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疫情，很長時間每天都幾乎處于封閉隔離狀態，每個人都赤裸裸地面對自然的生命生存狀態。如此真實處境也讓人思考。比如真切醒悟生活需要其實有時很簡單，有方便面加一些配料就很滿足了。“五一”在家時間比較長，加上北京市強調垃圾分類，突然發現，這真是一個讓所有人面對自然的歷史時刻。首先，你得了解垃圾從何而來，又要如何分類處置，就需要了解每一樣垃圾的特性，這比任何環保教育都能讓人真正思索自然生態問題，萬物如何產生，如何分解，如何循環。

疫情使自然詩歌和自然文學越來越讓人關注，這也許將成為自然詩歌和自然文學的新時代。這是我一直在思考并仍將繼續思考的問題。生態意識、環保的思維方式、新的生活方式，這些都會逐漸成為新常態。實際上，這一進程在敏感的詩人之中早已開始了。沈葦從空曠的新疆回到熙熙攘攘的杭州之后，轉化為一個自然詩人，致力寫作“植物詩”，宣稱“每一種植物都是一個世界中心”；李元勝走遍祖國大地名山大川，追蹤研究花草昆蟲已經很多年，在自然科普界聲名赫赫，但他更在意尋覓“曠野的詩意”；雷平陽以山水為寄托，誓言要為山立傳為水寫史，他已經給好幾座山寫過傳記；阿信的草原經驗和草地詩學，在個別與普遍、世俗與神性間建立起一種和諧的聯系，堪稱當代詩歌的一道景觀；而更年輕一代的詩人，也在進入這個行列，我正好在這個時刻，看到了“80后”詩人馮娜的一系列作品和成果。

馮娜最近推出了《詩詞里的草木風華》系列，反響不小，她還寫過《嶺南植物記》。其實，追根溯源，這些在她的詩歌里早有端倪。還是十幾年前，馮娜就寫過《薰衣草》這樣的詩歌：“凡是解語的花 都和我一樣/保守季節的秘密 淡紫 微藍/說不出話 就漫山遍野地拍打青蔥的草甸。”這樣的詩歌有點像自我寫照，安靜，隱忍，自由發散，這也是馮娜詩歌的一向風格。

馮娜是云南白族，自小與山水有天然的親近。白族對自然情有獨鐘，認為自然為萬物之母，人源于自然。白族先民長期生活在蒼山洱海之間，對自然比較依賴，以自然為家園，很早就有環保意識。據白族一些鄉規民約，處處可見這樣的記載：“河邊柳茨，綠御水災，不得自行砍伐”“謹防火燒山”“禁水源頭處砍伐活樹”，等等。在白族人看來，人應該與動植物、神、自然界和諧平等共處，形成一個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生命整體。這樣一種理念，與天人合一思想契合，也接近當代生態學的一些觀點，比如當代生態學特別強調人和自然是一個完整的自然生態循環系統，每一樣物種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具有一種默契的平衡。美國詩人施耐德就是一位“自然詩人”，他將地域性理解為“地域生態性”，提出保持地域生態完整性，保護地域的整體生態，與這樣的一些觀點也頗為相近。

馮娜幸運地從小就深受這樣一些生態價值觀念的熏陶，她在《出生地》一詩里描述了自己的來源：“一個高寒的、山茶花和松林一樣多的藏區/它教給我的藏語，我已經忘記/它教給我的高音，至今我還沒有唱出/那音色，像堅實的松果一直埋在某處/夏天有麂子/冬天有火塘/當地人狩獵、采蜜、種植耐寒的苦蕎/火葬，是我最熟悉的喪禮/我們不過問死神家里的事/也不過問星子落進深坳的事”；她還寫過：“在云南 人人都會三種以上的語言/一種能將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樣/一種在迷路時引出松林中的菌子/一種能讓大象停在芭蕉葉下 讓它順從于井水”……這樣的詩歌明顯區別于無病呻吟的偽抒情或裝腔拿調的學院派，詩人對自己遙遠的故鄉和神奇的身世娓娓道來，那些仿佛另一個世界的神秘讓人向往，又有些迷幻。我不懷疑這是另一種我未曾經歷過的生活，因為馮娜確有她不為人知的經歷，她小時候就跟隨父親去山里打獵，白族打獵是有取舍的，有一些被認為有神性的野生動物是不允許射殺的。還有高山里數不清的各種花草植物，也讓一個小女孩欣喜若狂。她喜歡植物的習慣，后來被帶到了城市，她就在城市里重新營造了自己的自然世界。她從小學習了很多自然的經驗，就像她在詩里寫到的：“我并不比一只蜜蜂或一只螞蟻更愛這個世界/我的勞作像一棵褊挾的桉樹/渴水、喜陽/有時我和蜜蜂、螞蟻一起，躲在陰影里休憩。”

愛默生被譽為“美國文明之父”，特別提倡自然文學，惠特曼和梭羅都是他的弟子，愛默生曾經強調：人類應該遵守兩句格言，一是認識你自己，二是研習大自然。認識你自己，是古希臘神廟里鐫刻的一句格言。研習大自然則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終于醒悟人類再也不能自大，不能自我中心主義，人不過是大自然里的一分子，應該平等對待其他物種，與之和諧共存。

我對沒有過自然生活經驗的詩人，從來持懷疑態度，對于詩人來說，童年的經驗極為重要，保存其最初的精神種子或者說初心，這是一些看似尋常普通的人最終成為詩人的奧秘。此外，自然是人類最早的家園，從小就受到大自然熏陶，是人性健康的必要條件。在自然中生活的最初經驗感受，確保了很多詩人有更廣闊的胸襟和包容的開放精神。從這個角度來說，馮娜有著作為優秀詩人的良好背景和基礎。馮娜研究《詩經》里的植物時，有朋友擔心地問：“那些植物，到今天還在嗎？”馮娜回答大部分還在，然后朋友的反應是終于放心了。確實，這些植物仍然繁茂，說明我們自然的家園還沒有被完全破壞。馮娜注意到古典詩歌里花草植物出現數量之多，《詩經》完全是“群芳譜”，宋詞特別多以花草擬人的篇章，人和花草相互對應生輝，說明那是一個何其自然蔥郁的和諧世界。詩歌就該這樣展開一個更開闊的天地。

所以，自然寫作，我理解就是要將這樣的自然理念通過文學作品和詩歌，讓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受到熏陶，具有一種生態意識，繼而在生活中自覺地踐行科學的環保的理念。在這一點上，詩歌從來在文學中有引領作用，也期望更多年輕的詩人加入這一行列。

再回到前面的話題。垃圾分類其實就是一門自然課，是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全新改變。對于很多曾經忽視自然的人來說，也是一個新的開端和起點。科學合理地處置垃圾，是人對自然負責任的一種方式。我們以前一味征服占有消費自然，現在則要開始節制，甚至考慮回報和補償自然，如何遵循簡樸的生活原則，如何更好地安置世間萬物，包括垃圾，確保自然可持續發展。這樣也使我們更真實地面對自我與自然、世界的關系，讓這個世界更加自然化也更加人性化，繼而更加和諧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