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詩人，鄭小瓊在《雙城記》中進行了一場以創作詩歌的方法來創作小說的嘗試——這樣的論斷似乎在表明，小說在文字表達上具有極強的流動性和詩歌氣質的同時，某種結構性的缺憾也在所難免。然而在一個被“現代化”話語支配的語境中，當個體的生活被切割成互不相融的碎片時，這樣的詩體結構卻與小說內容本身產生了天然的共鳴。

小說寫一場回家的短途，一路所見所聞不斷勾起內心的回憶，而安宇紅和王明兵、羅敏和洪兵兩對夫妻各自的生活及其變化則構成了回憶的主要內容。與傳統的夫妻關系相比，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這兩對夫妻的不同之處：一對是“周末夫妻”，平日里各自忙于工作，難以相見，孩子則留在老家，成為“留守兒童”；另一對未婚同居，并且生育了一個小孩，卻始終沒有登記結婚。悖論之處在于，“結婚生子”的行為在人們的文化記憶中無疑是與“穩定”“謹慎”“終身大事”“傳宗接代”等詞語聯系起來的；然而在距離故鄉千里之外的工廠流水線上，他們不顧家人反對，僅憑第一印象和荷爾蒙沖動就自愿結為夫妻。作為一種在民族歷史上不斷被“重復”的行為，“結婚生子”依然保有其文化慣性，但在這里，其儀式感被取消，當然也無法作為共同記憶而繼續存在。周圍的環境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牽扯著人的行為和心理也跟著持續焦慮，當“夫妻之實”和“夫妻之名”都被放棄之時，“出軌”的發生也是順理成章。

大概是出于女性的身份意識，作者對女性在這種畸形的夫妻關系中所遭受的創傷抱有更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而文中塑造的安宇紅和羅敏兩位女性形象則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在現實社會中，“廠妹”這個帶有極大爭議的稱號所指稱的那個女性群體。如果我們按照字面意思，將這個詞理解為“在工廠上班的年輕女性”的話，或許會很容易地懷著一種樸素的激憤落入性別對立的窠臼之中。更確切地說，這個詞指代的是這些年輕女性當中，沒有文化、年輕、漂亮、“好騙”“好約”的特定群體。她們從農村來到大城市，懷著事業和愛情的雙重幻想走入工廠，卻只能整日在流水線上重復相同的生活。在這樣的情況下，愛情的曙光無疑是令人眩暈的，然而這樣迅疾的愛情總是輕易地倒在了生活的重壓下。女性話語權的缺失為她們招來了“罵名”，也帶來了同情；然而“廠哥”天生的“蠻力”似乎讓人從來都不把他們當成婚姻失敗的受害者。只是當我們將目光投向廣東三和，眼見那么一群游走在都市邊緣、“破罐子破摔”的“大神”們，或許會發現原來男性的“蠻力”同樣不堪一擊。當一代青年人——尤其是出身底層、且并不具備社會資源的普通青年正常的成長、上升渠道被堵塞，而只能在不斷被邊緣化的處境中苦苦求生，這就不僅僅是女性命運悲劇的重演，而是一代個體成長道路的中斷和心性的迷失。

小說中穿插的幾段對于都市和農村老家的描寫同樣很有深意。作者形容都市的月亮是“一輪破碎的月亮掛在天空”“迷蒙而凄清”“碎成一片片，一塊塊”；城市里的人則是“一個個孤獨的原子在流動、奔波，等待著某天的裂變”。如果借用人類學家馬克·奧吉的話來說，整個的都市環境都是一個支離破碎的“非場所性空間”（placelessness）。霓燈閃爍、車水馬龍，繁華的背后，是對人的生命的不確定性的難以抑制的焦慮。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城市化”進程被日益推進的同時，現在的人們對“老城”這一概念及其文化想象卻有種近乎偏執地迷戀，然而經濟社會的現實卻幾乎毫無例外地將這些難得的“情懷”無情擊垮。一座座一夜之間拔地而起的、仿佛是同一個模板雕刻出來的“千年古城”似乎證明了，“老城”的構建和想象本就是一個偽命題，甚至不過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噱頭罷了。在一種浪漫主義的想象中，“老城”是一個“場所性空間”（place），這里的時間是凝固的，空間在這里也是穩定而靜止的，人們世世代代生活在這里，擁有相近的生活方式，“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進而，長時間的共同生活塑造了一代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在穩定的生活中大家各司其職，并產生牢固的身份認同。人們想要回到“老城”中，其實是想要回到一種穩定的、不會壓抑個性發展的秩序中。不過現實卻是——尤其是在經濟發達地區，純血統論的“本地人”概念早已站不住腳，而為數不多的具有一定歷史文化底蘊的城鎮也正在一體化的經濟建設中“脫胎換骨”。

不過在文中，即使城市的生活支離破碎，鄉村也并不是被作為童年凈土而加以深情回憶的。相反，返鄉者眼里的鄉村“出入很不方便”，“遇上下雨，一路泥濘”，安宇紅在這里覺得“很孤獨”。這樣的描寫我們并不陌生，早在新文學開創初期，返鄉者的形象就已經承擔起了文化批判的重擔。而在近來的返鄉文學書寫中，這樣的批判視角又在某種程度上被繼承。不過不同之處在于，一百年前“鐵屋”中的先覺者一只腳身陷鄉村，充滿深情，卻不得不壯士割腕以求進步；百年后的人們初嘗民族振興的果實，遙望鄉村，滿目瘡痍，轉而構建起了另一種虛無的鄉村想象。其實歸根到底，人們固然對“老城”懷有某種期許，期許成立的前提也是“老城”至少得是“城”，要具備現代城市的基礎設施——一句話，生存的現實大于卑微的情懷。

從這里我們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安宇紅和80年代高加林的不同。2021年的城市無比開放，他并不抗拒外來人的涌入，甚至任何人都能在城市中找到他安身立命的位置。隨之而來的是，盡管人們的兩性關系、乃至一切行為（包括衣食住行、工作等等）都被城市的變化所支配，但人們卻又與城市深深地捆綁在了一起，一旦來到這里就再也無法撤離——而鄉村卻再也沒有了他們的位置。高加林們從農村到城市的“驚險一躍”終于實現，卻陡然發現：人們與城市/金錢的捆綁是如此的緊，而與其他個體的直接聯系卻如此之少，以至于如果有根繩子能把兩個人綁在一起或許也是一大幸事——而黃亞萍的愛情更是無影無蹤，更加難以掙脫的束縛悄然來臨。

在小說的最后，羅敏選擇了當一名義工，這樣的結局雖然稍顯突兀卻很值得深思。東南沿海地區自古天高皇帝遠，官府權力在這里很難施展開。尤其是明朝時期為了抵御海盜，不同姓氏的村莊在這里形成了大量的自給自足的村寨。于是很多公益事業政府沒法做，都落到了宗族頭上，直到今天，許多具有慈善性質的社會團體依然具有相當大的公眾影響力。然而在偌大的城市里，肌膚之親是如此的不可靠，血緣的記憶又遠在千里之外，似乎只有非功利性質的“義行”才能與他人建立一種有效的情感聯結。從這個角度來說，物質生活空前繁榮的當下似乎比貧瘠的小農社會更需要“義行”的能量。

正如小說中羅敏所說，在一種公益的實踐中，她的“身體在蘇醒”，而一代人歷史感的蘇醒正有賴于此——當人們無法逃脫被雞毛蒜皮的小事定義的尷尬局面之時，我們需要有分量的實踐來讓我們重新參與到民族歷史的進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