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赫斯說：“我寫作不是為了名聲，有時也不是為了讀者，只為時光流逝，使我心安。”作家陳璽繼八十萬言的《一抹滄桑》之后，再一次深情地回望故鄉，從孩童的視角，堅實地書寫上世紀七十年代四季更迭的渭北塬上。這未嘗不是作家“用童年的記憶安頓和撫慰自己的生命之光”。

感謝他的慷慨贈書，足不出戶，我便得以一窺關中四時風土及人情往來。從網絡上，我了解到陳璽初涉文學不久，便已出手不凡，有多部長篇出版，且涉獵劇本、科幻等多種體裁。他就像古時候的蘇軾、王安石、范仲淹，為官之余，亦能靜下心來創作。看來，從政與為文并不矛盾，它們是和諧的一體兩面甚至多面。一個不怕孤獨且喜歡孤獨的人，一個能細心閱讀并悄悄吸取的人，一個善思而不知疲倦的人，一個思維縝密記憶超群而又心細敏捷的人……這樣的人從事文學，應該是最合宜的。

陜西出文學家，出文學大家，而陳璽的作品即便混跡于其中，也很有辨識度。他的文字在濃郁的黃土氣息中，透出清清淺淺學院派的自然美。雄渾與清婉就這樣和諧共存。

世上小說無非兩種：一種寫日常經驗，一種寫超常經驗。而《塬上童年》顯然屬于前一種。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過：“詩比歷史更真實。”參照這種說法，比詩更為具象、瓷實的小說則更為真實了。在這部全景式記錄關中鄉村農耕文明的小說中，作家用精細、豐腴、沈從文式的散文筆法，百科全書般向我們展示了故鄉的風土人情。它是這樣的小說：所有的章節都可以獨立成篇，甚至你隨手翻開一頁，都可以讀下去。沒有高潮迭起的故事情節，沒有設計的痕跡，無法用我們慣常認知的小說情節設計的普遍模式去衡量，一切仿佛都是自然而然寫下來的。可是，這種文字自有其獨特的魅力，它足夠吸引你讀下去。因為，憑借一個個有真實畫面感和凸凹觸感的傳神細節，就能夠將鐫刻在作家腦海里的東西，印刻在讀者的心里。這些看似瑣屑的描寫，暗藏了作家對兒時故鄉風土人物的幽深情懷，不直抒胸臆反而情義更濃。這讓我想到只有沈從文、汪曾祺、孫犁、高曉聲這樣的前輩大家，才敢用這樣的筆法。

我們完全沒必要質疑作家陳璽的虛構敘事的能力，畢竟他一出手，就寫出了虛構性很強的三十幾萬字的《暮陽解套》。我本人也寫過一部以童年為藍本的小說，所以我可以想象，陳璽在創作這部小說時，回望故鄉和童年時，他不由自主地，就會舍不得虛構。在城市與城市越來越相似的今天，甚至連鄉村也刻意模仿城市的當下，書寫記憶中的故鄉是多么有意義！至少，得讓后人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這樣一個時代。

“稚子總貪玩，少年常懷春。”陳璽筆下的童年自然也離不開玩耍，而由于那個年代極端匱乏的物質生活，孩童的一切活動仿佛都離不開吃。他們為了吃面疙瘩湯，挖薺菜、打槐花、偷苜蓿。像青桃的棉桃，深秋的紅棗、柿子都是大自然最好的饋贈。小孩貪吃，大人肚里油水也不多，連殺豬的胡二都貼在冒著熱氣的豬脊椎下面，貪戀地吮吸著脊椎里泛著青色的半液態的油。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農村仍然處于人民公社階段。對于未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后輩而言，本書是很好的啟蒙，因為全書幾乎所有的章節都圍繞這個背景展開：他們勞動記公分，集體搶割麥子，割完才允許私人撿麥穗，撿完還要號召學校組織學生把散落的麥粒撿起來，做到“顆粒歸倉”。宰羊殺豬分牛肉時，全村人，尤其是孩子們攥著兩個坨坨饃，那種渴盼的神情，我永遠都忘不了。

我始終認為小說是書寫人性的，未來的人工智能無論怎樣發展，都很難細微地體察人心。即使神通如智子（劉慈欣小說《三體》中的科學設定），也無法讀懂人心。所以，我想通俗作家和真正的大師之間的區別在于：前者注重故事的趣味性，而后者通過故事來塑造人物精神。而對人物的塑造，有時甚至和完整的故事情節并無必要的關聯。

陳璽對書中的人物，沒有“嘲笑”，只有“悲憫”；沒有“不喜歡”，只有“包容”。他引領我們看到各種形式不同的生命：高貴的、卑賤的、殘酷的、優越的、低下的、美的、丑的。或許，每個故鄉都有幾個不體面的，蜷縮在角落里的人物。陳璽敏銳地捕捉到并傳神地塑造了出來：如患有眼疾卻有音樂天賦的轉眼；陷入青春騷動中，偷窺小明媽，被小明爸嚇傻的民權；因為愚昧將媳婦折磨致死，可恨又可憐的虎子……

而書中最讓我感到生命美麗、悲憫與隱忍的是“爸爸”和“爺爺”。身為民辦教師的爸爸，因為文教專干覺得他性格好，經得起批，一直都是暑期教師基訓批判的典型。作者對“爸爸”的矛盾心理，委曲求全的隱忍刻畫得入木三分，讓我數次想起我已退休的父親，也是同樣的隱忍不發。而“爺爺”對麥客老者善良的體恤，那種幫助人又不傷人面子的周全讓我動容，誰說鄉野農民沒有智慧呢？他們有的是大智慧！

《塬上童年》讀完了，可我仿佛覺得它并沒有一定的“開始”，也沒有一定的“結束”。如同我們自己的生活，即使瑣瑣碎碎、點點滴滴，仔細看去，也都應該耐人尋味。我想，《塬上童年》最迷人的部分全在生活細節里，它值得我們反復體味與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