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發源地和經驗樣板，也是全球化在中國內地的縮影。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鄧一光居深十余年，書寫了五十余篇“深圳系列”小說，改寫了深圳文學在人們眼中的成見，被當作“現象級”寫作。最近，他的“深圳系列”短篇小說集《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用12張“深圳切片”展現深圳這座城市的眾生浮世繪。

5月16日，鄧一光攜新書《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在深圳書城龍華城舉行了新書分享會，與青年作家、批評家王威廉，資深媒體人、書評人劉憶斯以“內卷時代：都市切片中的新打工人”為主題，共同探討城市生活的意義與價值。

1.“在龍華跳舞”是一種文學意象

深圳商報：與書名同題的小說《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講的是富士康打工者的故事。選用這一篇作為書名，是否因為它背后的故事背景某種程度上是深圳40年發展軌跡的一個標本？

鄧一光：書名是出版社定的，我們沒有交流過。這篇小說是2011年寫的，距今有十年了，我猜，也許出版社認為它反映了珠三角地區早期制造業工人情感生活的不確定性，有一種陌生化效果，城市經驗中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如今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這個故事提供的經驗在文學審美上依然成立。

深圳商報：之前在北京的新書發布會上，您曾談到，龍華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標本，能在龍華這樣的地方跳舞，關系的是現代化在個人身上能否得以實現，怎么理解這個問題？

鄧一光：舞蹈是個體在群體活動中的一種藝術表達行為，在舞蹈語言中，求偶和社會交際是最早形成的手段和目的，有著漫長的生物基因文化，這個故事（《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反映的正是現代工業群體擠壓中的個人宣泄表達、主人公社會關系的失衡和求偶的不確定性。

深圳是中國內地市場經濟的發端地，從深圳緣起的改革開放不僅成就了當代中國全新的政治與社會格局，也深刻影響到全球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格局，而龍華是深圳城市地理中心，也是規劃中的城市發展中軸，所以，“在龍華跳舞”不僅僅是一種日常生活，也是一種帶有多元社會意義結構的文學意象。如果說十年前在我的觀察中，主人公沒有找到支持自己自由“舞蹈”的音樂、在生活中建立起與群體共同選擇的節奏性協調動作，那么今天這個觀察依然沒有失去它的有效例證。

2.超越任何話題的現代性主題

深圳商報：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精神狀態，似乎已經成為您“深圳系列”小說的共同主題，從準一線城市來到一線城市定居已12年，這是您對深圳觀察的結論之一，或者說最重要的一個結論嗎？

鄧一光：現代化過程不是城市設施的現代化過程，而是城市人的現代性情感生成、共同體同構和精神塑形過程，人們在農耕時代和大工業時代形成的前經驗中賴以支撐肉身行為的精神世界，在當下時代支離破碎，他們需要建立新的人生準則，好比建立自己的柔韌度、爆發力和控制技藝，以便在生活中跳躍、旋轉、翻騰，完成自己對人生的情感和思想表達。

你可能注意到了龍華三和人才市場那些“大神”們的生活，回避天花板問題、拒絕人生規劃、選擇日結工作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抵制返回原初生活再重新出發，這些看上去屬于個人城市生活意志的內容，實際上是城市階層分化的一種例證，正在使一部分城市人的精神品質逐步格式化，甚至可以說已經完成了這一過程，沒有比這個更應該被文學關注的題材價值了。

深圳商報：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發源地和經驗樣板，也是全球化在中國內地的縮影。您的小說里，卻幾乎不觸碰任何“宏大”主題，而是相反，寫出了深圳被折疊起來的那些部分。為什么關注這樣的深圳？

鄧一光：人們習慣了這樣的話語格式：城市是時代的產物，這個被虛擬出來再加以實現的龐然大物由精英創造和決定，人們只是這一決定裝置中的一個個被規范并且復制的元件。在這套話語權格式中，城市的語言體系里只有復數，你、我、他，后面都跟著一個“們”，所有人作為個體都消失掉了，包括前面提到的精英，包括城市管理執行官，他們也成了體系話語的一部分。去讀一讀所謂“宏大”主題的那些敘事，你能看到“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能看到個體生命的存在嗎？看不到。在我看來，從來就沒有整體的城市人，城市從來就不屬于所有城市中人，而城市人的現代性情感軌跡和精神塑形，這是超越任何話題的現代性主題，它決定了不同的故事語境和講述對象，也決定了通往主題的路徑。

3.每個故事都是一個寓言

深圳商報：12年來，您先后出版了《深圳在北緯22°27′-22°52′》《你可以讓百合生長》《深圳藍》《坐著》四部“深圳系列”小說集。對深圳這座城市的認知，有沒有幾個階段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否能體現在您的小說創作之中？

鄧一光：城市無所不能，它有一種很奇特的能量場，超越了邁爾在《論無機自然界的力》中所闡釋的那種自然因果關系，這使我對它的觀察變得非常復雜，甚至可以說有些神秘。王維有一首《漢江臨眺》，寫的是湖北襄陽，他說“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這兩句大體能代表我這些年的短篇寫作訴求和境界。對城市的那些主流認知和描述，大體上我有所涉獵，這方面與我本人的觀察大異其趣。我的認知恐怕在城市生活的細節上，在那些獨立呈現的個體生命上。我更喜歡對城市風情和市民精神做塑形和再造的工作。我的故事不是批判現實主義的，而是現代主義的，每一個故事都是一個寓言。

4.深圳尚未建立清晰可辨的文學流派

深圳商報：北京、上海、香港，甚至廣州，都有過自己特色鮮明的城市文學。深圳作為“北上廣深”中的一位，卻在城市文學方面依然面目模糊。從文學、文化的角度，該如何理解這一現象？

鄧一光：城市文學是城市化的產物，北上廣港城市文學史較早，北京在近代就開始了城市文學端倪；晚清松江府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開滬上城市寫作；王韜1874年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寫“粵謳”，開香港城市寫作；廣州的城市文學史起點與海派文學時間相續不遠。

上述幾地有著百年以上城市發展史和城市文學史。深圳建市四十年，尚未建立自己整體上清晰可辨的文學流派，可以理解，不過，硬要在城市發展史上去對接北、上、廣、港的文學，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的傳媒訴求，你只要問自己一句話，有一種固定不變的城市文學嗎？答案是顯在的，沒有。

文學史不光需要回頭看和沿著趨勢向度看，重要的是能不能看明白當下經驗，深圳一些年輕作家提供了一些頗具創造力文體價值的文本，比如科幻文學、非虛構文學，在城市美學中有著不俗的建樹，而且，在全國城市文學排行榜，連續幾屆都有深圳作家作品上榜，相反，并非所有內地城市都有上榜的作品，這個觀察可能你沒有留意到。

5.第五部“深圳系列”小說集將出版

深圳商報：剛移居深圳時，您曾計劃，要給這座城市寫100個小說，用小說的方式記錄時代、還原城市。這個計劃還在進行嗎？方向是否有所調整，有所變化？

鄧一光：短小說每年都會寫幾個，不太刻意，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今年寫的幾個短篇陸續在幾個刊物發表，第五部小說集在編輯中。

深圳商報：是否可以透露，最近在創作什么新小說？

鄧一光：在為一個迷人的題材做準備，故事涉及南中國的一些老碼頭，它們是中國與西方早期交流的文化沖突地，目前在做一些案頭工作。

深圳商報：對深圳這座城市的個人感情是怎樣的？生長出歸屬感了嗎？

鄧一光：不久前被問到同樣的問題，很難回答，我不太確定是否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