致。可以說其文化詩學批評的倡導是從文學史研究的文化考察中開始的。

然則，其理論建構由自發(fā)到自覺還是在發(fā)表《走文化詩學之路——關于第三種批評的構想》從而“理解了自己活動的意義”之后，其標志應該就是1996年在《廣州文藝》召開的“文化批評”專題研討會上對“第三種批評”的“進一步闡發(fā)”和文藝學“文學與文化關系研究”學科方向的設置。在“文化批評”專題研討會上，眾多學者撰文發(fā)表了各自的高見，蔣述卓的進一步闡發(fā)則使“文化詩學批評”的內(nèi)涵更為明晰：“文化詩學批評的理論基點是文化關懷與人文關懷……文化詩學批評的審美特性在于它的詩意描述與感悟性批評……作為第三種批評，它更強調(diào)批評家的文化意識與文化眼光。”這一闡發(fā)以《文化詩學批評：第三種批評的設想》為題發(fā)表于《廣州文藝》1997年第3期。

1996年上半年暨南大學文藝學學科方向“文學與文化關系研究”的設置和“文藝文化學”等課程的開設，則將文化詩學批評的研究正式納入文藝學專業(yè)研究范圍。經(jīng)過三年摸索，1999年他開始有意識地指導碩士生和博士生就文化詩學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范例問題做有關批評家個案的研究，并于2001年領銜以“文化詩學：文學批評的跨文化視野與現(xiàn)代性進程”為題申請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并獲立項。該項目以個案研究為主，涉及王國維、郭沫若、聞一多、朱光潛、宗白華、王元化、巴赫金、韋勒克、諾斯洛普·弗萊、海登·懷特、厄爾·邁納、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中西十二位批評家，旨在揭示文化詩學的方法論，為文化詩學理論的建構提供學理基礎。項目最終研究成果于2005年以《文化詩學：理論與實踐》為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文藝學學科方向“文學與文化關系研究”設置的另一個成果是由他主編的《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一套六本）的出版。叢書所著意的更多在廣義的文化研究，為文化詩學批評理論的建構提供了基礎性支持。

21世紀以來，蔣述卓的文化詩學本土化研究進一步深化，轉入消費時代的文藝學與城市文學（詩學）研究，先后發(fā)表《城市文學：21世紀文學空間的新展望》《城市與文學關系初探》《論城市文學研究的方向》《消費時代文學的意義》《消費時代文藝學的自身調(diào)整與建構》《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功能與原則》等論文。這些論文面對中國問題發(fā)言，立足當前的社會現(xiàn)實語境，以文化（詩學）研究的本土化為終極訴求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對于中國當代詩學話語建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倡導和研究過程中，蔣述卓逐步建構起包括概念定義、建構取徑、價值基點、理論基礎等在內(nèi)的相互關聯(lián)的文化詩學批評的理論框架。

關于文化詩學批評的定義，蔣述卓在多篇（部）論著中論及。概括起來，可作如下表述：從文化角度對文學進行批評，文化闡釋與美學分析相結合，通過文化對話建立起來的立足于中國本土語境并以文化關懷和人文關懷為價值基點的新的文學闡釋系統(tǒng)。作為一種新的文學闡釋系統(tǒng)，文化詩學批評有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基本規(guī)定：一是文化批評，二是詩學批評。文化批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文化批評之入思與取義在于從文學的角度考察文化，把文學當成理解文化的手段；廣義的文化批評之入思與取義在于從文化的視野闡釋文學，把文學當成目的。在比較狹義與廣義的文化批評的異趣之后，蔣述卓將自己的文化詩學批評作了如下定位：把各種文學、詩學現(xiàn)象置于特定的時代氛圍與歷史語境中，從廣闊的文化視野中考察和透視文學與詩學現(xiàn)象，以達成對文學與詩學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理解。詩學批評強調(diào)的則是文學批評的審美性，因為文化詩學批評涉及的對象還是文學，故而離不開文學文本的審美分析。文化詩學批評就是要求文學的文化批評必須保持其審美性，把“文化闡釋與美學分析結合起來”，從而實現(xiàn)文化批評與詩學批評的有機統(tǒng)一。

文化詩學批評的價值基點是文化關懷和人文關懷。文化關懷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從文化的角度探討作品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哲學觀，即分析它為我們提供了怎樣的文化觀和文化思想；二是把作品描繪的社會心態(tài)、人物命運與心態(tài)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揭示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內(nèi)涵以及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文化心態(tài)。人文關懷的重點則在人格建設。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審美價值，要看它的“基調(diào)、價值取向是否有利于現(xiàn)代文化人格的培養(yǎng)和建設”。同樣地，文藝學的發(fā)展也應在培養(yǎng)現(xiàn)代人格方面有所作為。而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其前提是文藝學自身的發(fā)展需具備現(xiàn)代性。這種現(xiàn)代性包括文藝學自身的科學化、現(xiàn)代審美意識的確立、人文精神的燭照等。

文化詩學批評闡釋系統(tǒng)建構的取徑是文化對話。其中最重要的是古今對話和中西對話。古今對話是指文化傳統(tǒng)與當代文藝評論（理論）的對話，可分為三個層面：在文化立場層面，兩者的對話必須建立在整體性的文化視野上，挖掘文化傳統(tǒng)的永恒價值；在學理方法層面，從繼承古代文論的精神與思維方式出發(fā)，處理好文論建設的現(xiàn)代性與民族性的關系，創(chuàng)造出既有現(xiàn)代思維高度、又具有民族性的當代文論形態(tài)；在具體的批評實踐層面，應側重強調(diào)文化傳統(tǒng)的價值實現(xiàn)。中西對話的目的是中西融合，這是文化詩學闡釋系統(tǒng)獲得普適性，中國文學批評融入世界文學理論的前提。中西融合強調(diào)的則是在借鑒西方的思想文化資源時需化入中國文化語境，融入中國經(jīng)驗。在這種對話與融合過程中，本土經(jīng)驗、當代語境和西方理論資源幾個要素都是缺一不可的。

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對文學與文化關系的深入理解，是文化詩學批評提出與建構的思想基礎。在蔣述卓那里，文化與文學是整體和部分的關系，兩者之間存在著有機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文化作為文學的本源、傳統(tǒng)、背景與環(huán)境而存在，文學與文化整體之間則有著相同或類似的信息；文化為文學研究設置背景，實際上是為文學研究提供一種觀察視野，促使文學研究產(chǎn)生新的視角、新的觀念、新的方法，讓文學研究在包容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同時又具有超意識形態(tài)性，從而涉及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思維方式；文學作為一種文化信息與意義的載體，呈現(xiàn)或折射出文化的色彩，文學主題、形象、語言、風格等不可避免地都要表現(xiàn)出文化的內(nèi)涵；文化觀念引進到文學研究中來，可形成對文學文本的文化透視與文化提升，文學在這里既可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既呈現(xiàn)出“自律”又可表現(xiàn)為“他律”，甚至還影響與制約著文學敘事方式，如屈原《離騷》的表達方式與楚文化、《紅樓夢》 的敘述方式與佛道文化的緊密聯(lián)系等。——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來自這一基礎的支撐，其文化詩學批評才獲得立足與延展的根基。

二 實踐品格

蔣述卓“文化詩學批評”的實踐品格源自其對文藝創(chuàng)作的實際批評，其實際批評乃是文化詩學批評理論在實踐層面上的應用和展開。其實際批評的開篇之作應該是1994年發(fā)表于《嶺南文報》的《走進嶺南——論廣東文學的文化走向及其評價》一文。在廣東評論界頻繁呼喊廣東文學“走出嶺南”之時，該文卻從文化的視角一反常態(tài)地提出了“走進嶺南”的口號，認為只有“走進嶺南”，才能更好地“樹立嶺南”。這一口號的提出，乃基于作者對嶺南文學特殊價值——“現(xiàn)代性”的深刻體認。在他看來，嶺南文學這種現(xiàn)代性是“植根于嶺南這一文化轉型的社會文化背景中的，在這一獨特的文化背景中，它將會創(chuàng)造出一套新的文化語境”。因此，他提出應站在一種歷史的高度“肯定它在文化轉型時期的開拓作用與重要地位”。該文寫于“文化詩學批評”倡導的前一年，與“文化詩學批評”的理論醞釀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由此開啟了蔣述卓實際批評的新的文化詩學批評范式。

從文化碰撞與比較角度切入文學創(chuàng)作的討論，是蔣述卓實際批評的顯明特色。《異質(zhì)文化交流與碰撞的結晶——廣東近年來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評述》聚焦于“新移民作家群”，從內(nèi)地與廣東兩種文化碰撞的角度觀察廣東文學，不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有著意想不到的發(fā)現(xiàn)。文章認為，在新移民作家的筆下，漂泊無依的感傷與無奈、遷徙后的焦灼與艱辛以及強烈的情感需求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呈現(xiàn)；但另一方面，在他們作品的“敘述的肌理之中”，讀者卻可以感受到創(chuàng)作主體極為深厚的情感基質(zhì)——那正是一種無人可以剝奪的戀鄉(xiāng)之情，是終身也走不出的鄉(xiāng)愁。而正因為如此，移民作家才擁有任何一個本土作家所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那就是異質(zhì)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帶來的豐沛的敘事資源和廣闊的敘事前景。

比起中國大陸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的碰撞與比較，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跨文化碰撞與比較得到了蔣述卓更多的關注。他從華文行走文學、歐華文學中歐洲游記散文和日華文學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共同的取向，那就是其創(chuàng)作主體由于同時擁有中西文化背景而不經(jīng)意地從文化比較的角度書寫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的差異、碰撞與交流。如旅美作家陳之藩的散文《旅美小簡》中涉及的中美學生衣著的不同而引起的對成功哲學的思考與比較，旅歐作家余澤民的散文《畫乳添乳》基于比較文化視野探討中國與歐洲建筑文化的差異與特征，旅日作家唐辛子的傳記文學《日本女人的愛情武士道》和徐曼的長篇小說《東京那邊女人的故事》則在中日文化交融中塑造女性形象等等。

這種文化碰撞與交流不僅帶來了文化的啟悟，也引發(fā)了審美的愉悅。《細看和風入文來——在中日文化的比較中看日華文學》對居日作家林祁散文《“櫻前線”》所涉及的文化碰撞中的“誤讀”現(xiàn)象作了分析：“櫻前線”不過是日本人賞櫻的著名景點，但作者寧愿把其中的“前線”二字理解為中國文化語境中的“烽煙滾滾”和“火藥味”，但這種誤讀卻恰好寫出了櫻花的壯觀燦爛和日本賞櫻文化的“濃烈”。《論歐華文學中歐洲游記散文的文化視野與詩意抒寫》則就丹麥華裔作家池元蓮散文中所描述的“文化休克”現(xiàn)象作了解讀：“所謂‘文化休克’實際上是不同的文化發(fā)生了碰撞，形成巨大的文化差異，從而促使人們?nèi)ニ伎迹㈩I略文化差異帶來的情趣和美感。”在蔣述卓看來，無論是對文化“誤讀”的書寫，還是對“文化休克”的描述，都會給讀者帶來詩意的審美。

作為文化詩學批評理論在實踐層面上的應用和展開，蔣述卓的批評實踐總是將文化闡釋與審美分析有機結合在一起。《論洛夫中、后期詩歌的禪意走向及其實驗意義》可謂這方面的標志性文本。該文在對洛夫中后期詩作的禪意——生死觀、時間觀、“真我”觀、語言觀做種種闡釋之后，水到渠成地來到了美學的評價，指出洛夫讀禪、用禪雖然也用以傳達他對人生、歷史、時間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以禪的思維方式和技法去改造、融會超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造一種超現(xiàn)實主義與禪相結合的詩歌創(chuàng)作方式。文章圍繞洛夫的“實驗”著重考察了其詩作的意境創(chuàng)造和語言策略兩個問題。認為洛夫追求的純詩，實際上就是追求一種有古典意境或禪境的詩，其基本方式是獲得一種靜觀的思維方式，打破因果律，以造成詩境的空白與超越性；其語言方面的“實驗”則主要體現(xiàn)在洛夫對“矛盾語”和“半自動語言”的運用上——在可解與不可解和破壞與重組之間達到一種本質(zhì)上的和諧和“禪機”的啟迪。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這里的文化闡釋與美學分析絕非相互割裂的兩張皮，而是基于禪思與詩藝內(nèi)在聯(lián)系的整體。所謂文化詩學批評，注重的就正是文化與審美的互攝契合。

三 本土化訴求

所謂“本土化”，簡言之，即是從中國問題、中國經(jīng)驗出發(fā)創(chuàng)造中國的理論話語。這是蔣述卓文化詩學批評的內(nèi)在動力和終極訴求。作為一個“過程”，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進程早在1990年代就已經(jīng)開始。近三十年來，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進程無論是在研究對象的擴大，還是在研究方法的多元拓建上，對于文學研究和學科發(fā)展都具有巨大促進作用，而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的相互碰撞則給后者帶來了巨大的理論活力。但本土化進程中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比如：文化研究的對象太大太泛；對于西方資源的迷戀使文化研究掉入理論的陷阱，成為一種單純的理論話語游戲；不顧中國國情，簡單地將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相聯(lián)系，將兩者混為一談；缺乏對中國問題的有針對性的分析與詮釋，導致西方文化研究理論與中國文化現(xiàn)象、本土經(jīng)驗的割裂等。

基于上述本土化進程中文化研究存在的問題，蔣述卓設定了自己的本土化構想，那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分析中國自身文化問題為基點，以西方文化理論為參照，對本土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和闡釋，建設具有本土特性的文化研究和文藝理論。圍繞這一構想，蔣述卓進一步提出了避免陷入兩個“陷阱”、遵循三個原則的本土化方略。兩個“陷阱”是指“理論陷阱”和“政治化陷阱”。避免“理論陷阱”是說在面對中國問題時，不能套用西方理論，將中國問題當作西方理論的詮釋，而只能當作一種參照。避免“政治化的陷阱”則指不將文化研究問題政治化，而“回到就問題分析問題的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上來”，以深化對問題的研討。三個原則分別是價值重構原則、文化生態(tài)平衡原則和審美原則。價值重構原則既包括對大眾文化價值所做的重構和引導，也包括對核心價值觀和大眾文化相互轉化與有機融合的關注與推進；文化生態(tài)平衡原則是指文化研究者應致力于多種文化之間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警惕文化生態(tài)的惡化，對文化生態(tài)的不正常現(xiàn)象給予批評與引導”；審美原則指文化研究者對各種文化形態(tài)作審美的分析與評價。

在上述構想中，最重要的應該是面對中國問題發(fā)言，蔣述卓將此視為本土化的“基點”。他曾對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當代語境”作了具體的概括：“隨著我國城市化、市場化的快速發(fā)展，‘日常生活審美化’基本成為當前社會的一種普遍景觀，文藝市場化使得文學、藝術與生活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更進一步看，隨著科技媒介的高速發(fā)展，電腦、手機逐漸普及，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涌現(xiàn)出來的微博、微信把我們帶入了‘日常生活數(shù)字化’時代。”而“日常生活審美化”和“日常生活數(shù)字化”則又帶來了審美趣味的擴大、審美標準的民主化和表達方式的碎片化。

蔣述卓對消費時代文藝學、城市文學（詩學）的關注與研究就是針對這一現(xiàn)實語境所做的本土化努力。其對消費時代文藝學建構的探討始于其為消費時代文學的意義所做的辯護。與眾多批評家和理論家流露出擔憂不同的是，蔣述卓更多地肯定了消費時代文學的意義：“從文化經(jīng)濟學的角度看，文學藝術的商品在流通過程中并不僅僅是流通著財富，它也會生產(chǎn)和流通著意義、快感和社會身份……從傳播學角度看，文學藝術作為商品交換流通量越大，其意義的影響面也越大，其社會的效益也會越大，它所具有的社會價值會得以放大。”與此同時，蔣述卓還進一步考察了消費時代藝術與市場的張力關系。在他那里，藝術與市場的關系盡管錯綜復雜，但不外乎以下兩個方面：首先，藝術與市場相互需要：市場給藝術發(fā)展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可以為藝術的發(fā)展和傳播提供渠道與平臺；同時市場通過資本運作使藝術的精神價值轉換成物質(zhì)財富，通過文化消費刺激內(nèi)部需求，推動經(jīng)濟增長。其次，藝術與市場矛盾沖突：市場的商業(yè)屬性容易使藝術生產(chǎn)走向庸俗化、功利化；藝術本身應該承載的審美、思考、批判、引導等價值功效就容易受到擠壓和懸置。在肯定消費時代文學的意義，厘清藝術與市場張力關系的基礎上，蔣述卓提出了文藝學的調(diào)整與建構策略：第一，應澄清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情感的產(chǎn)物、思想的傳達、具有審美娛樂功能等基本問題；第二，需弄清文類內(nèi)部的變化，如研究中國敘事文類的獨特性等；第三，要尊重消費文化時代新的與西方區(qū)別的中國經(jīng)驗，具體研究中國的真實問題；第四，調(diào)整觀察視角，如從生產(chǎn)的視點觀察文藝現(xiàn)象，對文學作品的產(chǎn)生、消費與流通過程進行把握；第五，堅持文學的批判、拯救與超越功能，在消費社會中為人類社會提供強烈的人文關懷。

城市文學（詩學）是蔣述卓文藝批評關注的另一個焦點。他關注的重點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城市文學，而是1980年代后期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化快速發(fā)展時期的城市文學，或者說是中國消費時代的城市文學。這一時期的城市文學與城市化進程、市民社會的形成、城市文化工業(yè)、城市審美風尚以及城市審美意識形態(tài)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城市化進程及其所引發(fā)的城市文化變遷不僅推動了城市文學的發(fā)展，拓展了文學現(xiàn)代性的表現(xiàn)空間，使文學在人性的探索上能夠達到其所可能達到的高度，而且極大地塑造了后者的精神風貌。其消費性、世俗化、功利性、大眾性、流行性、開放性、類型化、碎片化等等，無不在后者的書寫中得到呈示、汲取并從而構筑成自己的精神氣質(zhì)和審美趣味。可以說，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同構關系，這種同構關系在其城市文學研究專著《城市的想象與呈現(xiàn)》中得到了集中探討：“無論是顯在的城市審美風尚，還是深層的城市審美意識，其存在的形態(tài)都是極其多樣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它們的變幻多姿、流光溢彩，構成了絢爛的城市畫卷。而這一城市畫卷無疑在藝術，特別是在城市文學中展現(xiàn)得至為鮮明突出。”該著以當代城市文化、城市審美風尚和城市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論述為引領而展開的對城市文學和城市電影的考察，無疑是開創(chuàng)性的。在城市文學研究過程中，蔣述卓逐漸醞釀并首提“城市詩學”的概念：“未來城市文學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核心，無疑仍然是城市文學理論的建構問題。”而要實現(xiàn)“城市詩學”建構目標，前期資料特別是城市文學作品的搜集編選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與此同時，還需按照一定的城市文學觀念開展《城市文學史》的寫作，以梳理城市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演變。在此基礎上，他給出了“城市詩學”建構的兩條路徑：一是通過田野調(diào)查對各種城市文化現(xiàn)象做綜合性考察；二是在文化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學理性考察，以構建出一種新的城市文化理論。他本人所選擇的路徑是第一種，并已陸續(xù)完成對城市文學、城市審美、廣場文化、文化產(chǎn)業(yè)等問題的考察。所有這一切，都為“城市詩學”的建構提供了起點與必要的準備。

四 價值與問題

蔣述卓的文化詩學批評是在西方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批評的影響下，針對中國文學批評的現(xiàn)狀和問題，在文藝理論重大轉型過程中提出和建構的新的文學批評闡釋系統(tǒng)。西方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批評的影響是客觀的事實，因為“文化詩學”概念本身就是“拿來的”。但這一“拿來”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中國文藝學和文學批評的問題，“有助于激活本土文化中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從而在本土語境中實現(xiàn)新的創(chuàng)造”，因此從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了與西方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批評不同的理論旨趣和價值取向。關于這一點，蔣述卓在《走文化詩學之路——關于第三種批評的構想》中早就說過：“文化詩學也不能視為一種文學的外在批評，就在于它保持了審美性，這也是它與西方文學批評中的新歷史主義區(qū)別開來的重要標志……新歷史主義著重在批評的歷史——社會學取向上，離開文學審美性的趨勢已很明顯。因此，我們現(xiàn)在所提倡的文化詩學不同于斯蒂芬·葛林伯雷所主張的那種屬于新歷史主義范圍內(nèi)的文化詩學。文化詩學既是文化系統(tǒng)的實證性探討與文學審美性描述的統(tǒng)一與結合，是文學外在研究與內(nèi)在剖析的統(tǒng)一與結合，也是西方哲學化批評與中國詩化批評的化合。”

古遠清在《蔣述卓：“文化詩學”的國內(nèi)首倡者》一文中論及蔣述卓的文化詩學批評時曾說：“在‘文化詩學’的理論建構方面，蔣述卓開風氣之先，在1995年第4期《當代人》雜志上發(fā)表了《走文化詩學之路——關于第三種批評的構想》。在他的帶動下，先后出現(xiàn)了祁述裕、李春青、王岳川、樂黛云、童慶炳一系列探討文化詩學的論文。”這一描述從公開發(fā)表的文字看是沒有問題的，只是這個人物名單還有遺珠之憾。據(jù)王進《文化詩學的理論空間》一書的研究，除了上述所列學者外，不可遺漏的還有劉慶璋、高小康、劉士林等。該著認為正是眾多學者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才形成了多元共生、眾聲合唱的格局，“共同在文化詩學的中國化道路上譜寫文化詩學批評和文化詩意建構的多聲部樂曲”。作為其中一個聲部，蔣述卓的獨特貢獻則在于：一是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初步建構起了包括概念定義、價值基點、建構取徑、理論目標、思想基礎等在內(nèi)的相互關聯(lián)的文化詩學批評的理論框架；二是將文化詩學批評理論應用于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理論的實際批評，使理論主張與實際批評互為鏡像、相輔相成，從而開創(chuàng)新的批評范式；三是立足于當前的社會現(xiàn)實語境，對消費時代文藝學、城市文學（詩學）的關注與探討，進一步推動了文藝理論建構的本土化進程，而消費時代文藝學的調(diào)整與建構策略和“城市詩學”及其建構路徑的提出，則為創(chuàng)造中國的文藝理論話語提供了啟示。

蔣述卓文化詩學批評理論建構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文化詩學倡導者們那里可能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人們對“文化”二字的內(nèi)涵與外延普遍缺乏界定，因而其所指就顯得有些含混和寬泛。蔣述卓曾在《應當建立文學史研究的“文化史派”》中說：“也許有人會說，文化是廣泛的，研究文學要從如此廣泛的方面去考察是難以把握的。然而……文學是社會文化系統(tǒng)中的一部分，深深受制于一個民族的文化模式。雖然文學也可以看作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tǒng)，但相對于文化這個大系統(tǒng)來說，它只能是該系統(tǒng)的一個要素……對文學的闡釋正是如此，恰恰是從整個文化系統(tǒng)著眼以后，對文學運動的把握反而才是更準確的。”從這一自問自答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作者也是承認“文化”一詞的寬泛的。說實話，這是一個難題，因為文化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復雜難解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直接擺脫概念內(nèi)涵與外延界定的糾纏而自說自話？顯然不能。作為一種科學的文藝批評理論，當它把文化與詩學嫁接在一起時，就必須在相關語境中界定清楚文化究竟是什么，盡管這一界定可能并不完滿，需要人們不斷地修正。

另外，文化與文學審美形式的“互動”“互構”研究還有待深化。盡管蔣述卓在討論文學與文化的關系時，提到過文學主題、形象、語言、風格等與文化內(nèi)涵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并以文化對文學敘事方式的影響為例，論及屈原《離騷》的表達方式與楚文化、《紅樓夢》的敘述方式與佛道文化的關聯(lián)，甚至在探討洛夫后期詩歌的禪意走向及其實驗意義時，頗具示范意義地將禪思與詩藝視為一個有機整體，深挖其禪思所帶來的意境營構的“禪意”化和語言傳達的“禪機”性，但總體上看，還停留在對文化與審美“互動”“互構”關系的靈光一現(xiàn)的直觀領悟之中，而缺乏系統(tǒng)深入的學理考察。程正民《拓展文化詩學的理論空間》指出：“從‘雙向拓展’兩個基本點到‘互動’、‘互構’，童慶炳的文化詩學研究應當說是大大向前推進了。盡管如此，文學文本形式與社會文化語境如何結合，如何互動，如何互構，仍有理論空間可以開拓，仍然需要在認真總結歷史經(jīng)驗和實踐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探討。”程正民以俄羅斯文藝理論家維戈茨基、普洛普、洛特曼特別是巴赫金從理論和實踐上對文學形式與內(nèi)容、結構與歷史、內(nèi)部與外部的關系做出系統(tǒng)深入的闡述和精彩分析為示例，說明文化詩學在文學文本形式與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的“互動”“互構”關系的探討上，“仍有理論空間可以開拓”。程正民這里關注的是童慶炳，但也適合蔣述卓和其他文化詩學的倡導者或研究者。

（作者單位：惠州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