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檸教授的長篇小說《玄鳥傳》是一部難以闡釋的神奇作品，現實與思想交織在一起，不斷走向幽深，像是詩人帕斯所說的“玄學的幽靈在成倍增長”。這樣說也許會引起誤會，不，小說并沒有因此而凌空蹈虛，反而是緊貼時代，尤其是扣緊當代中國的歷史脈絡。因此，從第一句起，我便被那種明快的、絕不拖泥帶水的敘事節奏所吸引。那些綿密跳動的句子就像水草一般，將閱讀的目光緊緊拽住，讓我不得不跟著敘事之河順流而下。精神層面的探索與利落的敘述之間，也構成了一種奇怪的疊加效應。

一開篇，出場的是一個叫孫長戈的戰士，這是一個大時代中的小人物，出生在山東的魯西南，因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一系列戰爭，跟隨部隊一路向南，一直到了南方之南的海邊，然后，為了保護勝利成果，主動在海邊這個小地方安居樂業。他跟當地人結婚，生了四個孩子：孫黨花、孫鋼花、孫梁山、孫魯西。俗話說，龍生九子，各個不同。可最小的兒子孫魯西跟其他的兄弟姐妹不是不同，而是太不同了。他從小沉湎于幻想與深思，對于內在精神世界的關注遠超常人，是一個極度另類的存在。這個孫魯西才是這部小說的主角。

從孩子的名字就能看出孫長戈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可文化只與文脈相關，而無關基因。孫魯西異峰突起，也許是因為他最小，得到的愛最多，才能最大限度地掙脫俗世的羈絆。這正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讓小說有了巨大的戲劇張力。

幻想者的氣質是天生的。早在孫魯西童年的時候，在海邊，他的哥哥孫梁山理解不了這個眼神里閃著奇異光澤的弟弟，非要追問他在想什么。孫魯西發現自己無法用語言來描述，只能虛構出一方風景。我對這個細節印象很深，因為在我看來，文學確實不是誕生在語言的已知疆域，而是誕生于語言無能為力的地方。

在這里得提到，小說里跟正文并行的一條線，是孫魯西寫的文本，叫《玄鳥錄》。這實際上提供的是一條宗教哲學的線索，從中國的道教、中國化的佛教、基督教、拜火教到伊斯蘭教，都有所涉及，呈現出的是宗教對于人類精神大廈數千年來的巨大支撐。在《玄鳥錄》的最后一篇中，有個意味深長的細節：馬可·波羅根本就沒有到過撒馬爾罕，卻用了一整章去講述關于撒馬爾罕的故事。“毫無疑問，那些文字，只是馬可·波羅對撒馬爾罕城的想象，因此他無法用客觀描寫的方法去呈現，只能用講述幻想故事的文學方式來表達。”我覺得，在這里寫到馬可·波羅對撒馬爾罕城的想象，正是對應于童年時的孫魯西對于精神世界那種難以描述又不得不通過想象去虛構的時刻。精神世界正如撒馬爾罕城，它是真實存在的，但人類對于它的一切描述，又都帶有想象與虛構的成分。

孫魯西考上大學，讀的是哲學系，但畢業論文的選題極度宏大，不符合現代學術規范，導致肄業分配到了一家藥廠。他的心態倒是一直很平和，沉浸于道家的思想，當年流行的“氣功熱”正好成為他思想的實踐。沒想到的是，他走火入魔，感到“靈魂飛升”，當人們從遠方找到他的時候，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妨幽默地說，孫魯西正是神秘的“玄鳥”在此間化成的人。

時代變遷太快，“氣功”作為精神的行為藝術迅速遠去。孫長戈仕途順利，調到了省城，孫魯西靠著父親的關系，調到了省電視臺。適逢改革開放，大家都在市場中“試水”，可他怎么也賺不到錢。他在反復琢磨中開了竅，跟小老板談“風水運程”，提醒他們錢怎樣才能懷孕生子；跟大老板不談錢，而是談“長壽秘訣”，談易經、道家，談邵雍、丘處機。老板們果然對他非常尊重，可等到他摸出合同的時候，老板卻變臉了。他請教跑業務賺到錢的同事，同事說：“像你孫魯西這樣傲慢，骨子里瞧不起金錢和金錢的主人，金錢自然就躲得遠遠的。”同事的意思是，要掙到錢，必須要付出尊嚴，讓對方精神上得到快感。對此，家庭條件優渥的孫魯西是無法認同的。他不能被金錢所異化，精神便要繼續飛升。所謂“異化”，便是精神不但不需要飛升，還要下沉。

可精神不能僅僅停留于空想。孫魯西想出了一個“勞工互助計劃”，成立一個名叫“玄鳥”的互助小組，凡是加入互助小組的人，都應該遵守基本規矩：一是互助互愛，分工協作；二是地位和財富均等，沒有貧富分化；三是自愿加入，出入自由。這顯然是有些烏托邦色彩的活動，在人類歷史上多次出現，是精神實踐者的理想國。這個注定失敗的國度，它的遺產常常對人類社會有益。

掙不到錢，單位不待見，孫魯西索性停薪留職去大地上漫游，這就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苗蔓。他跟苗蔓關于大城市有一個對話，讓人印象很深刻。孫魯西對從沒去過大城市的苗蔓描述了G市的繁華，苗蔓很向往，但她無法理解孫魯西為什么不喜歡G市。（結合張檸教授曾經長期在廣州生活的經歷，我猜測G市指的就是廣州市，我現在廣州生活，因此我對G市有一種親切感。）孫魯西說，G市的繁榮跟一個人的幸福真的很有關系嗎？它到底是增加了你的幸福，還是貶損了你的幸福？他自問自答：“它讓我的幸福感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我是跟我童年時代在海邊的生活相比，跟我少年時代在外公老家的山區生活相比。”巨獸一樣的城市讓人的任何努力都無聲無息、無影無蹤，“你就是‘渺小’的代名詞。你什么也不是。你就是一個‘無’。”但苗蔓不知道他的精神痛苦，甚至把他說的負面都聽成正面的。他們的婚姻悲劇就此注定。

許多年后，孫魯西一直在尋找跟苗蔓生活在一起的理由，同時又一直在尋找跟苗蔓分手的理由。孫魯西發現：“自己一直在過著一種高度理性的生活，而不是情感的生活。這種生活，導致了他們的理性越來越發達，情感卻漸漸在枯萎。理性的動物，兩個理性的動物！”當然，孫魯西具備的是一種精神理性，而苗蔓身上的則是一種世俗理性，他們之間缺乏的是激情的黏合劑。

薩依山是孫魯西的“連襟”，這個角色，不如說是孫魯西精神理性的另一面，也就是感性的張揚。薩依山“每當遇見意中之人，他都有一種撲上去緊緊擁抱的沖動。但時機總是把握不當，給人一種怪異的感覺”。薩依山熱愛波斯文學，說自己的祖先是古波斯人，曾經是撒馬爾罕大城的管理者。而與之對稱，孫魯西則成了“現代貴族”，因為父親孫長戈是“打天下”的功臣。他們的相遇相知，極大地撫慰了孫魯西無法安放的精神世界。

孫魯西這個人物放在文學史上，也許會找到一些氣息相通的類型，比如俄羅斯文學中的“零余者”。但我們不能說孫魯西是一個冷漠的人，他也不是加繆筆下的“局外人”，他只是對人類的存在之謎具有非同一般的敏感度。他置身在人間，觀察著其中的每一個細節，都是饒有興致的。因為他在每一個俗世細節中，都要去思考它背后的意義，一個更加宏大和完整的精神世界。如此一來，他對自身的追問便是無休無止的。他的性格溫順，倒是隨遇而安，對于自己的處境沒有過多抱怨，他只是把處境里的一切，都要放進思想的榨汁機里，爭取要榨出一些汁液來。

因此，孫魯西并不是一個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中的典型人物，他是一個思想型的人物，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觀察與思考的獨特視角。他有著鳥的實質性身體，帶領著我們在世俗中穿行與深究；同時，他又有著玄鳥的超拔，讓我們從地面上跳脫出來，從一個更大的尺度上觀照這一切。這是只有小說的場域才能表達出的復雜性：我們同時看到了他的觀照與經歷，他的觀照便不再是抽空的，而是來自具體的處境。處境為思想提供著源源不斷的語境，思想不再是干枯的標本。

我在這里還想再談談他的父親，孫長戈這個人物。這個人對這部小說而言太重要了，不僅因為他是孫魯西的父親，而是因為他的命運、遭遇、行動與想法，提供的是歷史的大背景，以及另一種生命形態的參考系。父子之間的疏離、冷漠甚至敵意，體現的完全是兩種文化人格之間的沖突。這部小說讓我還想到了當代歷史的某種機制。當歷史進程在某個特殊時期大規模重構的時候，人們是來不及去多思多想的，而是要將行動的能力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而當歷史的浪潮處于平緩時期，人們精神世界的追問則會逐漸變得尖銳。這種追問會延緩社會的行動力，但同時，也是對社會結構變形的一種糾正。這其中不僅僅是生命的辯證法，也是歷史的辯證法。

“時過境遷，孫魯西的想法依然沒有改變，還是少年時代的遺留問題：既不能在天空中飛翔，又不能在海水中暢游，我們只能終老在泥土和石頭上嗎？鯤鵬之志終成蜩鳩笑談！”這是小說即將結束時的感慨。我想起王家衛的電影《阿飛正傳》：那只沒有腿的鳥，一直飛呀飛，等它停下來落地的時候，就是它死的那一天。這實則是人類精神的根本命運。不過，張檸教授的這部《玄鳥傳》并不是悲劇，讀時總讓我想到《詩經》。《詩經·商頌·玄鳥》極為大氣磅礴：“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是我們中國人的祖先，數千年過去了，我們的靈魂追問依然沒有落地，而隨著科技化時代的到來，精神世界得到了更為廣闊的天地，一個虛擬的信息空間讓人們的精神世界得以緩慢塑型。歷史精神的偉大循環也許會證明——人類從玄鳥的降生而誕生，而人類在遙遠的未來終將重新變成自由輕盈的玄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