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剛入古稀之年，盧永根就覺得身子不舒服。他到醫院檢查，醫生懷疑是前列腺癌，需“活檢”進一步確診。但盧永根似乎并不在意，癥狀一緩解，他又投入到野生稻的研究中。

聽說佛岡一處山頂有野生稻，他立即動身。這座山荊棘叢生，密密的喬木與灌木阻擋了進山者的腳步。盧永根拄著手杖彎著腰，踏過荊棘，一邊開道，一邊攀爬。爬到半山腰，盧永根已體力不支，學生們架著他慢慢往上走。快到山頂時，終于發現了野生稻，盧永根高興得手舞足蹈，像個孩子。盡管他所在的華南農業大學已經擁有1萬多份這樣的種質資源，但每一次野生稻的發現都讓他興奮不已，這代表了一種新的可能，蘊含著解決人類糧食問題的新希望。

60多年前，盧永根作為中國稻作科學專家丁穎的助手，用兩年多的時間走遍中國無數的稻田，寫下了數十本田野調查筆記。丁穎教授“以農為命、以稻為魂”的精神深深感染了盧永根。1964年丁穎去世，留下了7000多份稻種和大量尚未整理的科研數據。盧永根把恩師留下的種質資源小心保存起來，沿著丁穎的腳步繼續上路，只要可能有野生稻生長的地方，他都前去尋覓。許多珍貴的稻種，就是他翻山越嶺一株一株尋找回來的。

正是在這樣的不斷尋找、不斷搜集、不斷研究中，盧永根在作物遺傳學，特別是水稻遺傳學和稻種種質資源研究上，取得了重要進展。他提出的“特異親和基因”新概念，對水稻育種實踐具有重大指導意義。1993年，盧永根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二

盧永根出生于香港一個富裕家庭。初中時，他遇到了改變他一生命運的人——語文老師、共產黨員蕭野。盧永根由此開始接觸共產主義思想，并選擇到堅持愛國教育的香港培僑中學讀高中。

　　在培僑中學3年，他脫胎換骨了，表面上看他是一個成績出眾的好學生，骨子里是一個“隨時準備為共產主義獻身”的進步青年。他以“平原”為代號，參加地下黨組織的活動。1949年8月9日，還在念高中的他被香港中共地下黨組織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新中國即將成立，19歲的盧永根毅然奔赴祖國內地。他考入私立嶺南大學醫學院，秘密從事地下學聯工作，迎接廣州解放。盧永根本是學醫的，為了更多地為黨組織工作，他選擇了功課壓力相對較小的農學系。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州還有很多特務暗中進行破壞活動。盧永根沒有暴露黨員身份，利用學生身份暗中調查，為黨組織甄別特務作出了貢獻。

1952年，包括嶺南大學農學院在內的數所學院合并成立華南農學院。1953年盧永根從華南農學院農學系畢業后留校任教。改革開放后，盧永根獲得了公派出國的機會。盧永根的祖輩即移民美國，他去美國留學時家族已有30多人定居美國。在美國與親人相見時，他的母親已身患重病，家人竭力勸說他留下來，但盧永根最終還是回到了國內。從小疼他的大姐給他寄來了一張一家三口移民美國的表格，只需要他本人簽字即可生效，盧永根再一次拒絕了。他含淚回復：“我是一個中國人，祖國正需要我。”

從1983年到1995年，盧永根擔任了12年華農校長，為華南農業大學辦學規模、學科建設等各方面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上任后他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破格晉升優秀青年教師，建起了先進實驗室，蓋起了教師樓、高端人才公寓，為全校教職工裝上了程控電話。他親自設定課程表，撰寫教學大綱。為了將國外先進學科引入，他經常加班到深夜。他的筆記本上寫得最多的，就是教學規劃和他在國外大學見到的先進學科的情況。在盧永根的努力下，華南農學院陸續開設了21個專業學科。1984年，華南農學院正式更名為華南農業大學。

三

盧永根的野生稻研究以及其他種質資源，在整個稻作遺傳育種的科學研究鏈條上，屬于“上游”的基礎研究，為“下游”的實踐運用提供基本的原理和路徑。這注定是枯燥而孤寂的，甚至可能一輩子都勞而無功，但這是一個科學家的使命。

實驗室是盧永根穿著白大褂常去的地方。顯微鏡下那個微觀世界是他和他的學生們觀察了一輩子的大千世界。

盧永根的恩師丁穎最喜歡下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他的褲腿上都沾著稻田里的泥。盧永根深得丁穎的真傳，只要雙腳踩進水田里，他就像一棵稻株一樣，土的干濕度、水的溫度，都了然在胸。只要雙腳沾滿泥土，他仿佛就有無窮的力量。盧永根關于野生稻“基因”的靈感，離不開他那雙踩進水田的腳。

很多時候，盧永根剛把腳踩進水田，學生們的腳就跟著踩了進去。6月正是水稻抽穗、揚花的時節，那些日子除了上課，師生們都泡在水田里。哪有農人不忙碌的？在他們看來，學農的人既是學者又是農民。他們頂著廣州酷夏最熱的日頭，頭皮都被曬得發燙，腳底卻是很涼的泥。

學生們總是看到稻田中的盧老師一副陶醉的樣子，即便耄耋之年他在稻田里也如履平地。他一次次彎腰貼著稻穗，用放大鏡觀察花粉、柱頭，針尖一樣的稻芒常常扎破他的臉、刺傷他的眼睛，他從不在乎。昂起頭流完淚，他輕輕揉一揉發紅的眼睛，又繼續彎腰。他與寶貝似的稻穗、稻花臉貼臉、心貼心，像在聽花開的聲音，又像把心靈潛入稻花深處，一呼一吸都沉浸在奇妙的稻香里。

四

2015年底，盧永根在院士例行體檢報告中注意到，一些指標突然異常升高。情況危急，這次他不得不做“活檢”，診斷結果是前列腺癌晚期。

2016年下半年，妻子徐雪賓和女兒盧紅丁強迫他住進了醫院。這時盧永根已經出現了肺部感染和骨轉移，他腰背酸痛、頭暈胸悶、難以行走。專家的結論是：中位生存期半年左右。

2017年3月14日下午，他們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捐款。夫妻倆顫巍巍從醫院出來，互相攙扶著上了車。

在中國建設銀行華農支行柜臺前坐定，盧永根從破舊的黑色挎包里，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緩緩取出一個又一個存折。他將這些存折里共計693萬元的存款，全部轉入了華南農業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賬戶。

一周之后，中國工商銀行華農支行的工作人員上門來到盧永根的病榻前。盧永根強撐著孱弱的身體，一次又一次輸入密碼，一筆一筆簽名，把最后187萬元存款也全部轉出，最后清點出捐款8809446元。這筆錢作為“盧永根·徐雪賓教育基金”，用于獎勵該校農學院品學兼優的貧困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學科研優秀青年教師，以及資助農學院邀請農業領域國內外著名科學家來校講座。

在此之前，盧永根還將廣州花都兩間價值100多萬元的祖產商鋪捐贈給了羅洞小學，租金收益用于獎勵教學。這份祖業屬于盧永根和他哥哥盧永經，遠在美國的盧永經為此專門去中國領事館辦理了委托書。

盡管在捐款上毫不吝嗇，但生活中盧永根的節儉是出了名的。下雨天他怕皮鞋淋壞，就脫下來拎在手上。師生們經常看到他穿著T恤短褲，拿著飯盒，和學生們一起排隊打飯，跟大家在一張長條桌上吃飯，而且有說有笑。每一次吃完飯，他的碗里一定是一片菜葉、一粒米都不剩。盧永根家里陳設也極其簡樸——小飯廳的小圓桌，兩張磨白了邊的老式靠背木椅，客廳與餐廳用五斗櫥隔開，這五斗櫥還是住平房時留下的舊家具，前面當鞋柜用，后面方框里放著舊款電視機。房間里沒有裝空調，連窗簾也沒有。在他和徐雪賓的生活里，物品從來沒有款式新舊之分，只有能用與不能用之別。對于浪費，哪怕是一丁點浪費，他們都于心不安。

五

盧永根與疾病抗爭，在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醫院，他的生命奇跡般地延長到了2年8個月。由于病情，夫妻倆說話很少，這樣的朝朝暮暮默默相守變得愈加珍貴。

他們倆先后辦好了遺體捐贈手續，把自己的身體用于醫學院解剖課。早在2012年，徐雪賓就拖著手術后的身體，頂著六七月間廣州最熱的太陽，一遍遍跑去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填報各種表格。辦理好了繁復的手續，拿到紅色的“遺體捐贈榮譽證書”，她心里才踏實。

2019年8月11日8時30分，盧永根出現淺度到中度昏迷。血氧水平一直下降。對這種狀態的病人，醫生采取的辦法是先送去ICU（重癥監護室），全身插管，對癥處理，延續生命。盧永根還在清醒狀態時，醫生跟徐雪賓說：“為了保險起見，還是把盧院士送去ICU吧。”

徐雪賓說：“你可以把這個意見直接告訴他，讓他自己做決定吧。”盧院士的答復雖然斷斷續續，卻十分堅定：“不要再浪費國家的財物……不要做任何搶救……不要做任何有創面的治療……”他之所以不想要身體有任何創傷，是想把完整的身體交付給醫學院的學生。

8月12日凌晨，盧永根告別了這個世界。

盧永根走后，他的學術“基因”依然在傳承。弟子張桂權教授主攻“基因組學”，劉向東教授研究“四倍體”，傅雪琳教授研究“野生稻”，他們方向不同，但心心念念的都是同一塊“水田”。

張桂權教授年紀不輕了，依然經常下田。傅雪琳教授兩天不下田，心里就發慌。她也不知道那塊田到底有什么“魔力”，一直吸引著她。直到盧老師走了一年，她突然有了領悟：那塊“田”是從丁穎老先生到盧永根院士，到張桂權教授，再到自己這一代又一代華農人用人生和信仰耕耘、守護的“生命田”。盧永根老師的根在那里、魂也在那里，他帶出來的學生也和他一樣，心在那里、念在那里、信仰在那里。他們的努力，是要讓稻香香遍這個生生不息的人間。

　　《 人民日報 》（ 2021年04月14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