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不是要解決什么問題？我曾經以為是的，現在不這么想。從寬泛的范圍來講，文學的任務是制造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那是哲學的任務。具體到小說，我們只需要搭建場景，而把所有的解釋權拱手相讓，這是小說真正的道德。我厭惡在小說中議論和講道理，這就像你和一個漂亮姑娘約會，花前月下的，能不能稍稍壓制一下對三角形內角和的熱愛，而回到感性的人？小說效果的實現只能寄托在讀者身上，讀者感受到的即是小說存在的全部。沒有閱讀，就沒有效果，也就無所謂意義。這世界上絕對不存在沒有閱讀卻能產生價值的作品。對偉大的演員來說，身體即語言，一個眼神所傳達的或許比一本書還要多。小說要做的就是那個眼神本身，準確地描述它，而不是試圖解釋它。作為一個寫小說的，我當然想寫出一個美妙的眼神。

寫作時間越長，能感受到的困難越是巨大。對自我的厭棄感，比影子還要頑固，即使是陰天，你也知道，它還在那里。《鈍感之刀》對我來說算是一個小小的意外，我沒有寫過類似題材的作品。它到底是什么，寫了什么？我到今天還是說不清楚。它看起來外表平實，像一個忠厚的中年人，沒有鋒芒，似乎也沒有痛苦。宛如鐘表，每一步都走得精準無比。即使我無法把這個故事說清楚，寫作中遇到的問題我是清楚的。我想說說這個。比如說人稱。在小說的開頭部分，我對鄒鳳蓮的稱呼一直是“老婆”，她似乎是一個沒有名字的人，也不需要名字。隨著故事的發展，場景發生了轉換，別人來喊她，她必須要有一個名字了，不能再用“老婆”來稱呼她了。如何讓她的名字出現，我糾結了半天。要不要從小說的開頭就給她一個名字？我不想，那樣似乎不夠親密。如果特意寫一兩句話，引出她的名字，那太笨拙了。最終的處理方式是直接讓她的名字出現，然后就在這句話里快速地和老楊聯系起來，讓人知道她是楊勝寶的“老婆”。這是個小問題，要做到自然，也要一點心思。這樣的地方有好幾處，就不一一說了。如果說有點意思，那么，小說的主視角其實也發生了兩次轉移，從楊勝寶轉到鄒鳳蓮，再到皮球。這種寫法我以前試過，做得不太好，這次應該還算不錯，它看上去很自然，沒有太多刻意的痕跡。這個小說還有一些暗示，試圖探索一下人心的陰影，我發現這個事情非常不好干。而且，它還引入了一點點懸疑手法，這當然是為了故事服務，我希望它是合理的，能夠讓人接受。促使我寫這個小說的動因是“在樹梢跳躍的自閉癥兒童”，這個神奇的畫面，打開了我的想象，我實在沒有辦法忘記它。

小說寫完了，作者能說的其實非常有限。我甚至不能猜測，讀者到底會對誰的印象更深刻，對什么更感興趣。我哪兒知道。我確信的是我對這個小說沒有把握，我不知道它到底寫得怎樣。正因此，特別要感謝《山花》和《小說選刊》的鼓勵，這意味著沒準兒它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