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在社會上廣泛流行的一種稱謂，“紅色經典”原泛指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導下創作的曾產生廣泛社會影響的涉及文學、音樂、戲曲、美術等門類的那批文藝作品。本文所謂“紅色經典”，則專指1949至1966年間中國大陸產生的那批政治傾向鮮明、社會影響巨大的長篇小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三紅一創，青山保林”，即梁斌的《紅旗譜》、羅廣斌和楊益言的《紅巖》、吳強的《紅日》、柳青的《創業史》、楊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和曲波的《林海雪原》。除了上述8部作品，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馮志的《敵后武工隊》、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劉流的《烈火金鋼》等小說因以情節取勝，讀者眾多，與《林海雪原》同屬“紅色經典”中的“傳奇敘事”。此外，歐陽山的《三家巷》、馮德英的《苦菜花》，以及1949年之前初版、之后廣泛傳播的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也被納入“紅色經典”的范疇。

“紅色經典”的共同特征是以普通農民、軍人或工人的革命斗爭生活為題材，主人公多為體現革命理想的英雄或模范人物，體現出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其讀者面即社會普及程度遠超今日的文學作品。這類作品及這種文學接受現象的出現，有其特定的背景與主客觀條件。首先，它們出現于特定的年代，文學被賦予演示革命歷史、詮釋現實政治以教育民眾、整合人心、激發革命精神和熱情的社會使命。其次，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充滿朝氣，普通工農兵獲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地位，使得這類作品的廣泛傳播具備了社會基礎。第三，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革命斗爭的實際參加者，他們的寫作多以自己的親歷為基礎。他們多為中共黨員或革命干部，對黨要求表達的思想觀念心悅誠服并化為自己感受和認識世界的方式。第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稿費或版稅標準較高，作家社會地位很高，青年“想當作家”曾成為某文學雜志討論的話題，所以許多有一定生活積累和文學素養的人立志寫出大部頭的成功作品。第五，當時成功的重要作品一出，黨媒、作協及各種文學期刊往往集中宣傳，戲劇、電影、曲藝和連環畫改編隨之，成倍擴大了文學作品的影響。

這些“紅色經典”毫無疑問是時代的經典，它們有著獨特的文學價值，主要表現在：

第一，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亞里士多德談到悲劇的六個藝術成分時，認為“最重要的是情節”。在現代小說中，故事情節的重要性似乎已經減弱，但正如王蒙所說：“所謂散文化的無故事的小說，多半是用一系列小故事代替通篇的大故事，用沒啥戲劇性的故事代替戲劇性強的故事罷了。”好的故事情節是小說吸引讀者、使之具有較強可讀性的重要因素，因為從遠古時期起，人們就喜歡聽故事。從另一方面說，某些現代小說故事情節的淡化，也是其可讀性降低、一般讀者遠離它的原因之一。小說畢竟屬于大眾藝術，首先是供普通讀者閱讀，而不是首先供專家研究的。當然，有生動的故事情節，未必就能保證小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例如，一些偵探小說、武俠小說雖情節離奇曲折、引人入勝，文學史對其評價卻并不高。但在人物與環境描寫達到相當水準的前提下，情節還是對增強作品的文學性具有重要作用的。“紅色經典”一般都有一個比較吸引人的故事。從心理學來講，故事的吸引力大概源于人的好奇心以及想做“白日夢”以暫時超脫身邊現實的需求。好的情節一般要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特點，使讀者的期待視野適度受挫。但即使作者再有想象力，情節也容易陷于模式化——或是重復自己，或是雷同于別人。因而才有結構主義、敘事學對于情節模式的歸納。情節如果完全陷于模式，就會使讀者興味索然。當代一些小說在“偶然性”方面做文章，既表達了一種哲學思想，也使得情節顯出新意。但無論如何，如果沒有其他方面文學性的支持而單憑情節，是難以使作品處于較高水準的。

第二，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塑造出使讀者印象深刻而又真實可信的典型性格，是許多小說家創作追求的目標與作品成功的重要標志。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作品淡化性格塑造，并不影響我們以之衡量非現代主義、非后現代主義作品的成敗得失。“紅色經典”的作者從現實主義美學原則出發，都很重視人物的塑造。新時期以后，盡管一些學者對其中某些理想化人物的刻畫頗多微詞，但不管是哪一個版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對“紅色經典”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成就，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般說來，其中“中間人物”、普通群眾，乃至個別反面人物的塑造，大多得到肯定。例如，《紅旗譜》中的嚴志和、老驢頭、老套子，《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郭振山，《山鄉巨變》中的亭面糊等。那些保留著一定的民間色彩、江湖氣、“小資情調”的正面主人公，或有缺點的、成長中的英雄形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好評。例如《紅旗譜》中的朱老忠、《山鄉巨變》中的李月輝、《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紅日》中的石東根。《艷陽天》等作品，如果不是塑造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當年也不會有那么大的讀者面。《艷陽天》中彎彎繞、馬大炮的故事曾經膾炙人口，韓百安形象的審美價值今天仍經得起考驗。

第三，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我認為車爾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名言并未過時。這么說不是因他是唯物主義的，也不意味著我同意他關于現實美高于藝術美的觀點，而是因為，他緊隨“美是生活”的判斷而進一步闡述的這句話：“任何事物，凡是我們在那里面看得見依照我們的理解應當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東西，凡是顯示出生活或使我們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這仍能對我們解釋某些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具有啟發作用。文藝作品使我們“想起生活”，應當包含“使我們明白生活真諦”之意，但作品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使人神往，無疑也是其具有文學價值和藝術魅力的重要體現。浪漫主義作品使我們“在那里面看得見依照我們的理解應當如此的生活”，現實主義作品則“顯示出生活或使我們想起生活”。浪漫主義作品是否仍能被后世讀者接受，取決于作品表現的“應當如此的生活”與讀者心目中“應當如此的生活”之間的距離：兩者吻合或接近，便被接受，甚至激賞；兩者距離過大，甚至性質相反，則被拒絕。“紅色經典”的某些篇目或某些篇目的某些部分被如今的讀者和批評家肯定，主要由于其“顯示出生活或使我們想起生活”，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

鮮明生動的人物性格固然也是體現作品生活氣息的元素。筆者以為，生活氣息的獲得，還由于作品使人如臨其境的社會自然環境、日常生活場景與細節描寫。讀《紅旗譜》，我們能感受到民國年間的社會風貌，了解當時冀中平原婚喪嫁娶、逢年過節的習俗，甚至看到鎖井鎮的街巷，通向大小嚴村的羊腸小道、千里堤和白洋淀的風光，聽到風吹大楊樹葉子嘩啦啦的響聲。《三里灣》《山鄉巨變》《三家巷》也以寫日常生活或民間風俗見長。《林海雪原》《紅巖》《鐵道游擊隊》里非常獨特的環境與生活方式、生活狀態的描寫也是其吸引讀者的原因之一。作品生活氣息的獲得，還由于表現了濃郁而真摯的人倫情感。《紅旗譜》最感人的，不是反“割頭稅”運動、二師學潮與高蠡暴動的火爆場面，而是朱老忠的俠肝義膽，他與嚴志和、朱老明等人的朋友情，與貴他娘的夫妻情，濤他娘與老祥奶奶的婆媳情，江濤與奶奶的祖孫情、與運濤的兄弟情。《青春之歌》最吸引青年讀者之處，在于對女主人公處理與三個男性的愛情關系時真實、細膩、動人的心理描寫。“文革”時期的文藝作品被新時期批評界指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但，這并不是說那時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動人——京劇《紅燈記》就每每催人淚下，這有許多當年觀劇者的親歷記述為證。依筆者所見，這主要因為《紅燈記》在“樣板戲”中是少有的表現了感人的人倫情感的作品，盡管李玉和一家三代沒有血緣關系，觀眾從感性層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單純的階級關系，他們一家三口之間體現了一種類似血緣親情又高于血緣親情的“義”，將與自己沒有血緣關系的幼兒含辛茹苦養大成人，這和通常的父愛母愛一樣動人。《創業史》中表現梁生寶與養父梁三老漢關系的片段，盡管由于主題的原因沒有充分展開，卻也是比較動人的篇章。

第四，氣勢宏偉的史詩風格。《保衛延安》《紅日》《紅旗譜》等小說都體現了這種追求。近年來，個人敘事成為時尚，宏大敘事雖沒有得到像當年那樣的重視，但這并不意味著史詩性作品已經被歷史淘汰，恰恰相反，它的價值需要我們進一步重視。私人化日常生活敘事彌補了宏大敘事的疏漏，但后者特有的審美價值、藝術震撼力，又是前者難以取代的，是其文學價值與藝術魅力的重要體現。從后世讀者的審美需求來說，它們不可相互取代。

上世紀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使得產生于五六十年代的那批一度享有崇高聲譽的長篇小說相對降溫，甚至有一些學者給予它們較低的評價。但與此同時，學者們也從更多的視角對這些“紅色經典”進行解讀，釋放其中所蘊含的豐富意蘊。當時尚屬青年學者的李楊仍對“紅色經典”表現出高度的研究熱情。他將1942至1976年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研究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選題，于1993年以《抗爭宿命之路》為題出版。該書的研究思路，是以“知識考古學”方法，將研究對象置于“20世紀中國的現代化”這一歷史語境中進行譜系學分析，并從這批作品中發現了“反現代的現代性”。黃子平1996年初版于香港的《革命·歷史·小說》從國家意識形態、教育體制、文化機構、商業運作和閱讀群體相互作用角度解釋“革命歷史小說”的經典化。它在指出這類作品諸多歷史局限性的同時，也承認“神奇的超越性”是革命歷史小說的“魅力所在”，并以《紅旗譜》為例，指出“‘革命歷史小說’決非黨史教科書的形象翻版，關注的毋寧是人們在彼時彼地的生死命運及能夠彪炳后世的道德風貌”，“正因如此而保存了若干自身的價值”。他認為，“革命歷史小說”和“以蔑視和嘲諷正典為旨趣的新的作品”究竟誰更能成為留傳后世的“正典”，這仍是個問題。李楊的《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選擇從“文學自身”進入歷史，意在探討“文本”如何“生產”“歷史”和“意識形態”的過程。這樣，他毫不猶豫地肯定了“十七年”文學經典的文學史地位。但他最后的歸結點仍是“歷史”。董之林的《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試圖探索一條“擺脫社會環境和時代政治的影響，建立自律性的審美評價標準”之路。其結論是：“十七年”小說“整體應該作為一個時代的經典保留在文學史敘述的長河中”。

總覽這些研究專著可以發現，研究者的年齡段、思維方式以及當年最初閱讀這批作品的審美感受，對其學術觀點產生了重要影響。幾位1960年代出生的研究者以及1950年代出生的董之林忠于自己的閱讀感受，一般是從閱讀感受出發進入理性思考，從而評判作品的文學價值。而洪子誠、黃子平、程光煒等更重視理性分析，始終站在理性、理念或理論的立場剖析文本及文學生產機制。他們有時對“紅色經典”中個別作品藝術描寫的精彩之處或審美效果的成功之處也有所肯定，但即使這時，仍不忘對之作出理論的定性和定位。

近年來，幾位1970年代出生的學者也開始對“紅色經典”研究表現出濃厚興趣，接連出版了幾本相關專著。文藝理論家的觀點也值得參考。童慶炳在談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時說：當時出版的長篇小說很多，而只有“三紅一創”等作品入選經典，而其他作品沒有入選，“這難道是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的刻意操弄嗎？應該看到，‘三紅一創’等作品在藝術特色和藝術價值上面，確實比后者以及未被提及的許多作品有更多的優點，更具可讀性，更符合讀者的期待”。

誰都無法否認，“紅色經典”曾經對新中國幾代讀者產生了巨大影響力，影響著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乃至言語方式，它們是中外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特殊類型文學和文化產品，是我們的精神遺產，今天的讀者仍能從其中的優秀之作獲取豐富的精神養分。

（作者系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