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后，一直因工作和生活穿梭于廣佛的吳作歆，雖也曾在年輕時被短暫下放到乳源縣掛職鍛煉，但彼時的他和許多剛在大都市立足的人文知識分子一樣，大都市的誘惑和壓力幾乎構成了他思考和寫作的全部中心。故鄉潮州和掛職點乳源，即使在他的詩中偶有閃現，也只是一種想象的鄉愁，猶如一泓井泉，滋潤著一個都市個體日漸空虛干涸的的心田。2013年6月，當他作為省扶貧工作隊隊員重回貧苦高寒的革命老區乳源縣白竹村駐扎，直到2016年3月離開重返大都市時，一個自幼成長于粵東鄉鎮，學習和工作于廣佛大城的人文知識分子，終于在他的詩歌寫作技藝日趨成熟和精神資源日趨荒蕪的中年時刻到來之時，受到了一次真正來自土地的靈魂洗禮。也使他作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以一種個人化歷史想象力與當代中國鄉村歷史現場發生關聯，用詩歌語言從社會實踐中生產出了一種新的知識。

這種從歷史現場出發的知識，主要有《低處》《春天的河流》《砍柴》《苦難》《五月的細節》《梅雨》《油菜花的秘密》《在懸崖邊種樹》《牛丟了》《空山》《霜凍》和《白竹村紀事》等一系列語言清俊質地堅實的詩歌文本。或許正因為吳作歆與詩壇的“若即若離”甚至疏離，使他能以一種局外人視野反思語言本體論的困境：“詩歌作為語言的產物，不能擺脫這種無法更改的自我指定，它的語義只能來自于語言本身的固有內涵及語言和語言之間的張力結構。雖然這種選擇在語言的發展史上有時會表現為一種專斷的決定，但是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它不能夠獨立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史而完成自身的自足和闡述。”正是這樣一種面向社會歷史的充滿張力的詩歌語言觀念，使吳作歆的《在懸崖邊種樹》在曾卓之后既直面山民苦難的歷史，又不失現代詩獨有的語言張力：“清晨，在懸崖邊種樹/在墜落的地方種下升騰的希望/我端坐在一棵樹中/像一個等待被喚醒的花蕾/心與心之間，隔著細小的沙粒/看見與看見之間，隔著遼闊的大海。”在懸崖邊種樹，首先是一個具體實在的扶貧行為，是艱難前行的當代中國鄉村社會大歷史的一個借喻。但當它被詩歌語言賦予象征意味之后，它就成為新時代知識分子如何與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發生關聯的一個象征行動。

我們除了可以從《在懸崖邊種樹》這樣象征意味濃厚的抒情短詩中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之外，更可以從吳作歆的一些敘事詩中發現更多民族志的痕跡。他作為省扶貧工作隊成員，一個當代中國鄉村社會巨大歷史變遷的積極參與者，在面對鄉村的苦難時，經常抑制他作為一個詩人在面對貧窮山村的苦難時可能爆發的吶喊。兩種角色之間的撕扯，使他記錄歷史的筆墨充滿了其他完全置身事外的詩人無法體會的張力。《砍柴》刻畫一個82歲的農夫，無兒無女，患有類風濕關節炎，耳聾發白：“他在砍柴，黃昏的光線在腳下跳躍”，“他早早地耳聾了，聽不到外面世界的嘈雜/在一片無聲的空虛中，砍伐，砍伐……”“他在砍伐，默默回應著命運拙劣的安排/劈開的木頭散發出大自然的清香/”。既冷靜地敘述著社會大歷史下小人物的悲慘命運，又在冷靜中記錄小人物生命中詼諧的一面。生命本身可能是詼諧的，但詩人記錄小人物歷史的筆墨卻沒有一絲嘲諷，蘊含著詩人對社會大歷史行進時小人物孤獨痛苦命運中唯一溫暖亮色的同情和理解。

《苦難》寫鰥居老人的“一生就像一件綴滿補丁的衣裳”，“他的妻子被同村的流氓/奸殺在田埂上，大女兒/跟著一個外鄉人跑了/小兒子7歲那年溺死在池塘里/他眼角濕潤：‘30年了，這苦難的日子啊’”。詩人以史筆記錄孤苦無依農民的現狀，“我完成了恰到好處的記錄/聳聳肩走進命運的深處”，似乎詩人在扮演一個忠實客觀的旁觀者角色，但“稻谷被砍下的頭顱堆砌得到處都是”和“天空的陰影像拴在狗身上的鏈條”兩句詩的隱喻，泄露了他以詩寫史時持守的知識分子良心。同樣在寫《一個五保戶之死》時，扶貧工作隊成員的角色既阻止他將五保戶老侯之死煽情地渲染成貧窮山村的典型樣本，而知識分子的良心，又使他毫無掩飾地呈現貧窮山村的歷史，絕不美化或玩味山村的苦難。重要的是，見證歷史和記錄真相與詩人的想象力非但毫無捍格之處，簡直是互為表里，相互為用的。吳作歆在城市抒情詩《易拉罐》中曾運用的倒頂點手法，在這首詩中再次出現。前兩節先平靜地告知讀者死亡的消息：“他死了/在生命之門關閉前/曾經有過掙扎/咳在地上的血/掉落在地上的藥品//他死了/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殯儀館拉走了他/鄰居們燒掉他的衣物/青煙中一個人被輕輕抹去”，開篇即以死后的場景將五保戶生前的孤苦無依盡顯無遺。接來下的三節回憶他和我這樣一個扶貧隊員的交往：“那天，他到村委找我/渾身酒氣/懸坐在二樓的欄桿上/晃著耕種了一輩子的泥腿//他接過我的煙，說：/下個月我要結婚了/有個28歲的姑娘/我一個電話/她就會開著車來接我//我摸了摸額頭，說：//老侯，年紀大了/不要再喝那么多酒了/說不定哪天喝多了/就這樣‘過去’了”。戲劇性場景和戲劇性對白，正如《砍柴》結尾的敘述，都不是為了刻意地去嘲諷大歷史車輪下的渺小個體，而是一種帶著溫情的關注。溫情來自詩人對個體生命尊嚴的體認，反諷既來自鄉村貧民殘酷的生活現實與自欺的述愿語之間的矛盾，也映襯著作為扶貧隊員的詩人遭遇苦難現實時述行的無力與荒誕。“這句話在空中停留了3秒鐘”本是上節最后一行，詩人以之作為末節首行，使得本來只是呼應開頭的第二行“現在，他死了”，因為緊隨在詩人的對白說出3秒鐘之后發生，顯得相當詭異。“群山沉默/飛鳥越過樹林”，似乎大自然也在為貧窮者的死亡而哀悼。然而，吳作歆在此表現了他作為一個現代詩人在見證歷史時應有的良知和稟賦，“沒有異常的天象/生活仍在繼續”，以一種巴別爾式的硬冷，用艱難的事實呈現出個體的困境。

《在懸崖邊種樹》《牛丟了》《苦難》《砍柴》和《一個五保戶之死》等短詩，都是吳作歆駐扎在白竹村的生活片斷，長詩《白竹村紀事》則是詩人在離別時對這些生活片斷的一一重現，是詩人以一個溫暖而感傷的手勢向貧窮山村所作的最后告別。《白竹村紀事》用史筆記錄貧窮山村的歷史，看似在見證歷史，見證當代中國的一項偉大社會工程，但將扶貧事業和貧窮村民歷史化的同時，就意味著詩人不可避免地在用一種結構性的眼光敘述歷史，詩人的敘述也就成了一種現代性的語言裝置。在這一語言裝置之中，必然隱含著一種變形的國家代言人形象。同時，由于詩人在城市生活中本體與現實的分離，生命經驗與生活事實的分離，扶貧者反倒有可能成為一個精神扶貧的對象。換言之，在他的城市抒情詩《易拉罐》中一個獨立的現代個體喪失了詩歌信心和生命意義，卻在指向國家民族總體性目標的體制化行動之內，通過一種溫暖而感傷的異鄉生活回憶，重新找回了信心和意義，這不能不說是歷史想象力在70后詩人這里進行的一次極其吊詭的話語實踐。

這種實踐也極其明顯地表現在“白竹村”系列詩歌中的短詩《牛丟了》：“大清早/一位老農過來跟我說/他的牛不見了/體形粗壯，身高1.7米/反芻的哺乳類動物/在一片曠野中不見了/而牽牛的繩索還留在手上/他聲音低沉，眼神茫然”，詩人走筆至此，似乎仍在敘述一個丟了牛的貧苦農民與扶貧隊員之間的故事，但接下來的隱喻逐漸將歷史想象導向本體想象，直至一種神性隱喻：“好像無法皈依的苦難/找不到隱蔽的入口/我在思索/是哪一片風景拒絕了牛/還是牛拒絕了哪一片風景？/‘牛會回去的，天氣陰冷/牛會回到它的家’/我的聲音單調，甚至有點疲憊/周圍是一片沉默/越冬的忍冬藤消失在巷陌深處/錫安山上的羔羊/也曾經隱藏在灌木叢中/林間空地里，留下泥濘的腳印/神的隱喻成了唯一的線索。”在此，單調而疲憊的聲音，正是一個人文知識分子較長時間進入歷史現場后最終發現自己難于改變現實的感受。他將丟牛故事從大歷史序列中抽離出來，從一個更廣泛的現代性視角挖掘其象征意義，從而使那些個體平凡故事，獲得了一種獨立的經驗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