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族裔身份及其邊域的生活經驗，不少論者對馮娜詩歌的指認總繞不過對其地理、民族的追索，它在有效梳理詩人詩歌的某些特質的同時，也帶來了符號化的拘囿，或者，剝離上述論說限制，我們更能深入馮娜的詩歌文本，體味其詩作中或明媚或幽微的電光石火，并意識到，馮娜詩作的誘惑性并不依賴于對邊疆等特殊題材的占有，而是其感同身受的領悟力、創造性的個人化書寫構成了詩歌文本的內在魅力，它們共同點亮了馮娜詩作中無處不在的風景片段，有效接通了個體與存在之間的秘密通道。

馮娜的詩歌多涉風景，自然之景抑或人世之景，它們交相出沒、相互呼應，構成一幅與詩人心象交相輝映的詩歌圖景；然而，風景的大量書寫對于當代詩人而言，未免不是一種冒險，因為就中國詩歌傳統而言，有著成熟的制作方式與運思路徑的風景詩歷來為古典詩歌之大宗，它們如此讓人耳熟能詳，以致成為當代詩歌需要避免的陳腔濫調，更何況山水風物的書寫在層層疊疊的傳統泥淖下已經難以有新的突圍，從這個層面而言，馮娜大量的風景書寫更需要卓絕的勇氣與創造力。

與傳統風景詩崇尚借景抒情、以物觀物等運思路徑不同，馮娜拒絕將風景作為詩歌客觀描述物，并不遵從事物的自然秩序，也有意逃離將風景作為情感抒發點的工具性操作，從一開始，她就不滿足于在風景表象的滑行，而是直接進入風景的內部，始終與風景相糾纏、相對話乃至相互置換。《對岸的燈火》一詩是馮娜與風景之關系的一個典型隱喻，燈火牽引“我”，并通過明亮與黑暗碰撞的聲響告訴我“一定是無數種命運交錯/讓我來到了此處/讓我站在岸邊”，燈火與我之間的相遇成為彼此命運的浸入、交集，燈火此刻內化于我的命運之中，成為我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我引導并嵌入了燈火的命運之中“我只要站在這里/每一盞燈火都會在我身上閃閃爍爍/仿佛不需要借助水或者路途/它們就可以靠岸”，由此，燈火成為發光的生命體，我與燈火之間不再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觀照與銘記，而成為彼此命運的融入與領悟，人與景的內在糾葛，使得馮娜的風景詩成為詩人的生命密碼，鐫刻了生命的體悟與悲欣。

風景指向生命的彌散性，使得馮娜筆下的風景與人合二為一，一如《春天的樹》，樹的迷戀、叛逆與懷疑一如我的精神歷險，人的主體性與樹的主體性已然合二為一，即此即彼，詩人在書寫樹的同時注視著自身的精神鏈條與欲望迷圖，這種往來回復的注視于反思中強化了詩歌的情感張力，形成了單純又繁復的不透明的詩歌質地。也正是主體與風景的高度糾葛，使得馮娜的詩作具有超越了表層的隱喻性，甚至成為寓言化的書寫，《紀念我的伯伯和道清》不過才簡潔的四句詩，茶花、跛腳的人，它們共同構成的隱喻化圖景，留白了余韻悠長的闡釋空間，凸顯了馮娜高度的概括能力；固然，馮娜的不少詩作中，物象的更迭非常頻繁，譬如《云南的聲響》等詩，迭出的物象如流水般漫過詩篇，但高度隱喻化的它們始終被置于高度的意義關聯之中，成為詩人的心象符號，成為與主體生命相勾連的命運共同體。

值得注意的是，馮娜筆下的風景，并無太多雄奇瑰怪之景，也無超拔之人，它們（他們）平常乃至庸常，是我們身邊隨時可被忽略的風物，而馮娜選擇它們，也即回到了生活的常態，貼近了生活的真相，從這部詩集中，我看到一個曾耽溺于幻美風景并在詞語幻境中漂浮的身影正堅定地向存在靠近，向沉默而堅硬的暗物質挺入，詩人伸展開她靈敏的觸角接通庸常事物，讓它們起電、發光，照亮庸常背后的無常命運與新鮮疼痛，《鄉村公路》所描述的風景，是每個輾轉于途的行走者所熟悉的，馮娜有效避免了田園式抒情，也遠離了有關城鄉分裂的社會學詰問，而是恢復了鄉村公路的重復與無聊，“司機的口哨繞著村寨曲折往復/多少個下午，就像這樣的陽光和陌生/要把所有熟知的事物一一經過”然而，正是從這熟知的無聊風景內部馮娜卻敏感到了其中的悲涼與無常 “多少人，和我這樣/短暫地寄放自己于與他人的相逢/——縱使我們牢牢捍衛著灌滿風沙的口音/縱使我們預測了傍晚的天氣/（是的，那也不一定準確）/縱使，我們都感到自己是最后一個下車的人”，詩人總是能在瞬間與永恒、庸常與宿命之間尋求到詩歌的火石電光，一種澄明的了悟乍然照亮枯燥荒蕪的無邊生活。我一直認為，正是源于對日常生活的高度洞察力與自由游走的靈氣，馮娜才成為那一個獲取了詩歌秘密的幸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