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深圳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那么，從湖北武漢遷徙到深圳的鄧一光，就毫無疑問是一位移民作家。然而，由于在深圳生活了不少年頭的緣故，鄧一光不僅早已如魚得水地融入到了深圳的生活之中，而且從早些年開始，就已經用手中的筆，以小說的形式書寫表現著深圳的生活。我們這里所關注到的短篇小說《第一爆》（載《收獲》雜志2021年第2期），即是一篇典型的書寫表現深圳“前世今生”的優秀作品。

就像那首很著名的歌曲里所詠唱的那樣，“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聚起座座金山……”，很大程度上，因為“那個圈”，1979年一般被認為是深圳建城史的開端。既如此，鄧一光要想在短篇小說《第一爆》中書寫深圳的“前世今生”，其起始的時間端點，或者說故事的主體時間，也只能是1979年。

在小說中，率先登場的，就是深圳最早的建設者：“我說的是1979年，蛇口工業區建設剛剛拉開序幕，我們隊頭一批開進蛇口，任務是挖掉五灣和六灣之間的虎崖山，在海邊建兩座港口。”因為地勢過于狹窄，堆不下重型機械，僅僅依靠人工，第一期多達六百多萬方土石的工程量根本無法如期完成。也因此，上級機關才制定出了后來被稱為“第一爆”的工作方案：“局里一看不是辦法，決定采取集群爆破，在山上掏幾十個豎井，井里填上炸藥，直接把虎崖山炸掉，有個豪氣沖天的說法，叫移山填海。”作為小說標題的“第一爆”，很顯然來源于此。

但即使是要掏這幾十個豎井，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身為隊里車隊副隊長的胡蓮生，也即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口中的那位老胡，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涌現出來的一位先進工作者。“老胡本名胡蓮生，大我和鄒不三幾歲，一米八個頭，有個讓人羨慕的大喉結，是那種特別有愛心，想把所有人的事情都給包圓了的熱心快腸人。”面對著巨大的工程量，為了解決工程進度問題，“有人建議實行超產獎勵”。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這一“超產獎勵”政策的實施，從根本上激發了勞動生產力：“大伙兒的干勁兒一下子提起來，工程進展神速，頭一個月下來，進度超了幾倍，數老胡那組最猛，最多一天拉了一百三十一車，獎勵四塊壹毛四分，當月拿了一百零六塊八毛獎金，成了大新聞。”

要知道，在1979年的時候，敢于在勞動過程中引入競爭獎勵機制，尚屬于極有勇氣的改革之舉。大約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這一“超產獎勵”舉措才被人“告了”。但也正因為有人“告了”，老胡才引起了省里大人物的重視，并被許諾要調到更重要的大戰場去：“省里大人物走后，老胡被叫到局里去談了一次話，很快大伙兒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中央剛開完會，下達了五十號文件，不光在蛇口拼刺刀，還要把戰場擴大，在深圳、珠海和汕頭試辦出口特區，老胡被大人物看上了，要調去特區的大戰場。”

關鍵的問題是，這位老胡，剛剛被大人物看上，他的現實表現就一落千丈了：“讓人意外的是，拉走虎崖山第一車土、創下最高土石方采拉紀錄、在大人物面前拍著胸脯提出掛燈夜戰的老胡，那些天卻表現蹊蹺，他的組效率一落千丈，從排頭落到隊尾。”之所以會出現如此一種反常的情況，與老胡的生活中突然闖進了一個名叫盤妹乃的瑤族妹子緊密相關。

但在展開盤妹乃的分析之前，我們卻首先應該對老胡行伍時期的一樁情事有所了解。在軍隊服役期間，家里曾經給老胡訂過一門親事，對象是鄉小學里的一位代課老師。雖然老胡一門心思地早就做好了結婚的準備，但“誰知老胡提干命令剛下達，對象就跟一位鄉中學的老師跑了。”面對這樣一個意外事件，一直處于“剃頭挑子一頭熱”狀態的，簡直如同鐵打漢子一般的老胡，因一時氣急，竟然得了一場大病，以至于滿嘴都起了干痂。但即使如此，等到別人一味地慫恿他可以狀告那個鄉中學老師破壞軍婚罪的時候，他的態度卻依然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嚴詞拒絕：“說這事做不得，好歹一門親事，別毀了一個，再把那兩個也毀了。”從根本上說，在講述盤妹乃的故事之前，鄧一光之所以要插入這樣一個細節，乃是為了借此而不僅首先證明老胡的確是“那種特別有愛心，想把所有人的事情都給包圓了的熱心快腸人”，而且也還要對他在盤妹乃事件中的表現，做一種敘事的必要鋪墊。

卻原來，這位瑤族妹子盤妹乃，乃是發生于1979年的一場大規模搶關偷渡事件的積極參與者。這一年的5月6日，在深圳的寶安一帶，曾經發生過一場十萬人參與其中的搶關偷渡事件。由于很多偷渡者被淹死在海里的緣故，用蔡工的話說，“那幾天海灣里密密麻麻漂的全是死尸。”那次偷渡事件的參與者中，就有瑤寨里的盤妹乃和她的弟弟。他們之所以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也要偷渡，主要因為早在自然災害的那一年，在寶安邊境地區，就曾經有數十萬人跑了出去。這些跑出去的人，第二年就往家里寄了糧食。也因此，包括盤妹乃姐弟在內的那些普通民眾，之所以要冒死偷渡，肯定與他們艱難的生存境況脫不開干系。沒想到的是，由于吃不飽飯，肚子過分饑餓的緣故，僅僅下海游了半個小時，盤妹乃姐弟就都游不動了。結果，弟弟不知所終，“盤妹乃灌了一肚子海水，被潮水沖回蛇口，人沒蘇醒就被民兵抓住，和成千上萬偷渡者一起關進收容所。”在被遣送的路上僥幸逃跑后的盤妹乃，即使已經“被抓住兩次，逃了兩次”，但她卻仍然還是要堅持尋找弟弟，哪怕是找到他的尸骨，因為，“盤妹乃說，最后時刻，弟弟解下拴在胳膊上的繩索，給她留了條生路，她得回來找到他，帶他回家。”

關鍵的問題是，一貫古道熱腸的老胡，雖然和盤妹乃只是萍水相逢，但在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之后，他還是不管不顧地伸出了自己的援手：“我給她弄了點吃的，然后幫她去海邊找弟弟，斷斷續續二十天，該找的地方都找了，就剩往灘涂下挖了。今天早上我本來說服了她，帶她出了警戒線（這里的所謂“警戒線”，就是因為要搞“第一爆”的緣故），可她突然往回沖，說山要崩下來弟弟會被埋進去，那就再也找不到人了。我把她死死抱住，不讓她進入警戒線，她狠狠咬了我……”

但故事卻并沒有到此結束，因為毅然出手援助萍水相逢的盤妹乃的緣故，原本已經準備被提拔重用的老胡自己的命運，就此而徹底改變：“聽隊長說，老胡不是去特區報到，是去邊防部門接受調查。我哭喪著臉問隊長，老胡會怎么樣？隊長有點后悔，說昨天就不該去捉人，胡蓮生和那個女的挖泥的地方昨天也沒炸著，可警一報，人一捉，女方身份也查清了，偷渡累犯，肯定會判，老胡牽涉到這種事情里，特區的工作肯定泡湯了，背不背處分得看局里的態度。”老胡，以及那位盤妹乃的后續結局到底如何，敘述者“我”沒有做更進一步的交代，小說的主體故事，到這里其實也已經宣告結束了。

然而，主體故事的結束，卻并不意味著小說的終結。從一種思想主題完滿表達的角度來說，接下來回到當下時代的敘事，也還是很有必要的。“說起來，事情已經過去了四十二年，如今我已經辦了退休，從蛇口招商集團地產總部副總工程師位置上退下來。”更關鍵之處在于，原本對深圳的建設一直處于懵懂狀態的“我”，也只有到了時過境遷之后的現在這個時候，方才真正認識到了自己當年所從事工作的意義所在：“現在我知道蛇口工業區的意義了，它的確是一項了不起的工程，它讓整個世界不一樣了，它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而我年輕時為它奉獻了青春，我的命運也改變了，這一切都是我努力創造得來的。”尤其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那位曾經因為受到瑤族妹子盤妹乃的牽連而被迫改變了命運的老胡，雖然已經快七十了，但卻一直都沒有成家，只是以一種“收養多位孩子”的方式“有了自己的家庭”。盡管老胡不愿意和“我”見面，但“我”卻總是忘不了自己當年的這位老大哥。這樣一來，也才有了結尾處“我”專門在電話里唱給老胡聽的兩句早已膾炙人口的歌詞：“大哥大哥你好嗎，/多年以后是不是有了一個你不想離開的家……”

究其根本，這位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無論如何都難以忘懷的，其實是老胡大哥與盤妹乃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幸命運遭遇，或者說，是一種既往歷史的“精神隱痛”。事實上，在盤妹乃他們姐弟倆的拼死偷渡，與“我”們這些建設者當年的蛇口建設之間，還是存在著一種內在因果關聯的。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為了能夠不再讓盤妹乃他們繼續萌發偷渡之心，包括蛇口在內的深圳建設才是必須的。

無論如何，對鄧一光的《第一爆》這一短篇小說來說，只有以如此一種方式積極有效地寫出深圳“前世今生”中潛藏著的歷史“精神隱痛”來，方才算得上是取得了思想藝術的成功。但在結束我們的全部論述之前，還需要注意的，就是鄧一光這一短篇小說篇末落款的具體寫作時間，乃是2020年的5月6日。這樣一個落款時間，與四十二年前的1979年5月6日那個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絕非無意間的巧合，而是鄧一光的一種刻意為之。在一個短篇小說文本中，落款時間能夠以如此一種方式有機地介入到敘事過程之中，雖然不敢輕易斷言說是唯一，但也應該被看作是鄧一光的某種藝術獨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