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幾個中篇《松林夜宴圖》《蛟在水中央》和新作《我們騎鯨而去》中，孫頻向歷史、山林、荒島四面出擊，有一種與《疼》《鹽》為代表的早期寫作告別的意味。如何從個人經驗和輕車熟路的寫作中突圍一直是每個作家所面臨的巨大困擾，習慣的力量簡直難以估量。《我們騎鯨而去》由男性敘事人“我”來講述身懷內創的兩男一女在島上交集的生活。孫頻勇敢地斬斷了情欲的牽絆，讓故事在強烈陽光照耀下的荒島上徐徐上演，千百年來的人類文明和五光十色的當代生活像海浪一樣層層退出視野。潮去潮又回，人類社會的欲望被高度精簡然后翻轉過來以短劇片段重新被審視。作者將詩歌、戲劇、書信等多種文體融為一爐，并積極處理作者自身的閱讀經驗。莎士比亞的經典戲劇和“桃花源”的古老誘惑在當代隔空碰撞，共同構筑小說《我們騎鯨而去》的隱蔽根基。

陶淵明的《桃花源》濃縮了中國古人的“理想國”并隨文化基因代代傳承。我國古代哲人設計的人生方案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避世意味著選擇一種消極的自由，建構一種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情境安放肉身。逃離、隱遁一直潛藏交織在中國文學史中。無獨有偶，哲學家康德認為：“人有一種使自己社會化的偏好，因為他在這樣一種狀態中更多地感覺到自己是人。也就是說，感到自己的自然稟賦的發展。但是，他也有一種使自己個別化（孤立化）的強烈傾向，因為他在自身中也發現了非社會的屬性，亦即想僅僅按照自己的心意處置一切，并且因此到處遇到對抗，就像他從自身中得知，他在自己這方面喜歡對抗別人一樣。”人一直在社會和自我兩種不同的力量中運動。

人類既有共通的情感，也有與經濟基礎、歷史條件相應的不同的文化方案。我們安頓心靈的理想境界是“桃花源”，漫長的農業文明形塑了中國的“漁樵”美學，屈原筆下的漁父被認為是得道者。山水中蘊含了天地日月的精華，其間有無言之大美。阮籍曾在《詠懷》中寫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歷經戰亂的王維居住輞川時期大量的山水詩、山水畫都營造了這種令人向往的和諧之境。陶淵明、王維的高潔境界給了后代很多詩人以人生樣板，蘇軾就是典型后繼者。中國文人大抵在出世和入世之間搖擺。沿著這條延長線來理解孫頻的《我們騎鯨而去》，會更清晰地看到當代作家的努力方向。作家安放于都市中的書桌與小說中人物老周的書桌一樣是“世界劇場”，她在這個劇場處理人類的歷史、現實和未來，她也像女王一樣支配著虛構的敘述王國。

孤島就是一個真實的劇場，刺激并放大人們的欲望。以為自己失手殺死同行競爭者的劇作家老周逃到荒島生活四十年，完全不顧兩位同伴的感受持續地在荒島上的“世界劇場”上演他自編自導的話劇。被“詩和遠方”誘惑著而將生活過得一塌糊涂的“我”接受了到島上守礦兩年的合同，剛來時巨大的自由和欣喜很快就被無邊無際的孤獨和恐懼所籠罩。因遭受家暴而殺害丈夫后身陷牢獄十七年，出獄后再遭獨生子車禍去世打擊的中年婦女王文蘭堅持化妝，不屈不撓地要用貝殼建旅館、搞開發旅游事業以此證明自身。荒唐的執念給了她活著的韌性、蠻力，然而也像在沙灘上建筑高樓大廈一樣十分可悲可憐。就是這樣的“三人行”，到底“師”給了我們什么？一是對孤獨和恐懼的認識，二是對權力的再認識，三是對人本身的認識。

我們還記得，魯濱遜到荒島上墾荒，始終不肯忘記時間，并馴化了野人不準他們再吃人而要將手下敗將繼續馴化成勞動力，這一切都是魯濱遜對“人之為人”的堅持。《我們騎鯨而去》中“我”來到島上發現：習慣了大海生活的老周執著于他的智力、創造力，堅持創作戲劇是他存活下去的精神支柱。這和王文蘭堅持要給世界和自身一個交待異曲同工。不同的是，當寒潮持續很長時間，面臨極度饑荒的時候，老周依然“不食周粟”“騎鯨而去”，捍衛著人的道德光輝。隨后“我”也告別了孤島，只剩下王文蘭依然執著于自己的白日夢。

老周創作的話劇讓小說抵達斑斕之境：既是對莎士比亞經典戲劇的承傳和拓展，也是對人類歷史和當代現實的再創造。他將每個精粹短劇置于一個新的荒島，以敘事讓荒島連接。往大里說，從更高處航拍，地球本身就是海洋上的島嶼；往小里說，每個人都是人群中的小島。這點睛之筆令我想起《看不見的城市》，當代世界的復雜性被并置，彼此互映。小說提到老周就像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中的主人公，他們都要離開既定的角度通過新的認知裝置重新打量自己習焉不察的世界。荒島作為一個認知裝置提醒我們“桃花源”的虛幻，各個小島發生的故事高濃度地映射了他們三人的現實，映射了人類文明歷程中權力的極端傾軋。孤獨使人離不開他者，同時人又像刺猬一樣提防對方。即便極端失敗的年老色衰的婦女也在內心深處保存著女王的妄念，會挑逗男性互相競爭。愛，食物，各種欲望都會導致惡性戰爭，人類文明的豐碑與殘酷一體兩面。老周的劇本又像消費社會的日常生活，每天都有一個嶄新的戲劇化的故事片段飄洋過海來到我們身邊，躲進手機里，伺機攫取你的注意力。文末，老周在海島上自編自導的話劇泄露了他自己的身世秘密，小說像航海一樣走了一周之后回到了起點，身份認同是人歸根結底的執念。

剝落文明外衣的島嶼敘事將整個小說升華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失去邊界的自由不能解決人的復雜性和權力的本質，人類歷史自有其無法否認的強大生命力。作家孫頻敏感而孤獨，這促使她走上創作道路，一句話、一個念頭、一個意象即能引發創作沖動，比如“一個人在深山里廢棄的礦上住了兩年”刺激她寫出《鮫在水中央》，而“要攢多少錢才能夠買一張票去澳大利亞”讓她創作了《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但靈感只能照亮瞬間，要持續給讀者提供心靈的火爐必須有燃料不斷補給，孫頻深深地明白這個道理，除了書齋里有意識的閱讀外，她盡量打開自我，進行實地勘探、采訪、搜集第一手感性資料，考訂遠古動植物的名目品性，力求讓想象中的敘事環境變得更為可信。

孫頻近年的創作慢慢從自我幽閉處突圍，積極探索跨資源跨文體的處理方式，這讓她的小說日臻開闊、深邃。難能可貴的是，她沒有因同情邊緣人而否定人的社會性，沒有因為自然的審美傳統而否定現代文明的價值。對歷史的溫情為她的小說奠定了仁厚的基礎，而對人的尊貴的信念讓她的小說結滿詩意的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