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傳記文學的寫作與想法，從三個方面記述。

一

我寫傳記文學的起因，說起來偶然。其實靜心細想，便有了其無可非議的必然性。緣起我的祖母和父親，還有母親。我的原籍陜西省旬邑縣底廟鎮臥龍山下張家溝子村,位于電影《紅河激浪》中的那條四季長流的大河北岸一箭之地的山腳叢林里。三只窯洞院落幽靜地隱秘在距川地小河不足20丈高處的一個小山坳里。崖頭有一個很小的龍王廟，一畝見方的院子四周全被一圈土丘與密樹繁草籠罩的嚴嚴實實，一條草叢林木中的小徑下去便是村里人畜吃水洗衣的小溪，溪流上游隔岸約一里之地的半坡里，有七八戶窯洞農家聚在一起，便是張家溝子村。我家其實是離村單居的獨門獨院。清朝光緒年間的大饑荒與瘟疫過后，我家幾代數十口人眾只剩下祖母和三歲的父親，還有比父親大的兩個姑姑，因無法養育，分別送去底廟鎮和隔河南岸的師家川給較富裕的農家男孩做童養媳。祖母寡婦帶兒子，村里也就很少來往了。雖是本性張家，竟連河川地都被本性張家的霸道人全瓜分了，更加深了祖母與父親對村里人的成見與生分。電影里的紅河，是從陜甘邊根據地的紅色源點子午嶺西北部邊緣地帶由東向西流出來，沿途分流域有不同的河名，我家往東上游叫紅崖河，我家再向西叫店子河，90里之后歸了涇水，爾后才是涇河由西向東流，匯入黃河，終歸大海

紅軍時期，父親長到12歲，我家成了紅軍和白軍割據的游擊區，于是，白天是白軍的地盤，夜晚便是紅軍游擊隊的根據地。我家門下的無名小河，冬天水少，擺幾塊大石頭就可以過河;到了夏秋雨多，就砍一棵大樹橫在河面做橋。這條小溪四季不涸，水出自北山，向南流入店子河。有一天雞叫三遍，曉光初露，父親去河邊擔水，發現一個渾身傷血昏迷不醒的二十來歲的青年男子，便將他半背半拖拉回家中，藏在靠里邊的農具雜物草料窯里養傷，并從底廟鎮開藥店的二姑父家里秘密找來刀箭藥，幫助療傷。前后20多天，祖母夜里做好飯，按照養傷人白先生的吩咐，等天上星星出齊，村里人燈熄盡，父親才去開門鎖，送飯水，并清理桶里的糞尿。隱匿名姓的白先生養傷過程中，潛移默化用革命道理染紅了少年父親的心，甘心情愿地背著祖母做了紅軍的地下情報交通員，直接由白先生通過線人下達指令。父親執行任務極少，但都是極其重大極其危險極其艱難的任務，而且必須是一個人獨立完成（考慮到泄密問題），正由于如此，所以每完成一次任務都必須蟄伏一兩年甚至兩三年不執行任何指令與任務。白先生給父親的獨有暗語是“泄露一字，千里追殺”。解放后，父親從報紙上看到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視察陜西的圖片，并從底廟鎮將報紙照片拿回家讓祖母辨認。母與子確定：當年救助養傷的白先生，原來是陜甘寧的主要創建者之一，渭南人（養傷時說，他是渭南的一位小學教師，姓白，途中遭土匪綁票。夜里用石片磨斷捆在樹上的繩子，打昏哨兵，逃跑出來的）。

到了1947年，胡宗南進攻陜甘寧前幾天，父親突然受命，在西安一家羊肉泡饃館（地下情報站）二樓老板那里，接到胡宗南進攻的具體時間，擔心路途安危，只傳口信，然后快速出城（進的西城門，繞行出的北城門。剛出城西安即封城戒嚴，傳來零星槍聲，國民黨懷疑泄露重大軍機情報，全城搜查，隨即陜甘邊界地域展開搜捕行動）。父親途中遇到國民黨便衣盤查搜身，連鞋底都用刺刀挑開了，因無任何證據，父親得以脫身，赤腳走了十幾里地，在一個小河邊用上衣換了一個擔水農民的舊布鞋，因父親身高力大，赤手空拳可對付兩三個敵手，換來的鞋太小無法穿，奔走一路拔冰草擰成草繩綁鞋子，只為護住已經流血的腳底板。就這樣，父親兩天兩夜，從關中分區所在地旬邑縣，往返西安近五百里山川路，回程遇敵盤查后，又故意繞行數十里，終于將情報送達關中特委。他在特委吃飽飯，昏睡了一天一夜，半夜被搖醒后，告知他已經暴露，陜甘兩省敵人發布明暗兩條戰線追捕令，命令父親連夜回家，雞叫后待敵暗探松懈后，帶上母親，帶上幾天的吃食，像出門串親戚一樣鎖好門窗，改名換姓，遠走高飛，躲避敵人搜捕。事過很多年才得知，祖母和父親先在甘肅省正寧縣羅川鎮高家臺村高財主家落腳半年，祖母做飯洗衣，父親干農活做長工，父親發現可能被敵人地探盯上，又帶祖母逃到陜甘邊界的永和鎮王家寺村。解放大西北的序幕拉開，新正縣（轄甘肅省寧縣、正寧縣、陜西省邠縣、旬邑縣各一部分，以正寧縣和旬邑縣地域為主），第九區中共黨委書記兼區長、游擊總隊政委劉志藩在一次勝仗后總結開會時，早飯后遭敵突然包圍，劉志藩帶領五位領導成員與警衛人員英勇奮戰。終因眾寡極其懸殊，全部壯烈犧牲。此役轟動全國。中共特情部門立案偵查很多年，因為懷疑每一位犧牲者有可能向敵特泄密，所以全體遇難者不按英烈對待，就地草草掩埋了事。劉志藩是一位早年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水平高，功勛卓著，留有一個妻子和一個不滿兩歲的兒子，生活艱困。劉志藩與父親相識，父親只身闖西安接情報回關中，就是劉志藩按照關中特委領導的決定下達的指令。劉志藩的妻子張菊花解放后與父親成家（父親前妻在一次執行任務時，被敵人懷疑突襲搜查時殺害）。1952年11月15日生育了我這個大兒子。前幾年我回故鄉，去邠縣探望同母異父的兄長劉存宏，他從衣柜里拿出民政部剛派專人為其生父劉志藩烈士頒發的紅皮大證書，并由民政部會同陜西省民政廳將劉志藩遺骨接送彬縣（原邠縣）烈士陵園安葬，立起了一堵城墻似的巨大石碑，鐫刻了烈士的生平與任職及功勛。劉志藩烈士的兒子和孫子們，安心地在故鄉栽蘋果種藥材，盡享農民的田園生活。

又過了很多很多年，我才得知，父親因當年成功傳遞情報，陜甘寧早兩天得知胡宗南進攻的具體時間，堅壁清野，撤離機關，轉移群眾，敵人大軍開來，毫發未損。而父親的境況卻極其慘苦難言。解放前，敵人始終在挖地三尺的搜捕他，而中共地下特情人員也始終監護著他，并有特別秘密指令：一旦發現敵人有可能抓捕，又無法及時確保逃生脫身，可先敵處置，絕對不可落入敵人之手。解放后，國民黨潛伏人員遍布大地，仍然在尋找父親下落，中共依然監護父親，確保不能泄密身份，所有農村基層村社黨的支部與工作人員，三天兩頭的給他制造麻煩。對外形成共產黨極度不信任他，極度懷疑他，從而麻痹敵人的知覺與嗅覺，這樣才可以讓父親留著一條命。父親解放前用過多少名姓，他不能也從未對人說過，解放后到了王家寺村，才自己起了名字張自強。多年前父親逝世，我寫了長詩《我的父親是農民》，《中國藝術報》發表后產生了極大反響，元旦當日用一個整版加了編者按語進行評論。不過直到近一兩年，劉志藩烈士被追認，父親茍且偷生一輩子，我才不止一次地想起故鄉老革命郭廷藩曾對我說過的一番話：“關鍵要害情報人員一旦出事，人是血肉之軀，萬一熬不住酷刑，對黨對革命的損失將是極其巨大的……。西安口頭情報，是胡宗南的副官參謀提供的，而且他當時就受到了懷疑和暗中調查，花費了很多金銀黑土（鴉片），才勉強幫他渡過難關……這個人是我黨早期就打入國民黨上層的，又指令他去臺灣繼續潛伏，一旦我們這邊出了問題，國民黨在臺灣勢必進行一次大清洗，不僅這一個人全家遭殃，還將殃及國民黨懷疑的一切人員，這些人本人殺頭坐牢不說，親人全部難以幸免……有時候，為了大局，難免要冤屈某一個個人啊！”我也理解了他許多話的歷史含義與現實解析。

二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注意并開始收集陜甘寧的革命歷史資料，特別在甘肅省慶陽地委工作的半年，以及次年調到甘肅省委宣傳部工作，主要是從事宣傳新聞寫作工作，所以大體上走遍了陜甘老區的主要革命事件發生實地，先后采訪了將近三百名老紅軍、老黨員、老八路、老革命，掌握了大量的不為歷史書籍記載的第一手真實資料。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次年，宋平同志擔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他的夫人陳舜堯同志擔任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有一天下班，陳部長中午要從省委后門步行走幾站路回青年農場家里，希望我陪她走走路談談心。在交談中，我報告去陜甘老區最令人難忘和揪心的事情：1949年春，大軍西進解放西北全境之前，將老弱傷殘的軍人成批裁減下來，就地在農村花插安置，每人憑字條在安置的村莊可以領到一斗糧食，作為全部退役安置補償。這些人全都多次負傷，留下終身殘疾，而且大多都在40歲上下，尚未結婚。安置后與當地農村婦女結婚，但過了生育年齡，絕大多數人終生沒有子女，而且華池縣是山區，這些人又都留在了山大溝深林密草茂條件差的村落，生活極其艱苦。長征時為朱德總司令擔任過黨小組長的一位老紅軍，老兩口一日三餐都是南瓜洋芋蒸著吃，情況好時才可以喝碗玉米粥，又身患多種疾病，槍傷彈痕經年隱痛，從來無錢買藥醫治。像這樣境況的人極多，令人心酸心寒，且社會影響也不好。我希望省里出點錢，縣里出點人力物力（木材就地取材，磚瓦就地燒制）辦起敬老院，實在想省錢就挖些窯洞，將老同志全部搬到縣城敬老院，讓他們革命半生，受苦大半輩子，最后能安度個晚年。陳部長聽完，讓我寫個情況報告，她轉交宋平同志處理。不久，宋平同志將我的情況報告附建議提交常委會作出決定，華池縣不出一年辦起了敬老院，接回了流落山林數十年的老同志。群眾反映很好。敬老院辦成后，老同志得知是我的反映建議起了作用，選了代表，帶著自己收采的黑木耳、黃花菜、白瓜子、小米等特產專程來蘭州答謝我。其實，我當時從這些流落老革命的人生際遇，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的父親，我的祖母，我的母親，劉志藩烈士以及他的兒子，我的同母異父的兄長……

我從骨子里同情那么多為革命勝利而犧牲的英烈們，特別是為革命成功而流血負傷卻漂泊山野的志士，還有他們的兒孫們大多還吃不飽，穿不暖，無錢看病，更讀不了書，走不出鄉村的家門……但我無法也無力改變這些現實狀況，于是我想到了寫作，真實的記述反映這些千千萬萬被失落被埋沒被遺忘的人們，還原生活真實，存照歷史文獻，回復人物與事件的原生面貌與實質。

圖片

我思索了好幾年。我覺得過去傳統的正傳文體過于簡約刻板，不便于閱讀和記憶，很容易被淹沒在已有史料的汪洋大海里而不為世人所知悉所珍重。我也想過，歷史文體的散文或小說，虛構大于史實，即便寫了，也無人可信，難以達到記人述事進入歷史視野的初衷。最后我終于確立了傳記文學，以真實的人物與事件為傳記的圭臬，以文學的語言與手法來記述真實的人物與事件，融文學性與史學性于一體，將真實性與可讀性高度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尋覓和需求的文學形式——我的傳記文學。

三

傳記文學的方法找到了，我從1974年開始寫作第一部長篇傳記文學《劉志丹的故事》，先后七稿，歷時數載，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先在報刊分別連載，產生社會影響后，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書。這部作品獲得過甘肅優秀文學作品獎。1975年寫成長篇傳記文學《血與火》（送交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初稿書名為《風雨春秋》），因為西北歷史問題的原因，先后三稿，也是歷時多年，終于出書，產生過極大的社會政治影響。此后接連寫作并出版了長篇傳記文學《最后一槍》《紅河丹心》《黑河碧血》《劉志丹》《董振堂》《董振堂的故事》等作品，其中《最后一槍》《紅河丹心》都產生過很大的社會政治影響。《最后一槍》曾獲首屆傳記文學獎優秀作品提名。后來，解放軍出版社將我寫的《鏖兵西北》，收入長篇革命歷史題材報告文學書系，獲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和解放軍第三屆優秀圖書一等獎。但我是將這部作品運用傳記文學的創作手法寫作的，亦可列入我的長篇傳記文學之列。還有《一顆沒有隕落的太陽》，是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擬定了冰心、張天翼、嚴文井、金近等全國十名老中青兒童文學作家出版了一套自傳體小說叢書，其實這也是我的一部自傳體的長篇傳記文學。我大概集中15年左右的時光從采訪到寫作，最終出版共計收獲十來部長篇傳記文學作品，約數百萬字，而這些傳記文學作品又被我改編了《高臺血戰》《寧都暴動》兩部電影文學劇本和12集電視連續劇文學本《解放大西北》。又為后來寫作長篇小說《省委第一書記》和《幻化》三部曲（《塵世間》《日環食》《生與死》）準備了生活閱歷與文學素材。是傳記文學成全了我的人生與作家之路。

在1985年7期《飛天》月刊上，我應約寫了專題談傳記文學的文章《我與我的傳記文學》。這篇創作談，基本上較為全面準確地表述了我當時對傳記文學的看法、體會、悟識與見解。我認為，傳記文學所表現的人物與事件必須是真實的，可信的，經得住時間與歷史檢驗的，不能虛構和想象，更不能造假。傳記文學在重大人物與事件符合真實原則的前提下，對于環境、細節、風物、人文、語言以及謀篇布局，則必須運用文學的結構、手法、描寫、敘述、對話去一一展開并建構。在這里，這兩個“必須”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否則，就難以寫出優秀或者比較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堅持用文學的筆法處理提升并加工寫作真實的人物與事件，將真實的人物與事件幻化為雅俗共賞的文學作品，賦予作品真實性與史學性，使其具有絕對的史學價值，又使作品具有較高的文學性，令其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與審美功能，這就是好的傳記文學作品的要素與圭臬。當下，需要極度警惕并防止的就是：傳記文學的功利化、廣告化、空泛化、虛假化、汜濫化和去文學化，要以極大的努力，繼續保持與提升傳記文學的普世性、真實性、史學性、文學性、審美性、可讀性和啟迪教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