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振堯在文學創作路途中，行走了四十多年。可喜可貴的是，我們沒有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作家顯現出的自我重復和保守疲敞。恰恰相反，在四十多年的小說寫作中，吳振堯表現出毫不懈怠的探索精神及果敢銳氣的藝術魄力。長篇小說《萍水相逢》《人日》《桂花飄飄》《東江落紅》《東江往事》《東江村事》《南風薰》等的發表和出版，均確實無疑地彰顯出作家試圖超越此前他所慣熟的創作題材和敘事風格的努力。長篇小說接連發表和出版、中短篇小說精品疊出，都市和鄉村的雙重書寫、宏大敘事與日常生活的綿密編織，世俗畫卷與精神鐫刻的描素，時代之風尚和歷史之追問，讓文學展示了現實和歷史，地域曠野和社會紛紜的圖象，探勘歷史與現實和期冀當下與未來的意蘊。這些文學書寫，使吳振堯的小說呈現出繁復的世相與未來的曙光，以及崇尚的審美底色，展示了深刻的當代性和多樣的地域性。在文學創作的征程中，踐行和構建了地域無限的臆象和印記，鑄造了這個時代的文學溶器，夯實了一座具有高度的東江河流域的文學山峰。?

一、吳振堯的小說創作，秉持著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書寫地域性的時代的文學印記，是其實現文化自信和擔當的途徑。作者的絕大多數小說作品都明顯地表達了一種對東江河流域的記錄和敘寫，他對故土的眷戀，給他一種觀察的溫情、視角和立場，敘述對逝去時光的綣戀，扎實而沉穩，同時又有地域生態氣息和人文底蘊，使他對故土生息有一種天然的敏銳警角和細致醉迷的體察之情，使得他的目光能夠抵達那些無人問津的山溝旯旮和心靈隱痛的角落，審視習焉不察且又閃矢一現的瞬間，能夠看到社會中被冷落和遺忘的人群。在東江河源頭打撈起那些動人的人性細節，又在東江河流入太平洋的出口處，捕捉到那些醉人而驚天動地，泣神鬼，所閃現的異彩幻光的現代景象，人性的細節，敘寫過往歷史回聲和當下撼人的信息。吳振堯身處改革開放的前沿，又讓他對急劇變化的時代有一種獨到的感受，這表現在于他對逝去事物的惆悵，這種惆悵既有對于時代巨變的無力感，也有對時代的反思和追問。鄉村相對于都市的飛速發展，人的內在情感和心理結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滯后性，這就導致了鄉村的內心世界與都市社會的錯位和扭曲，也造成了現代都市人與現代鄉村人的心靈隔膜和精神隱痛。某種意義上，文學是安放和寄存人們內心情感和地域狀物的容器，那些被時代洪流洗滌和甩落的生活體驗，被文學撿拾其中，留下一些記憶，憑吊一些過往，讓人們的心理在巨大的變化中得到緩沖，讓人們的情感在千帆竟過的時代有所停泊和釋放，這是對逝去時光的一份眷戀。在吳振堯的小說中，對于逝去的事物，回不去的故鄉，常常充滿深深的惆悵和眷戀。他的小說反復述說的一個主題，是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堅守，對故土的綣戀。《東江落紅》寫村支書吳大興在社會突變的時期，對故土道德的守護和不忘初心決心的拯救；《東江往事》表現了阿嬤不屈不撓、勤勞機懂而悲壯的一生和孫子孫女迷蒙奮進的搏棄；《東江村事》敘寫逃荒者居集在一起的東江小山村人情世故，生生不息的故事；以及《東江廊橋》中篇小說集的梅香、吳大南、王小蘭、吳國峰等一批活生生的奮斗者。吳振堯的小說作品中充滿這樣的客家傳統文化的內容和符號，如在《東江落紅》中描寫吳家在山下村的傳奇故事，這些東江河流域的生態現狀成為他小說的一個重要意象，也成為他結構自己小說的起點和支點，這些客家遷移的符號是當下和歷史的一種連接貫通。通過這些符號，吳振堯試圖表達出一種頗為復雜的時代況味，呈現出新時代和舊時光之間的對抗，以及人們在這種新舊交替之間的情感上的痛苦和糾結，通過東江河流域的真情寫意，吳振堯表達出他對當下社會轉型期的一種回顧，同時展現出一縷曙光的前瞻。

隨著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精神世界、倫理價值、都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吳振堯的小說就恰恰聚焦在這種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粗獰與文明的沖突和矛盾上，面對這種沖突，吳振堯并不是簡單地給出答案，而是予以辯證的思考，傳達出一種豐富而復雜的情緒。這其中既有堅守和回望，也有傳承和發展。《東江落紅》等東江系列小說是東江河流域自然生態和人文歷史的溶器，它接納了東江河流域客家人的物質和精神，這些“精神物質就是客家人對根的寄托”。我們在閱讀吳振堯的東江系列小說時，會看到許許多多生活的場景和人文物件的真實臨摩敘寫。這些“場景和東西”都隨時讓人們回味，并體驗過往的生命經歷，鐫刻著我們的生活鏈條和人與自然的情感，在這個飛躍的時代，面臨日新月異的外部世界，一些情感和記憶是會遺失的，我們只有借用小說這個溶器，讓它傳承下來，并寄予期望不斷發展弘揚，使之光大。就是對東江流域客家人在這幾十年的巨變中精神物質的敘寫，是一種文學對時代的記錄，是作家自我完善的一種精神塑造和對當下的過往的歷史的擔當，把行將消失的傳統和情感，放在小說的溶器中庫存起來，讓文化精神的優秀基因傳承下來，并為此發展和構建成新時代的驅動力量。同時，也是他對實現文化自信的抱負和擔當。

二、吳振堯的小說創作，揭示歷史的陣痛，介入現實的世俗，探勘新時代的靈魂，是其對客家族群文化的熱愛和堅守。吳振堯的東江系列小說充滿了對過往時間的客家群體生存的自然觀照關懷，強化性地揭示了客家群體在共同遷徒安居中社會的歷史陣痛。正如《東江村事》中吳水旺領頭組成的東江村一樣，長途遷移來到東江河中游，建立了一個自然的行政村。他的小說創作是一個溶器將他們裝入此盅，再進行恒溫式長期調味，創作出了一系列有關東江故事的長篇小說。這個“衣冠南渡，鄉音不改，千年鄉愁”的客家群體，應是人類社會中最具特色的，長期磨礪出來的：“外表和弱、內心剛強、永不言敗”的客家人。吳振堯用悲憫和體恤，去觀察同族靈魂，先民的遺風。這種關懷不是居高臨下的憐憫，而是一種理解和共情，吳振堯深愛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同時，也深受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的影響，不論他們具有什么樣的身份，怎么的地位，怎樣的故事，都把脈著客家族群的社會經絡。在《東江村事》中筆墨不多地塑造一個成份為“地主仔”的李佛球。李佛球并非壞事干盡的人，而是被“政治空氣”壓得精神有點反常（變態）的人。吳振堯同樣報以深沉的關懷目光。在吳振堯眼中，每個人都具有人的最基本的尊嚴（人權），他們個人的遭際和境遇都值得同情和書寫，無論是以回望的姿態，揭示過往歷史給人們帶來陣痛，還是觀照當下社會巨變，實際上體現的都是文學的悲憫精神和人文關愛，就是用文學的慢去對抗社會變化的快，用文學的人文關懷去對抗社會的叢林法則，用介入的態度和探勘的追問去塑造一種客家族群社會的精神基石，傳承或者重新打造中原文化遺風，在東江河流域客家族群中傳承價值之后，新開辟出一種價值維度和取向，展示東江河流域客家族群人文精神的文學成就，這也是吳振堯的文學創作在當下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在文學創作中，踐行多維的自由精神和文學藝術，傳承華夏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吳振堯敏慧而巧妙地將寫什么，怎樣寫進行了藝術的縫合，有意味地匠心經營“客家”族群人物形象，塑造出了一系列嶄新客家人文學形象，成功踐行和實現了他東江系列小說之初意欲實現的目標：“創作系列東江河流域——客屬地域的長篇小說，捕捉客家族群的靈魂，鑄造一個客家民系精神的文學之家”。吳振堯的這些系列小說不光是創造了這一地域文學寫作題材的奇跡，更重要的是開墾了這一地域文學的“處女地”，特別是補寫東江河流域中部幾百年來長篇小說創作的空白和構建了全新的文學星座。

吳振堯在踐行和構建中求變和追新，他的作品中的恒常和堅守，不論是新近的作品，還是早期的寫作，貫穿他前后創作的“草蛇灰線”是對弱小群體的生存追問與靈魂之思。從《萍水相逢》到“東江系列”的創作，都是一個對時代歷史，對人類的內心世界有著強烈探求欲望的作家，他的寫作在介入現實社會人文世俗，保持對時代的慎思的同時，充滿了對鄉村民眾的知情與體恤。在《南風薰》中，無論是癡戀土地，辛勤勞作的傳統鄉農，還是《水門街桃花店》、《萍水相逢》中，進城尋夢，忍負辱重的新型農民工，這些人物的生活閱歷和生命故事雖然不盡相同，但在尋求理想人生的歷程中都受盡了命運的捉弄。都要遭受苦難的迎頭痛擊，令人稱道的是，吳振堯筆下的苦難并非只是底層民眾面臨的物質艱窟，他更注重提示現代人類在社會轉型時期遭受的精神苦難。從而探勘出歷史人文的精神和時代契合出的靈魂之光。長篇小說《萍水相逢》李萍姐妹從鄉村走進城市里的每一個人物都陷入精神的囚徒中，她們希望獲得利益和生活的富足。 然而，自始至終，他們都未能逃脫都市獵手的魔掌，依然被生活和命運所劫持，無法實現自己的期望，最終成為社會的棄兒。《東江村事》中吳水旺所在的東江村鄉民們，普遍經受著靈魂的孤獨，從逃荒至安居，從饑餓至溫保，艱辛的一生，動蕩和狂噪構成了社會的主體，形成了鄉野的荒漠和蕓蕓人生的悲苦和哀怨。吳振堯找到了解開孤獨這把鑰匙，進入現代人類精神肌理中，對他們存在的理由得出了獨特見地的解密，讓這把長期束縛住人們靈魂之鎖炸開了。在《沃土》《梅香》《東江往事》《東江漁歌》《東江落紅》《東江紅豆》《東江村事》《南風薰》等文本中，吳振堯不避艱險地書寫了神圣信仰與世俗生活、恐怖殺戮與安順度日、固守鄉規與敬畏生命的精神疑難，在歷史暴力與天災人禍中，渺小的人類在彷徨孤苦的境遇中痛苦地掙扎。作家筆下的他們滿腹心事，得不到緩解，追索也得不到最終的答案，于是孤獨便成為永恒的宿命。尤其在東江系列小說里，無處不在而又無休無止的孤獨感籠罩著每一個東江人。人生與神性的激烈撕扯導致了個人的孤獨，家庭的孤獨以及整個民族的孤獨。在此，吳振堯拋開了對神圣信仰和世俗生活慣性的，單向度的認識，貢獻出獨特的思考。吳振堯作品的獨特思考是他大膽而強烈地批判了社會進程中長期不悟的信條、嘲諷根深蒂固的一些社會陋習和行為，從而點燃和拔明人們自信地生存的烈火和希望之光。隨著時間的推移，吳振堯的小說越來越致力于對人性內部世界和社會巨變結構的深入發現和省思，而不再僅僅是對東江河流域人生傳奇故事的線性講述，經由一群具有靈魂深度的人物塑造。吳振堯的東江河流域小說作品描摹出俗世中生命祥態的豐富與人生追索的艱難，展示更加豐潤生態觀照。吳振堯的作品不愿忽視人類的肉身內在局限而直奔彼岸的靈魂家園，而是要在存在的殊缺和倫理的失范中勘探人性的豐厚與駁雜。在《東江往事》中，吳曉鳳、吳曉龍姐弟對慌誕之年的敘寫，探討了人性與生存，生命的靈魂性與非宗教信仰存續的巨大疑難，這一疑難尖銳地擺在了吳氏姐弟面前。最終，在吃人惡行露出端倪的危險情勢之下，他們的阿嬤選擇了對新生命的保護，她為了自己的孫子孫女沉怨東江河。與此相似，《沃土》《桂花飄飄》想要探討的是戰爭與和平，文明與野蠻，民族與國家，個體與人類的宏大主題，這樣的寫作難度可想而知，但這恰是一個作家精神體量與藝術高低的有力明證。吳振堯正在用文字拓展著他的精神疆域，在東江河流域的地理標志上，進一步擴大到了全民民族和全人類的廣袤地域上。他的寫作不僅著眼于一個地域族群，一個民族的遭際，而且包蘊著多元文化在時代歷史中的眾聲喧嘩，從而指出個體，民族與全人類共同面對的精神疑難，由此，他作品的藝術視野陡然開朗，博大而廣袤的精神空間日益顯明。他的小說世界中，對民族心史的勘探始終立足在凡俗的苦難人生中。通過地域族群生活的人們，展示一個有信仰民族的生存細節，揭示出生命的真諦。他的小說逐漸擺脫了過渡的道德審判，而以超然和仁慈看待世間萬物。人何以至此？誰來引領我們？吳振堯為人類的存在發出了曠野的呼喚。《人日》是他書寫一個群體，一起與自然災害和疾病的抗爭，在生命的深淵中永不止息地尋覓萬變并非萬能的答案，期翼打開出一條通往陽光心靈的一個天窗，從而為讀者提供一把能解開人類心靈之鎖的鑰匙。吳振堯的小說，讓我看到了一把有著歷史鉤沉的具有時代維度的智能鑰匙，揭示了人類歷史階段的陣痛和苦難，解開了人類靈魂的心結，是對族群世俗和文明的堅守和叩問。

三、吳振堯的小說創作，還原東江河流域客家族群的過去，見證當下族群社會生活與人文思想變遷，是其踐行地域文學創作的追求和探索。客家族群是華夏先民從中原南遷的代名詞。客家人的生命主題永遠是人類一個神秘的生命主題。當然，也是一個深邃的哲學命題，更是一個文化思想的永恒主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向何處去？”在古老文明土地上，客家人比其他族群更沉重，更具不解之迷。文學解讀不了這個民系。作為客家民系，可以用單數，但“他”已不是個人，同樣“她”也是復數。辯識單數和復數的意義，自然不在這上面。作為這個民系，他的表現在很多的時間與空間中，在某個時代或某個區域里，是以單數的出現，而在另一個時間里與空間里，他卻是以一個寵大的、尤如東江河的沙粒那樣數無窮盡的復數出現。這個民系就這么反復迭換著單數和復數的姿態，在歷史的長河中出現，在這蔚藍色的星球中出現，生息繁衍。二千多年的歷史中，遷徒——永恒的放逐，永恒的躁動、永恒的希望。吳振堯的東江系列小說描寫的就是這個民系遷徒到東江河流域的山川中居，住一而再再而三遷徒的故事，這個民系歷經洗劫，九死一生，從渾沌中走出，走向明天光茫萬丈的太陽。作者立足東江河客家鄉村動蕩、磨難、興旺，全面展示了客家民系的傳奇歷史。避開了關于遷徒史的宏大敘事，把歷史、傳奇放入日常的現實，在時代進程中完成敘述，與那些激烈地表達仇恨與殺戮的作品相比，更有親和力和真實而壯麗的情景。作者像一個沉穩的老漁翁，鉤起客家民系沉積已久的那一幕幕看似平常卻又像一串串亮閃閃的互相關聯的珍珠似的故事。短篇小說如是清脆的鈴鐺的，中篇小說恰似悠揚的蘆笛，長篇小說更象轟動的鼓角，不僅僅是抒發情感，而是引人思考，它是遠遠超于語言之上的真正的“天簌”，展示了客家民系規模宏大的，氣魄非凡交響樂章。作者用文學的形式有意識地把眾多散逸在東江河流域的客家民系文化的殘簡碎片聚合在一起，加以梳理、疊連，并放在巨大的人類歷史的背景下加以創作、哲學地慎思、藝術地臨摩、語言詩化，織成一串璀燦的珠鏈，構筑了原生態的未經世俗污染，最接近生命本真的原始與純粹的藝術腳本，豎起了客家民系東江河流域族群的文學形象。

吳振堯的東江系列小說，保持了東江源頭九連山脈的原生態書寫，質撲本真，令人憾動。創作中保持的那種原始粗簡的狀態，那種來自九連山鄉村的毛茸茸的觸感，那種來自山澗汩汩急喘的清潤氣味，那種來自東江河畔奔騰的悅耳聲浪，是文學的一種深情表達，這種原汁原味的小說，真是特別珍貴，它不矯揉造作，不耍花拳繡腿，撲素平實地講述著它的故事，如出水蓮花般艷麗。作者對于東江河流域客家民系的了解與認識，不是普通的熟悉，而是一種水乳交融，血肉相連的凝合。這主要原于作者是客屬后人，他歷險了系列生存的喜怒哀樂，洞悉了客家民系的社會體系，宗族關系和人文思想的意象。系列小說中的整體氣象，語言風格，民俗民風民情，都非常有特點。作者雖沒有完全用客家土語進行創作，但現代漢語的敘述中字字如地方言，句句似客屬語系，他將土語方言準確地轉化為現代漢語的表達，更有廣泛意義和國際化，又不失地方語音的氣韻。作者如神靈附體般地進入到自己族群的生活，也進入到了他們精神世界，能觸到了他們的靈魂，這使他的作品凝聚了本民系的東江河流域的族群的基因數碼，完好地再現了客家民系東江河流域的生存狀態，抒寫出不同時代里不同地方的屬于這個民系的不同族群的心靈史和生命冊。

客家民系中的愛是廣義的，小說中所表現的東江河流域客家族群的愛，除了愛情、友情還有對自然和生靈之間的情感。吳振堯把這種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之愛寄托起客家民系對待一切的大愛、幻化成對祖先骨干附身遷徒的真愛，對人與自然生靈是動物關系，在極困環境下更為特殊和復雜，作者在這里所表現的是那種極端處境中為了生存而無奈選擇中所透射出的人性：吳振堯寫到去捕殺毀壞農作物的野豬，守獵發現母豬帶著一群小豬時，他就會聯想到女人懷孩子或帶著幼子去逃荒討飯的情景。他不忍心看見母豬被打死，而小豬仔成了一群無娘的孩子，四處逃荒的情景。他覺得“九連山是東江河流域客家人的神山，東江河是流淌著祖先們的熱血，是客家人生衍的神水。”客家人的敬山神、祭河母、拜先祖的儀式，這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及對自然的綣戀和寄托，突顯人與自然那種又親密又矛盾的復雜心理，讓作品注入了客家人的人文精魂。

“客家人的遷徒是一種求生式的逃亡或者說一種無奈的選擇”。獨特的生存方式使客家人身上具有一種非常神秘的色彩，或許遷徒生活的奔波、動蕩而艱辛，讓他們把內心美好的期望寄托在他們想象中的那山那水上。比如對神靈的祭拜，對祖先骨干的護（附）身保佑，他們一路遷徒，一路祭拜神仙，一路隨身的帶著先人骨干，向他們訴求人生平安和收獲希望，待他們安頓或扎寨安居下來，他們還會返回遷徒中的路上尋找沒法帶走而安葬他鄉的尸體之地，完整地將骨干從他鄉帶回居住地再次祭拜，感謝先人賜予的平安和物質。客家族群對如此祭拜和祈求、就像雨后出現的彩虹，是溝通陰陽兩界的一座橋，它讓陰間和陽間相通了，相互可以看得見且摸不著，美麗、真實又虛構，安撫痛苦，傳送幸福，讓祖先安息，后人心靈籍慰。

吳振堯不據于白描一種寫作方式，采用多種文學寫作方式且寫實的手法創作小說，敘事從容大氣，仿佛是遙遠北方的滾滾風沙的推動，狂暴而激烈，仿佛如嶺南那山脈的溫馨堅實而圓潤的歌詠。隨著族群的一次一次遷徒，一次一次的建設家園。東江河流域客家族群的群體眾生像便一一從小說的故事里脫穎而出。作者就像一個空中攝影師，從不同的視角和層面記述他們遷徒中和居住后發生的種種傳奇：農耕、捕魚、伐木、守獵、婚姻愛情，抗擊外族驅趕，一代一代的艱辛勞作、不斷奮斗、最終走進了安居、樂業的新生活和民主、開放的新時代。

吳振堯東江河流域的系列小說、雖然是典型的男性敘事，硬朗中也偶爾充滿柔情。書中塑造許多極為出色的客家女性文學形象。如《東江往事》中的阿嬤；《東江落紅》張素芳；中篇《梅香》吳梅香；《桂花飄飄》吳桂花；《南風薰》莊惠敏、張曉蘭。《東江往事》中的“阿嬤”作為一個“地主婆”支撐著一個家，兒子在西域某密秘地方搞科研，長期無法回故鄉團圓。兒媳和孫子孫女從省城被“趕回”山村“落戶”，在宗族矛盾復雜、政局動蕩的年代，頭頂“地方婆”帽子的阿嬤成了這個家的頂梁柱，生活上的負擔，政治上的壓力，讓這個家庭成了山村的斗爭焦點，兒媳從大城市到鄉村，鄉村基層干部對她的軟硬欺壓和拉攏，都將矛頭指向對“阿嬤”的打擊。在復雜的而殘酷的政治實現中，她背負個人的苦難和憂傷，當家人受到歧視的時候，她奮勇站在面前保護家人，維護了基本的尊嚴。對他人欺壓打擊兒媳時，她又不顧一切暗中機智地保護兒媳和孫子孫女的生命安全。作者把內心深處最柔美的感情及對女性（母愛）的美好愿望亳無保留地傾注在阿嬤的身上，使她在書中的形象特別光彩奪目。再如《南風薰》的莊惠敏，作為一個新時代女性的文學形象，她內心不惜女人的一切向往和追求，但又因現實生活和職業讓她在情感的渴望中出現扭曲的行為。她為真愛愿意付出一切，卻換來初戀的絕望，最后連自己個人幸福也被“事業”綁架了，第一次婚姻的失敗，讓她個人意志堅強了，工作事業有成了，但家庭婚姻破碎后，在情與愛上，又心甘情愿地牲犧了。作者在書中這樣描敘莊惠敏的情感：“她為了愛，失去了愛，又為了追求失去的情感而膽怯。”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始終把自己隱在幕后，把舞臺交給小說里的人物，表達他們的歡樂與悲傷，那種無我之境的隨意，物我兩忘的老莊思想，充滿禪意的象征和隱喻時時彌漫在字里行間。東江河流域系列小說關于客家族群獨特風俗的描寫，比如：土葬、遷葬、隨身骨干以及早期客家族群遷徒中的記事石刻，樹名路標，山地的埋記，河流的岸榜，除了故事和情節的需要，還極有歷史、人文、民俗學等族群精魂的重要價值。吳振堯的創作對客家族群的山歌、俚語及漢劇歌賦都有適度的運用和書寫。山歌的對唱是客家民系遷移途中怡情消閑的唱譜、口語代代傳誦，具有明顯的族群文化特征和文化符號，書中描寫得真實真情、充滿原生態氣韻。

四、吳振堯的小說創作，有著扎實的生活底蘊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是其形成和構建東江河流域文學陣地的創作基石。作者用大量的細節把人物和故事填充得豐滿而動人，也讓小說讀起來的別具畫面感，非常精彩。《東江落紅》中的吳衛星、吳躍進兄弟；《東江村事》中的吳樹青、吳東花；《梅香》中的吳亞牛等青少年人物，個性鮮明，生物活潑，極具個性和付出特征，特別是《東江往事》中的吳曉鳳、吳曉龍姐弟倆更為傳神。小說中的細節描寫可以分兩種：一種是描述事物情景的細節，比如《梅香》中吳亞牛與堂叔下河捉鱉遭遇大雨，引發東江河水急漲，河叉被淹：再如堂叔手指被鱉魚咬住不放，最后用刀砍斷鱉頭的細節。寫得驚心動魂，《東江往事》中吳曉龍，春天時去稻田里學呼蛙時，青蛙聽到“同伴”的呼聲，一應一跳地來到呼蛙人的身旁，發現“上當”時急忙逃離的情節。另一種是人物心理描寫，這又可分為兩點：一點是人物普遍情感的描寫，系列小說中寫到很多孩子，重點描寫，形象鮮明的共有十多個，有的是城里來的孩子，有的是部隊駐地的孩子，有的是內地國家重點水庫移民安居的農村新客家，有的是原駐地深山出來的“野孩子”，還有的是逃荒投親安居的頑童。這些孩子的情感起伏，細微的心理活動都分別寫得細致到位，個性分明，讓人感同身受。這些心理描寫讓孩子們的性格清晰，連周遭環境對孩子們的性格的影響和塑造也分析得很透徹。這些細節拉近了讀者與小說人物的心理距離，另一點心理描寫可以說是這些作品的一個獨特意義所在，那就是對藝術和客家族群文化的根和魂在孩子心中的精妙解讀。作者在東江河流域生活、學習，從幼少年，青年到后來從軍十多年后，再度返回這一地區生活，這些人生經歷，讓吳振堯深刻的體會和感悟都溶在了這些小說的細節描寫中。比如《東江往事》中吳曉鳳，吳曉龍姐弟回鄉后的耕種勞作，校園學習，鄉村嬉戲，頑童互歐，粗言吵鬧：《梅香》中的吳亞牛，下河捕魚，上山挖草藥、掏鳥窩，放火煙熏蛇洞，用鐵鉤引黃鱔。學習模仿大人耙田、插秧，再如《東江落紅》中吳躍進、吳衛星伐木燒炭、制魚騰藥水毒塘魚，呼蛙捕蛙，學鳥鳴掏鳥窩，織網捕狗、用花生米鉤公雞，這些鄉村常有的描寫，活靈活現，讓讀者過目難忘，愛不擇手閱讀下去。吳曉龍的一次到墟上買柑蔗的經歷，讓人大開眼界，吳曉龍為了用一角錢買到更長的一段柑庶，打賭用刀切方式來計斤兩，一刀下去劈歪了，一角錢只得不足十公分長的柑庶，再次用一角以刀劈論計斤兩時，吳曉龍吸取前次教訓，選準反弓形下刀，瞄準后狠力劈下去，一刀下去更長，足足劈開了三、四尺長，有好幾斤重，賣庶老頭賴帳不算要論稱賣。這些細節的描寫，耐人尋味。還有吳曉龍與“班霸”打架時，雙方的心理描寫，都寫得入心入理。吳曉龍深知自己個子少，打不過比自己大幾歲，又高年級的“爛仔王”班霸。但吳曉龍不畏懼，突然想起喊山震虎的故事，大喊老師來了，同時對準對方狠狠地猛打幾拳，讓對方措手不及而摔倒在地。作者把智慧計謀用在一個小學生身上，用得合情合理，讓人著迷、信服，在這些作品中除了對小孩子的描寫，而對成年的刻畫也十分到位：如吳大興對張素芳、吳水旺與賴碧娟、蘇利芳的愛情表白和愛情故事，讓讀者從中深悟到人間真情在社會動蕩艱辛生活中情感糾結和情意纏綿所產生的悲憫情懷：再如長輩對后輩關愛的描寫，也讓人刻骨銘心，親切動容。還有戰爭時期愛情是最讓人難于預料的，吳振堯在《桂花飄飄》中用素描畫一樣的筆墨，完完整整，活靈活現地為我們描寫出吳桂花與趙軍連長的不尋常的戰場絕戀的愛情故事。

吳振堯的小說積極向上、勇往直前的人生觀、價值觀，在今天的小說敘寫中顯得格外明亮。吳振堯的東江系列小說作品較為成功地體現了這一點，特別是《東江往事》《東江村事》《東江落紅》《南風薰》《桂花飄飄》《萍水相逢》《人日》等長篇小說，更為明確地展示了不回避苦難，而是從苦難挫折中奮力向上，這是共識。但如何寫苦難，是個難題。這小說直面各個不同社會時期，選取了其中一部分環境特殊的人物為主要表現對象，重點不在于表現他們的苦難，而在于他們對于苦難挫折的態度。吳振堯的小說創作對于情感的把握非常克制，一些地方點到即止，不讓不良情緒掉入放縱的泥潭，對于自立自強，寬容理解，悲憫情懷等積極情緒的書寫也不過重渲染。這種有節制的情感表達，為自己的小說創作營造了一個還原生活本來面目的本真狀態，既溫暖又可信，既有恨又有愛。這種明亮的精神狀態，也是我們小說創作應追求的，文學收藏黑暗也析放光明，追尋光明的作品才能代表希望的未來。小說中表達的對光明的追尋，為人們提供了精神力量。

吳振堯的東江系列小說，在藝術上還有值得打磨的地方，相對《人日》《東江漁歌》《桂花飄飄》《萍水相逢》《東江往事》《東江村事》《東江廊橋》，而《東江落紅》給人一種匆忙的感覺，敘事速度過快、時間跨度太大。這部40多萬字的小說，前后近百年歷史跨度，內容容量卻很大，導致小說的敘事速度非常快，而且感覺越到后面越快，速度快的好處是可以快速勾勒出時代的變遷和人物命運的浮沉。但是，這種粗線條的快速的勾勒，所帶來的可能是人物面目和時代事件的模糊，讓人覺得很多人物和場景沒有寫透，匆匆一筆帶過。吳振堯的東江流域系列小說創作，地域文化層面上的挖掘還可以更加深入，不僅要寫出社會蕓蕓眾生及社會動蕩、變革對于個人的外部命運的改變，同時也要寫出人面對紛繁社會所產生的人性深處的異化，這種異化的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東西，都可以寫。

綜觀之，吳振堯的東江系列小說創作，是他們自己心靈的敘寫，為踐行和構建東江河流域文學的基石注入了不可磨滅的情懷，筑起了東江河流域小說創作的高地，鐫刻了永恒的客家族群的文學標記。

作者：文學博士、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