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路過”并非是偶然的，之所以被記載，就在于它或者推動了歷史，或者構成了歷史。

人有過客的意識，最盛是在戰(zhàn)亂頻仍生命朝不保夕的漢代，“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古詩十九首》沒有留下當時作者的姓名，卻透露出當時人對人生終極以及存在意義的思考，這就是魯迅當年說過的“文學自覺”的年代，也是中國人思考人生和“認識你自己”的時代。

其實，將整個人生都當作過客，是有些消極，也是失去了自我，失去主體性的。“過”的本意是進行時態(tài)，當然也可以是過去時態(tài)。但只有在一個時間點上，時間被歷史化才有意義，“路過”也才有意義。“路過”雖然是“短暫的存在”，卻因為有歷史化的時間而變得沉重起來。

拍電影或演戲劇的時候，會有許多群眾演員，他們往往有一個共同的名字“路人甲”或“路人乙”。人們調侃自己不重要的時候，總是說“我是路人甲”，其實那是要將自己與那件正發(fā)生的事撇清關系——“我”不過一個“路人”而已。但即使是作為電影或戲劇中的路人也不是可以隨便行走的，什么時候路過、怎么路過，那都是導演安排的，構成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很多武俠小說中寫路過，往往是作者有意為之的，所構成的巧合恰恰可以推進情節(jié)的發(fā)展和人物命運的改變。那種“路過”使藝術作品中的時間構成了歷史，被賦予了意義。

歷史上有的“路過”并非是偶然的，之所以被記載，就在于它或者推動了歷史，或者構成了歷史。“路過”如果使某個地方和某個短暫的時間點被刻上了人文標記，那就成為人文歷史或人文地理。歷史上因為名人的路過而留下人文印跡，賦予了那個地方以文化意義，并因此著稱于世的事多了。如王勃路過滕王閣，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閣序》，讓滕王閣成為中國名閣，而王勃也因為那個隨意的時間參加了一個“趴”而被激發(fā)出藝術靈感，不小心創(chuàng)造了初唐的文壇佳事而進入了中國文學史，讓他短暫的人生綻放出璀璨的光芒。有的地方，本來沒怎么出名，風景其實也并不怎么樣，但因為某個名人路過并留下文字，于是就變得有名起來，如葉圣陶游了浙江金華北山的雙龍洞，寫下《記金華的雙龍洞》，后來被收入中學課本，成為游記寫作的范文，金華的雙龍洞因此聞名于世。巴金寫廣東新會的《鳥的天堂》亦如此，巴金在廣東新會短暫停留是路過，卻賦予了這個梁啟超的故鄉(xiāng)以另一種文化意義。

歷史的發(fā)展有點也有線，歷史中的時間只有建立起它的意義鏈，才可以成為人文時間或者精神時間。意義在，時間才在。“路過”的時間正是如此。“路過”是歷史化的時間，是“此在”，它還有待未來對過去的解釋，或者是有待未來對此番路過的證明，那就是“它在”。從“它在”來解釋“此在”，“此在”建立起它的意義鏈。

如長安二年（702年）張九齡上京應進士考試，得到了主持這次考試的考功郎沈佺期的賞識，取得了好的名次。但因為有人對考試結果有非議并上告，朝廷查究宣布重新考試。張九齡只好郁悶地回到韶州（今韶關）讀書，再等機會。第二年，朝廷的正五品官、當時的鳳閣舍人張說被貶嶺南，路過韶州，張九齡前去拜會并以文章面呈，得到張說的稱贊，兩人由此通了譜系，結下親密的關系。神龍元年（705年），張易之、張昌宗兄弟被誅，得罪二張的張說被啟用，奉詔回京城擔任兵部員外郎，而附會二張的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等被貶嶺南。張九齡剛送走返回京城的張說，又迎來了被貶嶺南路過韶州的沈佺期。他執(zhí)弟子禮拜見沈佺期，自然是感激沈在三年前對自己的認可。神龍二年（706年）秋，張九齡在丁憂三年之后再度赴京，參加吏部的重試，考中而后授秘書省校書郎，從此開啟嶺南第一名相的輝煌前程。張說與后來被朝廷啟用的沈佺期都因被貶路過韶州與張九齡相見，自然便成為了患難之交，他們在張九齡被朝廷重用時并成為了他的好幫手。張說與沈佺期在韶州的路過，一個短暫的時間，卻與張九齡結交下不解的情誼，而它的意義和價值只有在張九齡未來的道路上才被顯現。

“路過”到底可以定為多少時間？這不好確定。因為時間永遠是相對的。莊子說“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莊子還用譬喻去言說時間的相對性，他在《逍遙游》中說，朝菌，朝生而暮死，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個月。蟬，夏生而秋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四季。這是小年；靈龜長壽則以五百年為一春，五百年為一秋。而上古時代的大椿樹，以八千年為春，八千年為秋，這是大年。“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莊子追求無所憑依的絕對自由，實際上很難做到。而從萬物齊一的角度去看，人與朝菌、蟬、靈龜、椿樹在生死問題上是沒有貴賤之分的，也是沒有時間的長短之分的。夭折的孩子雖然短壽，但比朝菌卻是長壽的。彭祖可壽達兩百年，但與大椿樹比則是短命了。莊子論時間看來有些消極，但他的意思還是清楚的，因為時間無窮無盡，長短是相對的，要把握它則可以將其截分成無數個時段。

也正是從這點出發(fā)，我將人在某地的短暫客居也納入路過來看待，因為它也是短暫的時間。當然，關鍵在這路過是否載入歷史，路過的時間是否被賦予歷史的意義。

謝靈運在劉宋元嘉十年（443年）九月被流放廣州，因劉義康再度陷害，只在廣州待了三個月，就被行棄市刑。至今的珠江南岸還有康樂村、客村，只因為謝靈運襲封康樂公，小名為客兒，世人亦稱其為謝客。現在的中山大學南校區(qū)也因此名為康樂園。作為罪人，謝靈運到廣州后還來不及做什么事就被抓入牢獄，但因為其文名太盛，此地也留下了他不可磨滅的文化痕跡，進入了歷史。唐代的杜甫，在夔州客居了兩年，此時的他寫作激情高漲，詩藝臻熟，竟然創(chuàng)作了430首詩。這是他在用一生的經歷和感受在寫詩，幾乎是耗盡他所有的生命之火在寫詩。其中著名的《秋興八首》就深得后人的贊頌，乃至許多書法家如徐渭、王鐸、林散之等都去書寫這浸透著詩人一生悲苦而又承載著無限擔當和家國情懷的詩，讓它傳播得更為廣泛而久遠。夔州也因杜甫而成為文化地理上的燦爛明珠。韓愈在潮州只待了八個月，當時已51歲，卻“肯將衰朽惜殘年”。短短八個月之內，他號召開鑿水渠，鼓勵耕種，治理水災，還除掉了韓江上的鱷魚災害，興修書院學堂，釋放被豪強掠取的奴婢，影響了潮州文化千年。當地老百姓為紀念他，將此地的山水都以“韓”命名，足見其對嶺南歷史與文化的貢獻有多大。

客居是不是路過？客居多少時間才算是路過？在偉人與事業(yè)的面前，這些都已經不是問題了。關鍵是他們在客居時做了什么、造就了什么歷史。

讓我們將歷史翻到20世紀40年代末。為了迎接全國解放，黨中央從1948年5月1日開始移師西柏坡辦公，中共五大書記在西柏坡會面。1948年9月到1949年的1月，毛澤東在此指揮了震驚中外的“三大戰(zhàn)役”，解放了全東北，和平解決了北平與天津兩市，長江以北的華東、華北和中原地區(qū)也基本解放，基本消滅了國民黨主要軍事力量。而勝利在望之時，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此做了重要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各項方針以及在全國解放之后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該采取的基本政策，等等，關鍵是這次會議英明地指出了，奪取全國的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黨中央在西柏坡只住了十個月，卻創(chuàng)造了好幾個第一，如頒布了第一部土地法《中國土地法大綱》，起草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統(tǒng)一了解放區(qū)的財經工作，解放了石家莊，指揮了三大戰(zhàn)役，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這十個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只是一個短暫時期，或者說是在革命與解放道路上的“路過”，但西柏坡卻成為中國共產黨在走向全面執(zhí)政前的最后一個驛站，其歷史意義輝煌而永恒。

歷史在此定格，歷史也在此轉折，新中國從這里走出，五大書記從此地路過，再出發(fā)，中國共產黨人就這樣揣著兩個“務必”走上執(zhí)政黨的位子。“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回望那十個月的歷史，美好而蘊含深遠的意義。

世界大道，浩宇蒼茫，人人都是趕路人，但只要是有目標、有創(chuàng)造、有貢獻和有歷史意義的行走與路過，誰又敢將他視為路人呢？

——一心為民，一心為公，就是漫漫征途中真正的行者、強者。

【蔣述卓】文學博士，文藝評論家，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文藝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顧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獲教育部第四屆人文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二等獎、中國文聯2014年文藝評論獎特等獎、廣東省第八屆魯迅文藝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