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本名田永，湖南鳳凰人，1976年生。1999年開始寫作，迄今已在《收獲》、《人民文學》、《花城》、《鐘山》、《芙蓉》、《作家》等雜志發表小說七十余篇，計兩百萬字。其中包括長篇小說四部，中篇小說二十部。作品多次入選各種選刊、年選和排行榜。結集出版作品十余種。曾獲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華語青年作家獎、郁達夫小說獎、茅盾文學新人獎、聯合文學新人獎等文學獎項十余次。現供職于廣西大學君武文化研究院。

虛耗

田　耳

成桐三十七歲，離異五年，這讓他更有理由宅在家里。最近一年，他注冊了幾家婚戀網，找人聊天。他算是老實人，尤其不敢不聽成東方的話。成東方說，你碰到這種事，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找一個，最好再生一個。成東方的口氣，仿佛他很有經驗，事實上他與成桐的母親羅亞茹一塊過了三十九年，婚姻鋼水澆鑄一般，沒任何裂隙，直到去年羅亞茹因病去世。

按成東方的指示，離婚后，成桐經朋友介紹，有過幾回，覺得不理想，錢都白掏。每次見面，雙方有人陪，一桌上千塊，不到這數，對方還怪你不誠心。他不可能次次以這種方式表誠心，雖然一個人，日子還是要劃算著過。

一年前，他注冊婚戀網，固然跟小廣告閃屏有關，也得益于同事小蒙以身作則的推介。上班時間，他手一抖就注冊了。注冊信息，身高體重，興趣愛好，性格特征，都照實說。照片也是手機隨拍，網站里一掛，條件很一般。比如說身高，他填168，而美女基準要求是172，170是三等殘廢線，要過線。比如說收入，雖然有不菲的外快，他按工資表填，每月扣完到賬四千多，他勾“四千及四千以下”，起步檔。能接受這種窮鬼的，一般年紀都比他大，照片上黃臉黑斑赫然醒目，看不出是急著結婚還是下定決心獨自終老此生。成桐發現自己也是對年輕一點的，照片拍成美女的感興趣，人同此心嘛。美女一般不理他，偶爾回他信息或者主動@他，都問同一個問題：你說你的寵物是老鼠，是什么鼠？是倉鼠荷蘭豬還是龍貓？他回答，是家鼠。又問家鼠怎么當寵物？你能馴服它們，捧在手上捋毛嗎？還是老鼠能給你搖尾巴？他說，就是養在家里，一般見不著，但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對方就覺高深，說你這是拐著彎講你的婚姻觀嗎？他說我講的只是事實。也有人問，為什么會養家鼠？他老實回答，因為我父親最喜歡打老鼠，我看不過去，就喜歡養它們。對方如果有興趣，問到他和父親的關系，他也承認，關系不好，雖然表現上看不出來。他又說，我們小的時候，父親往往脾氣不好，兇巴巴的，不是打就是罵。那時候，哪個父親溫文爾雅，對小孩不打不罵，出門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對方也有明白人，說你這是童年陰影，你覺得自己就是一只老鼠，對吧？他忽然有些感動，忽然想約對方見面。但對方拒絕。

成桐在婚戀網上混一年，自認為是老油條，喜歡網站內或者換微信聊一聊，不見面。不肯見面，也得益于小蒙的教誨。小蒙自曝在婚戀網上談了一百多個，經常吃飯，網友請客，她專找貴的點，雖然一直沒談成，身價卻一路上揚。小蒙頻繁地化妝，外出吃飯，一次次打消成桐找人見面的沖動。就這么網上聊著最好，每個聊他三五天，或者十天半個月，對方看出來這家伙只是想找人聊天，感覺沒意思，他也不留。人和人聊天，都是起初一段好，“人生若只如初見”，這道理，成桐在不斷領悟。而那一頭，成東方偶爾打來電話，或者用微信語音聊天，問他是不是在找，他可以負責任地回答，一直在找，沒敢疏忽。

偶爾，成桐也想，自己分明不是很想談，這又何必？這時候腦際會回旋一首古老的歌曲，劉德華的嗓音縱有點敗興，歌詞倒把他的心思寫得絲絲入扣：不喜歡孤獨，卻又害怕兩個人相處……解決的辦法，自然是以戀愛之名，網上約聊。他還喜歡看網上的視頻相親，看別人秀約會。有人說看《舌尖上的中國》是讓別人替自己吃，看島國動作片是讓別人替自己做愛，成桐順著這思路想，看視頻相親，其實就是讓別人替自己尷尬。

成東方打電話說，我這幾天就過來，你幫我訂票。成桐沒有理由不讓成東方過來，他只有這么一個父親，父親也就他這么一個兒子，現在父親身體還不錯，以后哪天身體不行，他有義務每天侍應著。但在這之前，他愿意父親一直待在老家，彼此獨自生活。父親本也不想過來，韋城人生地不熟，老家佴城到處都是熟人，年紀大了，說話串門，跳廣場舞也一塊兒去占地方。但年紀大了怕冷，成東方和羅亞茹以前冬天來過，說是看同學朋友，在成桐家里小住一陣。那些同學朋友每年冬天都往南邊走，清明以后又返老家，被人命名為“候鳥人”。佴城不南不北，冬天沒有暖氣，取暖還靠烤電爐，或者生地壙火，火烤身前暖，風吹背后寒。如果大前年兩老沒有過來，不體驗這邊的暖冬，再冷的冬天也只好在家里硬挺；現在有了比較，冬天要當候鳥人。前兩年也說要過來，羅亞茹身體忽然出問題，躺床上動不了。成東方跟成桐說，要是那年早點過來，在你這里過冬，你媽說不定多挺幾年。羅亞茹是去年冬天最冷的時候去的。佴城的冬天，死人的頻率可以參看溫度表，到了零度左右，就開始陸續接收親戚朋友亡故的消息；氣溫再掉幾度，送出去的賻儀起碼花掉一兩月工資。

成東方馬上要來，成桐首先想到的是屋里那些老鼠，那些看不見的寵物。那些看不見，卻陪他度日的老鼠，讓他忽然想到一個詞，“虛耗”。有些詞，與當下的境遇一碰撞，忽然就生動起來。但成東方看得見也找得見老鼠，他的拿手戲就是滅鼠。成桐不可能跟父親說，那些都是我養的寵物。他奔四十，成東方六十五，按說也到了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分上，但成桐的童年記憶牢固異常，看著成東方的背影，還時不時打哆嗦。成東方呢，似乎也沒意識到兒子都快人到中年，老掛在嘴角的話，是“我現在講話你不聽是吧”。于是成桐馬上擺出洗耳恭聽狀。他發現這是一種慣性。

老鼠是在附近大圩公園弄來的。大圩是個野公園，據說十年之前是夾江兩岸的荒地，隨城市攤開，那一帶因陋就簡修建步道和觀景臺，算是公園。水體黑臭，老遠聞得見，少有人去。老鼠橫行，個個膘肥體大，在步道上倏忽往來，有的還胖得邊走邊打滾，憨態可憎。有一天成桐盯上一只打滾的老鼠，跟著它，往沒了腳踝的草叢里鉆。老鼠慌了手腳，連滾帶爬還是甩不開人，倒把老巢暴露出來。成桐順洞口往里撬，撬了一尺半深，現出一窩小鼠，七只，粉嫩得像剛剝好的芋頭。前幾年，他看見有人在大圩公園挖鼠仔，一端一窩，拿去夜市弄成一道口味菜“三叫”。現在不讓賣，老鼠便又橫著走。沒有買賣沒有殺戮！成桐把七只小鼠一只只裝進塑料袋，母鼠在不遠的地方豎直身子發呆。成桐心里還說，反正你能生，因為你們太能生，所以這個地球，人類滅亡以后，終究是你們的天下！

帶回家后，他把小鼠放在一只盒子里，餅干捏粉，吃不吃是它們的事。后來死了四只，一個月后，活下來的三只有兩指頭粗，懂得躲藏，隨處一鉆，平日里就難得看見。成桐把食物放在固定的地方。水用不著放，它們自己總能找到，簡直是最好養活的寵物。半年后，半夜里醒來，他聽到細響以及蠕動，知道那幾只活過來的家伙，近親結婚，又在繁殖下一代。他住的房間較大，能藏小鼠的地方，他心里有數，很快扒出來，又是七只。他覺得應該有個總量控制，把七只小鼠一字排開，用毛筆刷它們的脊背，就像給燒烤刷鹵料。鼠仔腳軟，爬行主要靠肚皮，像鼻涕蟲，地上有明顯的跡線。他把排名靠后的四只帶出房間，開車帶去大圩公園放生。往后，他的樂趣在于定期舉行這樣的求生比賽，為總量控制，限額日趨緊張，每一窩只保留一只。

成桐獨居五年，沒找女友，大多數時候都忘了自己胯下之物具有雙重功能。他覺得這也沒什么不好，不記得是誰說，男人去除性欲困擾，就去除絕大多數痛苦。他逐漸領悟這一點，而以前婚姻生活有一種虛幻，他幾乎想不起前妻菁薇的臉孔，只有女兒小沅會在即將入夢時陡然清晰。偶爾得見小沅本人，卻發現和記憶里有了巨大變化。偶爾他會做起咸濕的夢，女人面目模糊，他在噴發時候醒來，聽見老鼠們弄出密密麻麻的聲音。他住的小區極其靜謐，已是不成文的規定，哪家要放音樂跳舞，兩口子想吵吵架，舍長們管閑事的就去敲門，有幾個愛報警的，哪家不聽勸還要吵鬧，110當面撥響。夜晚過于寂靜，咸濕的夢多來幾次，他認定是老鼠鬧的響動引發的。他其實享受夢遺，在夢里被勾引，被挑逗，自己仿佛也毫不手軟，醒來卻還保持清白，換條褲衩就清理了現場。而在心里，生發出一種荒遠寂寥卻又澄澈的情緒。

成桐不知道父親到來以后，這些家伙還能活多久。他還記得成東方當年怎么對待老鼠，滅鼠簡直是父親最大的人生樂趣。在佴城老家，他家自建房，建在山腰，占地四分，多出來的地方辟成菜園。屋后面是一片矮樹林，不大，卻見幽深，能保證每年都有蛇蟲活物往屋里爬。山上老鼠多，一旦進到他家屋內，就會引發成東方的一場狂歡。每一間房，都是給老鼠準備好的屠場，每一間屠場，采用的行刑方式各不一樣，老鼠鉆進哪一間，就已給自己選定一款死法。

“呃，老鼠進屋了！”

成東方短促地一吼，臉上血色翻涌，叫成桐打下手，滅鼠行動開始。成桐不敢拒絕，父子倆配合默契：把一間房所有的縫隙堵死，不讓老鼠溜走，堵死以后，成東方就叫成桐一旁掠戰。他自己，還要抽支煙壓壓時間，調節心情和狀態。如果老鼠鉆進樓下堂屋或是兩邊側房，成東方便用一根細竹竿逼老鼠沿墻根跑動，然后啪地一腳踩死。下腳的位置，早已選定，成東方就喜歡那帶了準星的一腳，講究分寸，踩出“吧唧”的響，踩死不踩破，不能讓血污熏臭房間。如果是在廚房，成東方布好一個陷阱：灶臺缺一角，露出水泥磚中空的窟窿。老鼠沿墻角上灶臺，叭地往水泥磚窟窿里面掉。窟窿由三塊水泥磚壘成，兩尺多高。成東方還要求穩，找東西堵住窟窿眼，然后優哉游哉燒開一壺滾水。成東方撩開窟窿眼，滾水往里面一澆，馬上“唧”的一聲慘叫。成東方臉上的紋路最大幅度抻平，甚至哈哈一笑，馬上又澆第二道水，又是“唧”的一聲。老鼠總是挨不過三叫。死鼠弄走，灶臺上照樣切菜。偶爾，老鼠上到二樓，如果鉆進左側房，那就省事，整個房間就是為老鼠準備的，任何家具什物都不往里擺，故意放空。門一關，成東方操起彈弓，以黃豆作彈，繃緊了射出去，黃豆彈在墻皮上，砰砰響，墻面全是麻子坑。二十分鐘，半個小時，成東方靶子瞎，但耐性好，黃豆管夠。老鼠在房間里亂竄，慢慢想明白，橫豎是個死，索性直接往槍口上撞，早死早托生。

又一次，成東方不知從哪看來滅鼠絕招：把一粒蓖麻籽縫進老鼠的屁股，再放它回巢。開始幾天沒響動，不用急，三四天后，這只老鼠只吃不拉，準保憋瘋，在鼠窩里見誰咬誰，六親不認。成東方捉到一只母鼠，又是圖釘釘上板，打算無師自通實施一次外科手術。羅亞茹剛好回家撞見，問他這是要搞什么。平時成東方折騰老鼠，羅亞茹聽著心煩，倒也不多管。今天聽他這么一擺，羅亞茹臉色立變，她說，直接弄死算了，不要搞得這么變態好不好？要不然，三更半夜，老鼠發了瘋到處竄，你讓不讓我好好睡？一物降一物，成東方必須看著羅亞茹臉色過日子，不敢繼續手術，把老鼠裝進鞋盒子。羅亞茹看穿他的心思，主動一腳照盒子里踩，又是一聲尖厲的慘叫，兩口子腿法都一樣。

成東方還有幾天就到，成桐心里想到兩件事，一是馬上買一管管狀牙膏備著。

他屋子里只有日產的洗牙劑，像沐浴乳一樣摁著噴嘴擠出來。成東方適應不了，前次來時用這刷牙，老覺得是沐浴乳的味道，認為成桐肯定搞錯了。其實這與成東方當年獨創的一款行刑方式有關。那年，羅亞茹所在的百貨公司年底發勞保，滯銷的“全家福”牙膏發整一箱。眼看著橫豎用不完，成東方馬上想到新玩法。又一只老鼠跑進堂屋，成東方耐住性子捉活的，用圖釘把老鼠釘在地板上，電話里叫來兩個酒友看表演。酒友來后，成東方擰開一管新牙膏，管口插進老鼠嘴，說你們看好嘍！“吧唧”一腳，并不踩在老鼠身上，而是以抽射的腳法，把凈重125克的牙膏一抹，牙膏皮癟下去，整管牙膏灌進老鼠肚皮，像是一胎懷有二十只鼠仔。朋友嗆笑，忽然想起來成東方以前參加過校足球隊，司職前鋒，極為勇猛，動作卻不甚靈活，不懂得自我保護，腿骨斷了兩回，接好后，自己還想上場，教練叫他滾。圖釘一撤，那只老鼠腆著肚皮翻不得身，哼唧了一個多小時才死。成桐一直記住當天的畫面，記住那只老鼠仰面朝天四肢抽搐慢慢死硬的模樣。高中走讀以后，成桐省下一周的飯費，從廣州郵購洗牙劑。寢室同學就此夸他，唯有刷牙這事，成桐竟是個講究人。

二是怎么處理屋里的寵物，一大堆“虛耗”。

它們畢竟不像貓狗，可放進寵物店寄養。現在趕它們出屋，也不容易。成桐住的是單位集資房，三室兩廳一廚兩衛，老鼠在這樣的空間，有足夠它們閃轉騰挪的余地。更重要的是，成桐對老鼠下不了狠手。事實上，當年成東方滅鼠取樂的時候，他被迫在一旁掠陣，心中反復想起一個成語：殺雞儆猴。

成桐五歲以前，成東方在另一個縣上班。成桐兩歲，高燒過一回，外婆不當回事，隨便找幾顆藥丸灌下去，拖到四十度以上。羅亞茹見情況不對，帶去縣醫院吊幾天針，燒退下來。成東方不知道這事，那幾年偶爾回佴城，家里待幾天又匆匆趕去廣林縣，沒把兒子細看。等他調回佴城，每天守著老婆兒子，半個月以后發現情況不對。他跟羅亞茹說，桐桐怎么了？羅亞茹說，怎么怎么了？成東方說，看上去有點呆。羅亞茹說，你才有點呆。成東方說，不對的，以前不是這樣。你看他手腳，走路拿東西都有點不靈活。羅亞茹呸了一聲，說成東方，你是怪我把孩子帶壞了？成東方不吱聲，繼續觀察，越看越不對勁。成東方老說，自己以前因為成分問題，考上大學不能讀，現在指望著成桐考上好的大學。現在還沒上小學，這孩子走路都不穩，表情呆滯，成東方一顆心懸了起來，擔心別說考大學，怕是讀小學就變成班上的墊底料。

此后，成東方每天盯緊成桐，倒不逼著他提前學習，而是先糾他的姿勢步態，這些都是明面上，一眼可見的問題。成東方先糾成桐走路，地上畫條線要他走一字，每一步都踩在線上，肩膀不能歪。成桐練半年，每一步能踩線。再往下，吃飯時，成東方就盯他拿筷子的動作，怎么看都別扭。成桐縱是能把夾挾到碗里，遞進嘴里，成東方并不滿意。他說，姿勢不對，你的手握成拳了，這不是夾菜，你是在撬糞！成東方示范了怎么拿筷子，成桐越拿越不對勁，成東方一耳光抽了過來，說你拿筷子都拿不穩，以后怎么拿筆寫字，怎么考大學？抽了耳光，還不給哭，一哭繼續抽，抽到不哭為止。成桐曉得把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右手越發不聽使喚，每樣菜都滑溜溜，好不容易夾到嘴邊，囫圇一吞，背心泛起冷汗。每一頓飯，都在成東方嚴密監視下嚼完每一口，耗費兩小時，甚至更久。成東方付出巨大耐心，得來的卻是無邊的絕望，覺得兒子的蠢笨在不斷惡化。練了一年，成桐右手仍拿不穩，成東方試圖從頭開始教，讓兒子換一只手。羅亞茹不干，說左撇是天生的毛病，人人嫌煩，哪有把兒子故意訓成左撇的？

成東方想讓羅亞茹再生一個，枕頭風這么吹。羅亞茹身體本來不好，生成桐時又碰上難產，內體進一步受損，沒法再生。成東方一邊打商量，一邊手腳還不停，結果適得其反，羅亞茹直接讓他躺地板上。成東方沒辦法，將成桐繼續盯緊，期盼兒子在自己眼皮底下好轉過來。成桐慢慢也熬出來了，任成東方在一旁如何咆哮，一頓三碗飯下肚，吃飽再說。成東方罵得多了，偶爾也禁不住跟人夸起兒子。他說，我這兒子，是有點不靈活，還好皮實，不管怎么罵他，他一邊聽罵一邊要吃三碗飯。

終于讀了小學，成桐學習成績不差，第一學期拿第二，此后就一直拿第一。成東方稍微放寬心，看出那場高燒可能燒壞了成桐體內一些筋骨，動作不靈便，還好沒燒到大腦。成桐自知他讀書做習題，就像吃飯時夾菜，要一筷一筷夾穩放進嘴里；哪一題稍有不懂，便像是夾了豆皮粉條，滑溜溜，背心馬上冒汗。初中以后，學科增多，成桐弄不懂的題目也越來越多，那種緊張感貼皮貼肉，如疽附骨，捏筆答題，手心攥出一把一把冷汗。成績雖有所下降，但在班級仍名列前茅。他高中考上地區中學，住校，和成東方拉開距離，成績反倒有所上升。讀大學就出了省，考到韋城一所大學，畢業分配留在這里。成東方認為在自己一手調教下，這兒子還算成才。成桐進了單位，距老家佴城足有850公里，首先想到一個字眼，就是“安全”。

成東方說到就到。那天傍晚到了家里，成桐炒了幾個菜擺桌上，叫父親喝酒。電視開著，新聞頻道，成東方關心國家大事。這餐飯開吃以后，成東方耳朵一直聳起來，拽過遙控器把電視關了靜音。稍一會，他就聽出來：你這房子十一層，怎么還有老鼠？別作聲，我來數，一只……兩只……三只，我的天，你怎么搞的？成桐說，可能是老鼠鉆進電梯上來的。成東方說，真是精靈鼠小弟，會鉆電梯。這么多老鼠在你屋子里，怎么住得安生？成桐說，打過幾只，越打越有。成東方冷哼一聲：廢物！

成東方飯都懶得吃，急著動手，成桐趕緊阻攔，說現在是吃飯時間，小區有規定，不能鬧響動。成東方說，那要到什么時候？成桐說，要到明天上班時間。成東方說，留這些雜毛多活一晚。

第二天成桐一早往辦公室去，成東方留在家里，成桐單位集資的這三室兩廳一廚兩衛，馬上就變成他殺敵的好戰場。

成桐在母校附屬的一家研究院上班，研究縣域經濟，主要是搞培訓。這天沒輪著上講座，待在辦公室漫無邊際發呆。他記得自己小時候，同學朋友的父親都特別兇，接說成東方不算狠的，主要是動口而不是動手。同學里挨打的很多，比如說蔣平凡，他喜歡把褲腿擼起來，讓大家看上面幾道條形的烙印，那是他爸把火鉗燒紅燙上去的。“我爸是國民黨！”蔣平凡說起來還有點得意。成東方每天揪著成桐罵好幾回，罵完了還安慰他，看，我只是罵你，并沒有打你。他希望兒子挨了罵以后，還要有感恩戴德之心。于是成桐把父輩劃分為兩類，動口的，動手的。成東方偶爾動手，跟蔣平凡父親國民黨的作風一比，那就算和風細雨。但成東方的暴力，恰就在這種引而不發，每一次打老鼠，都讓成桐提心吊膽。他知道，父親只是尚未動手，一旦動起手來，也是手毒的角色。

有一次，成桐在雜物間扒出一窩鼠仔，趕緊用棉帽揣起，爬到自家頂棚。頂棚是用刨花板苫蓋，不受力，成東方不敢爬上去。這時，成桐把鼠仔放在頂棚，按說安全，但他忽略了，成東方還喂養著幾只鴿子。他養鴿子是為了吃，鴿舍在瓦檐的人字跨底下。天黑以后，成東方架著木梯摸一只鴿子，拔光毛剁丁爆香，最好的下酒菜。鴿子左一只右一只地被成東方干掉，它們卻習焉不察似的，照樣在那生息繁衍，數量穩定，成東方可以源源不斷地下酒。

鴿子可以鉆過一個軋花水泥格進到頂棚。成桐揣著捏碎的餅干，再次爬到頂棚看那一窩鼠仔，見一窩鼠仔全都死掉了，身上滿是細小的啄痕。他有點想不明白，鴿子不是又叫和平鴿嘛，它們怎能這樣干呢？一想，鴿子知道自己被人叫成和平鴿嗎？它們只不過是成東方的下酒菜。

成東方又想吃鴿子，這回成桐主動請纓，代勞。天黑后他爬近鴿舍，手往里掏，成東方還在下面指揮，要摸一摸，挑一只肥的。他就挑一只肥的，怎么弄死，也早有經驗，把鴿子腦袋一圈一圈地擰，一般來說擰兩圈，720度，鴿子不一會就斷氣。他擰了三圈，也就是1080度，指頭分明感受到鴿脖子一節節細骨頭次第散開。成東方說，擰多了喲，要是被你擰斷，漏了血，還不好扯毛。事后成東方又有新的角度跟人夸兒子：誰講我家成桐膽小？他下手蠻狠的。

這天挨到下班，成桐進門見成東方穿著短袖，晃著光膀坐著，知道上午動靜不小。成東方往垃圾簍一指，說弄死了三只。我梳理了一下，你這房間有十一只老鼠。怎么搞的，你要是不潑飯菜到地上，用不了幾天它們自己也逃荒往外跑。成桐就想到他這么問，說肯定有地方自由出入，它們出去吃了東西，又再爬回來。成東方冷哼一聲，說老鼠到外面找吃的，跑回你屋子住，為的什么？祖墳埋在這里？成桐懶得答，把死鼠扔進樓下垃圾桶，回家擺好菜盤，把酒斟上。成東方說，也好，我不急著一下子弄完，慢慢消遣這些小雜毛。你自己也倒一點！成桐說我下午還要上班。成東方說，我還不知道？你們一人一間辦公室，只要不上課，關起門在里面睡都行。成桐說那就陪你搞一杯。成東方又擺一副碗筷，多倒一杯酒。成桐說，今天是我媽生日還是忌日？成東方換了沉濁的聲音，一字一頓：歷史上的今天，我認識你媽。

成桐便又想起前年春節，按離婚協議所寫，小沅應該跟他過。兩老也盼著孫女，都有一整年沒見到。但視頻里面，小沅表示不想過來，問她理由，她說不為什么，爸爸，我怕你！成桐就很奇怪，自己從沒打罵她，怎么有這樣的結果？剛離的時候，小沅跟著她媽回朗山，隔三岔五主動視頻過來，告訴他，爸爸，我想你。那時候小沅三歲，說到想念，眼是濕的。成桐在這頭強自忍著，他想我是個父親。視頻結束，眼淚迸出來。一晃幾年過去，一年只見幾面，父女感情不覺間就淡了。他主動找小沅視頻，小沅在另一邊敷衍幾下，只想早早結束。他還問，小沅，怎么不想跟爸爸說話？小沅說，不知道跟你說些什么。有一次他調整狀態，拿出耐心，沖小沅說，你想說什么，我就陪你說什么。小沅問他，你知道我最喜歡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我現在養了幾只蠶寶寶？她還告訴他，我媽都知道。

羅亞茹說，我跟你去接小沅。她小時候我帶得多，她貼我比貼你緊。成桐一想，倒也沒有更好的辦法。羅亞茹見車暈，吃了暈車藥，坐兩百多公里，嘔吐了幾回。見到小沅時，她裝得什么事都沒有。小沅見到奶奶，神情果然不一樣，主動湊過來，只跟羅亞茹說話。小沅本已答應跟他倆回佴城，中午吃了一頓飯，又改變了主意。她說，奶奶，我已經看見你了，也不想看見別的人，我還是想在這邊過年。我的好朋友都在這邊，過年那幾天我答應要跟她們在一起。

小沅說得很堅決。菁薇早就告訴成桐，她是極有主見的孩子。成桐不那么認為，小沅還不到有主見的時候，她還不到七歲。菁薇說，你看，又來了。

羅亞茹是帶著任務來的，認定把小沅帶回家是她的責任，邊勸邊咳了起來。成桐不得不說，媽，不要勸了。小沅一愣。把小沅送回她母親那邊，成桐又帶著母親返回。叮地一響，菁薇還發來一條信息：你看，離了婚，你畢竟沒有以前那樣固執了。

回去又是兩百多公里，成桐擔心母親受不住。她默默坐在后排，他知道，母親眼窩子淺，在流淚，不過，一旦流淚，暈車的情況似乎有所減輕。羅亞茹忽然說，你不要怪她，她現在的態度，只是她媽的態度。她畢竟是你女兒，長大以后她會明白……這樣的話，成桐聽得不新鮮，朋友、同學、單位同事……三十歲以上的婦女，知道他情況的，勸慰的話幾乎都一個腔調。他跟母親說，我不怪任何人，是自己的原因。羅亞茹說，你只是沒有陪伴她，這不是你能說了算的。成桐說，我從小就怕見父親，現在小沅怕我，應該是一種遺傳。話說出口，成桐有些后悔，但一想事實就是這樣。五歲以前，成東方在外地上班，生活中只有母親沒有父親，成桐記憶中那段童年還是充滿幸福。成東方來了以后，他的幸福戛然而止，永遠有一雙眼睛將自己盯緊，在自身每一處缺陷放大，永遠有一張嘴喋喋不休。他那時就知道，父親都看不上自己。后來結了婚，菁薇愛說的一句話是：你根本不相信別人會對你好。他知道，這過于準確，所以他從不承認。

羅亞茹安靜許久，忽然又說，我知道以前你爸對你兇，但那都是對你好……說到這里，聲音一啞，成桐不用看后視鏡，早已熟悉母親流淚的樣子。父親的責罵母親的哭泣，都是共同的童年記憶。車載音箱里播的是杜普蕾拉的大提琴曲，他把該曲聽完，又說，也許是對我好，但一天被罵七八次，每天都這樣，要感受到這種好，還是有些困難。羅亞茹這時候哭出聲音，說那時候的情況，我也記得，用現在的話說，叫家暴，但當時每家都是這么過，我們意識不到。成桐趕緊說，是這樣，家暴啊，童年陰影啊，都是現在才有的概念，小時候，以為生活本來就是這樣。我爸畢竟只是罵我，比蔣平凡的爸好很多，他拿燒紅的火鉗燙蔣平凡，那幾道烙印我們都看到過……羅亞茹說，但蔣平凡現在跟他爸相處很好，你也一定要解開這個心結。

成桐也考慮過這事。蔣平凡現在的確跟他爸關系很好，主要是天天湊一起打牌，而他爸似乎通過輸牌，提前對遺產做漫長的交接。他們同學聚會說起過這事，發現一個古怪的現象：喜歡動手打孩子的父親，大都不愛說話，所以怒火上頭直接動手；而有些父親動手不多，嘴上卻叨叨個沒完。多年下來，當年動手的父親容易與兒子和解，仿佛兒子早將當年的疼痛遺忘，而動嘴的父親，和兒子的關系往往處得更僵。大家也不難總結出來，動手的父親，終將不能動手，而動嘴的父親，還一直能夠動嘴，甚至隨年齡變老，一想到時日無多，嘴上更是沒完沒了。

成桐想轉移話題，羅亞茹顯然還沉浸在自己的情緒中，說著說著，車內靜下來。成桐放響流行的曲子，依然活躍的劉德華正用粵語套東北腔，聽著有那么點歡悅以及沒心沒肺。羅亞茹又說，我知道你表面什么都不說，心里不想見你爸。成桐說，哪有的事？羅亞茹又說，我身體很不好，會走在前面，而你爸那個人，我了解，我們一塊過了快四十年，我死了他不會再找。他怎么找得到我這樣體貼他的人呢？以后，你不要把你爸當爸，把他當小孩，讓著他一點，這樣我才放心。成桐聽這話有遺言的味道，不敢怠慢，重重地嗯一聲，腦袋想著，年后帶母親找一家好醫院全面體檢。那天他預感到母親來日無多，但沒想分別就在當年。

“還有一只，最后一只。”

十一月底，這邊還熱，為了滅鼠，成東方還光起了膀子。成桐推門回家，發現成東方真的老了。羅亞茹走了以后，成東方老得很快。

退休后的這幾年，成東方無所事事，本來能打牌，但錢被羅亞茹管得很死。羅亞茹去了以后，他的工資自己拿，再去打牌，因為斷了許多年，技法跟不上，也搞不清那些退休金三五千的家伙，怎么一晚上能輸掉七八千。他沒膽子跟莊。有人拉他去跳廣場舞，跳了半個月，斷了的腿不能受力，為了護好那條腿，老腰扭傷了三回。有人拉他去釣魚，兩天釣了三條塘邊虱，就打退堂鼓……那自己到底還能干些什么？日子畢竟是每一天打發過去。后面還是回到滅鼠，但自己家里滅鼠太多，老鼠多少也有感應，這些年鉆進來的很少。他終是沒想到，可以把老鼠養起來再有計劃地細水長流地將它們弄死，就像當年養鴿子吃鴿子。家中老鼠短缺，他主動去幫朋友家里滅鼠。朋友們紛紛住進商品房，門都是多重保險，不漏蚊蟲進來，何況是老鼠。通過朋友介紹，他還去到飼養場、苗圃和各種鄉鎮企業的廠區義務滅鼠。幾天忙活，他能弄死一堆老鼠，堆在一起，他看著有豐收的喜悅，別人湊近了捏起鼻子。說是免費，人家過意不去，多少塞他點錢，但此后再不邀他上門。他終于弄明白，那都是人家賣朋友的面子，雖然他們頂多混個科級，但在鄉鎮企業家看來，也是權貴人物。

總而言之，在滅鼠方面，成東方自認是個專業人士。成桐也相信，老父的到來，自己漫不經心飼養的十來只老鼠，頂多還有三天活路。

剩下的最后一只，總是有些能耐。到滅鼠的第三天，中午下班，成桐拎著菜回屋里，雖然成東方滅的是自己的寵物，但該有的祝賀必須有。其實他已意識到，最后一只老鼠弄死以后，屋子里就只有自己直接面對父親。往昔的記憶，都還在，他知道老記著這些似乎不好，但又跟自己說，我憑什么將這些事情忘掉？這本來就是記憶里最深刻的東西。當然，成桐更知道自己沒這么矯情，沒和寵物建立多余的感情。他跟自己說，你從來就不曾熱愛，哪會真有什么寵物？

成東方頹然坐著。他說，腰又扭了。成桐說，那只老鼠呢？成東方說，再多留它兩天。

吃飯喝酒，成東方不想再扯老鼠，一扯只能扯到這腰是怎么扭傷的，自曝家丑他可不干。成東方轉而問成桐，你說你一直在找對象，幾年下來，都沒有談成的？你這條件，不至于。你是不是根本就沒去找？成桐說，我為什么要騙你呢？他還掏出手機，打開幾個婚戀網的APP，讓成東方看自己和網友交流的情況，看那些女人花里胡哨的照片，看她們提供的信息和擇偶條件。成東方看來看去，眼神一點一點驚異起來，說現在談戀愛和以前真不一樣，每個人都把自己掛起來賣，像賣肉。成桐說，要這么說也不錯，現在的人跟你和我媽不一樣，隨便一湊都能過一輩子。現在的人講究嚴絲合縫的對接，必須廣泛撒網，碰運氣地撞到能一起過日子的人。成東方看得仔細，把和成桐有過聯系的女人篦一遍，皺著眉頭說，這幾個哪行哩，看上去比你媽還老。成桐說，爸，要不然我把你也掛上去？你并不太老。成東方說，你媽剛死，不要跟我講這個。

成東方腰一扭，好幾天回不過神。他承認自己是老了，腰不爭氣，每年都會扭傷。又說，剩下最后這只，是一只鼠精！身體全乎的時候也弄不死那只老鼠，現在帶傷，成東方畢竟有點怯，囑咐成桐去買老鼠藥。成桐說，現在哪還買得著老鼠藥？成東方說，是嗎？成桐說，老鼠藥是毒藥，現在管控得嚴，一塊錢兩包是不貴，但沒地方買。成東方說，那你們小區，尤其是綠化帶里，指定是有老鼠藥投放盒吧？成桐說，難道還要揭開盒子偷老鼠藥？成東方說，不要講那么難聽，不都是拿來對付老鼠？成桐說，現在家里滅鼠，都是用粘鼠板。成東方臉上就有所期待，說那你買幾個回來，我也試試新式武器。

粘鼠板一塊錢一個，是粘蠅板升級而來。粘蠅板是用薄紙板做成，粘鼠板是用厚紙板，粘蠅板的膠拉絲兩公分，粘鼠板的膠拉絲五六公分還斷不了。成東方說，這東西應該好用。每間房都放，板上面撒些誘餌。與此同時，成東方對整個房間堅壁清野，除了誘餌，那只老鼠沒別的東西可吃。為了吃唯一可吃的食物，那只老鼠只得以身犯險，兩次踩了上去。第一次是在半夜，老鼠吃掉誘餌，忽然發現腳粘在上面，費了好大力氣將自己掙脫，粘鼠板上有它的腳印和一撮毛。早上，成東方研究被掙脫的那塊粘鼠板，說這老鼠身長體大，只要踩一只腳進去，就能吃到中間的誘餌。于是他把兩塊粘鼠板拼接成一塊，面積擴大一倍，誘餌放在正中央。第二次，同樣是在半夜，老鼠踩的位置較深，粘得也很牢。成東方存了心眼，晚上都是半睡半醒狀態，跟狗似的，一有動靜就起床。瞎起幾次，終于撞上老鼠踩上粘鼠板。這次他終于看清最后一只老鼠本尊，“足有四兩，尾巴特別短，可能是它自己咬斷的”。老鼠見到人，想拖起粘鼠板逃脫，哪有這么容易，拖著粘鼠板，好比死囚戴著一百斤枷鎖想越獄。老鼠跑得不快，成東方輕易攆到近旁，不料自己一腳也踩在粘鼠板上面。他一時收不住腳，腿一抬，粘鼠板就被帶起，發出一聲撕裂的聲音和老鼠的慘叫。粘鼠板仍粘在他鞋底子上，老鼠卻被成東方腿腳帶出的這股力道撕開，沒頭沒腦地一鉆，鉆到客廳一只櫥柜背面。

鬧出這么大聲響，成桐不得不起來，生怕事態擴大，擾鄰，鄰居再把110一打，今晚上就有忙不完的事情。好在動靜停止，成東方守在櫥柜旁，眼睛盯著櫥柜，兩手在撕粘自己鞋底上的粘鼠板。成桐動手，拉絲拉了十來公分，才徹底斷掉。成東方說，你我一人一邊，把櫥柜搬開，老鼠在后頭。兩人合力將櫥柜挪動十公分，手電筒一照，老鼠又不知哪去了。地上留有血跡，倒是和粘鼠板上的遺留物吻合。剛才成東方一腳把老鼠撕開，板上留下鼠毛，以及連帶的兩公分長三毫米寬的一塊皮肉。

若不是親眼看見過，我真當這只老鼠是個幻影。成東方喘著氣，沖成桐說，陪我喝點夜酒。我真的不行了，一只四兩的老鼠，搞得我一百多斤的老漢暈頭轉向。喝著酒，他一只手一直捂在腰際，顯然前面的腰傷未愈，稍一動彈又有加重。

天亮以后成桐就想到去借一只貓。成東方孤軍奮戰，扭出更大的毛病，甚至躺在床上也未必可知。成桐去單位問同事借貓，誰家有貓查一查微信朋友圈全都知道，他們愛曬貓，勝過曬孩子。但一聽是要捉老鼠，都很猶豫，說我家的貓從出生到長大，一直關在屋子里，還沒見過老鼠長啥樣。問來問去，小蒙家的兩只貓，一只是流浪貓，有過苦難的經歷，想來想去，這只貓見過老鼠的概率最大。成桐將這只貓用貓籃裝著帶回家（他還不懂怎么捉著貓走半里路），成東方在屋里看電視，一個過氣女星推薦老年鞋，他買過兩雙。成東方看看籃里掏出的貓，苦笑，說我怎么就沒想到貓會捉老鼠？成桐說，捉老鼠這事情，再專業，也比不過天敵。

成桐照樣上班，下班趕回就想知道結果。頭一天，成東方說，那只老鼠今天一點響動也沒有。天敵就是天敵，它有感應。而這只貓，按說只要房里有老鼠，它就應該閑不下來，到處去找。天敵嘛，就是這樣一種強迫癥，不干死對方，就安不下心來。可是，它倒是很安心……成東方指一指那只皮色發麻的貓，它蜷在沙發腿邊，睡著睡著又攤開，聽見響動又蜷起來。它瞄了成桐一眼，接著睡。成桐就說，它在適應環境，老鼠也不可能一連兩天不造動靜。半夜果然有了響動，貓忽然狂叫幾聲，成東方和成桐一起爬起來，以為可以看到事情的結果，但那只貓蜷到沙發底下，怎么逗也不肯出來。再往屋內各處看一看，哪有老鼠的痕跡？成東方說，怪事，貓像是被嚇著了。

貓就這樣蜷在沙發底下不肯出來，成桐把貓食和水放在沙發前面，人走以后，東西減少，但人在的時候，貓就是不出來。事情的結果，還是靠成東方這個滅鼠界的專業人士作出判斷。兩天以后，他鄭重地下出結論：那只老鼠不在屋子里了。成桐有點意外，查看一番，發現可供老鼠出逃的線路還是有幾條：廚房的油煙管道、客廳拉窗的縫隙、廁所的下水道，還有陽臺……反正老鼠沒有死在屋子里。父子倆還把貓保留了一周的時間，以確定那只老鼠是否還在，即使死在某個角落，有那么幾天時間，臭味應該撲面而來。

老鼠確實已經離開，帶著傷痕，頭一次離開這間它自小長大，從未離開的屋子。成桐還想，家鼠變成野鼠，它是否忽然發現世界天寬地闊了，而留在房間里只能是虛耗此生？他一點不懷疑那只老鼠的生存能力。成桐把貓還回去，隔兩天，小蒙還抱怨，怎么搞的，我家小貓現在很抑郁，你要請一頓飯才行。成桐說，要是你不介意，咱倆順便相個親怎么樣？

成東方本來是說要在這邊過年，徹底躲過寒冬，過了清明節再回佴城。年前，卻又按捺不住，說自己活了六十多歲，從來都是在佴城過年。這邊無親無故，不能串門，該掏給小孩的壓歲錢也掏不出去，實在找不到過年的心情。成桐順他的心意，放了寒假開著車送成東方回佴城。那年很冷，成東方偏說自己還受得住，過完年也不肯跟成桐返回韋城。后面才知道，他悄悄注冊了婚戀網，把自己掛上去。他完全沒有兒子那種可笑的挑剔，見到年紀小幾歲的，都是美女，而且他自己瀏覽一遍，系統自動就給那些美女發出信息，措辭都很肉麻。成東方隨時打開看看，有美女紛紛給他回信。他挑了一個佴城隔壁縣的寡婦，主動找上去相親，奇怪的是，這么大年紀，還有一見鐘情的感覺。成桐也不奇怪，現在可能老年人才保留著一見鐘情的古典情懷。

成桐懷疑最后那只老鼠還會回來。既然它主動離開，難道它不會主動回來嗎？他把每扇窗拉開足夠寬的縫隙，在窗臺和房間里撒下食物，窗臺撒一點，房間里撒下一頓豐盛的夜宵。終于，某一晚，成桐將防盜門也虛掩起來。雖然小區治安足夠好，但門一虛掩，晚上就睡不踏實。夜晚仍那樣靜，這個小區在業主們主動的長期維護之下，寂靜有一種自我繁殖的效應。成桐張起耳朵，耐心地聽，慢慢聽見寂靜從不絕對，至少，電波一般的刮擦聲不絕如縷。繼續往下聽，他還聽得見時間流逝，聽得見生命就那么一點點虛耗。成桐莫名地亢奮，等待一只老鼠，竟像是等待著咸濕夢境里陡然清晰的女人。

本文原刊載于《作品》雜志?責編：王十月

陳天，男，1993年出生，湖南岳陽人，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在讀，主要研究方向為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

田耳論

陳　天

2000年的農歷正月初三，沱江之畔的聽濤山上拾級而上一位面容憨厚的青年，他走過一座孤矗在路旁的水泥石碑，上面龍翔鳳翥寫著十六個不易辨認的大字：“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最后，他止步于一塊似乎未經雕琢且表面斑駁的天然五彩石碑前，背對著碧綠的沱江水，在碑前燃起一堆祭奠的紙錢。透過淡薄的煙和隨之飄舞的零星殘燼，可以看到石碑上鐫刻著的鄉賢手跡：“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第二天是大年初四，郵差送來了一封郵件，給這位年輕人帶來了莫大的鼓舞——他半年前投出的一篇題為《胡子》的短篇小說刊發在了《花溪》雜志上。也是在這一刻，一位以“田耳”之名講述眾生悲喜的作者，開始摸索著、晃晃悠悠地邁入文壇。田耳當然明白，小說的成功發表與初三那天的墓前祭拜毫無關系，但他寧愿相信這是鄉賢沈從文的佑護與眷顧，于是，因了這樣一個美妙的巧合，每年的正月初三，田耳都會去到聽濤山上沈從文的墓地，燒上一沓紙錢，聊表祭奠之意。

同為“鳳凰之子”，對于沈從文所取得的文學成就與世界性聲譽，田耳向來感到與有榮焉，但同時，他又常常斬釘截鐵地否認在創作上與沈從文有著哪怕只是聊勝于無的承繼與關聯。田耳的否認并不是毫無底氣的。盡管他當年以《衣缽》引得文壇關注，小說中“沈從文式”的詩意渲染與淺淡鄉愁，加上他“鳳凰之子”的身份，多少會喚起人們心底對于“第二個沈從文”的矚望，但是，直到《一個人張燈結彩》為田耳在文壇贏得普遍聲譽，然后再接連奉上《人記》《界鎮》《掰月亮砸人》等擁有確切歷史感的作品，人們才怦然驚覺，原來沈從文的這位小同鄉，一直在試圖擺脫老鄉賢所構筑的詩意湘西，直至在“地域—歷史”的框架內建構起屬于自己的時空譜系。

那時的田耳偏居湘西，日子過得溫吞，不緊不慢地寫，迭出的作品散見于各種文學期刊。這些作品雖不至于以眾星捧月之姿驚艷文壇，但多少會令人感到一點雀躍和期待，特別是當田耳的長篇處女作《風蝕地帶》依舊延續了《一個人張燈結彩》的路數和水準，更是引得讀者頻頻猜測——田耳或許是要圈占一塊屬于自己的題材領域，然后在此精耕細作，以溫暖沉靜又精密有序的敘事語言，把“警察故事”或“底層故事”講述得精彩紛呈。然而，人們顯然低估了田耳的“不安分”，他并未在此過多停留，而是在搖擺和探索當中，走向一種被他自己命名為“以喜寫悲”的成熟風格。實際上，沒有人能篤定地判斷，沈從文是否是作為一種“影響的焦慮”參與塑造了田耳的文學寫作，但無論如何，田耳終究是以自身豐富的創作實踐，給予了自己擺脫巨人陰影的底氣。

早期的田耳或許正如批評家李敬澤所評價的那樣，是“難以界定和難以把握”的，但是，在田耳的作品體量已然頗具規模的當下，曾經“難以界定”的田耳，在我們回顧的眼光中，其作品序列也逐漸展現出整體風格前后的延續性。在某種程度上，這恰恰說明田耳是一位“根底”極深的作家。

T.S.艾略特曾在《四個四重奏》中無比饒舌地談論著出發與歸來：“家是我們出發的地方”，并且“為了要到達那兒//到達現在你所在的地方，離開現在你不在的地方//你必須經歷一條其中并無引人入勝之處的道路”，最后，“我們將不停止探索//而我們一切探索的終點//將是到達我們出發的地方”。這位沉浸于“傳統”的詩人，或許能以他充滿思辨的詩句給予我們一點啟示，即所謂“根底”，大概就意味著這既是“我們出發的地方”，又是“我們一切探索的終點”。而田耳之所以能稱得上是一位“根底”極深的作家，正是因為，他一切的“難以界定”都能在“出發的地方”覓得尺椽片瓦的遺跡，而他所有行進中的探索，又最終都指引他回到了原地，只不過，他已經更加茁壯、愈見深刻。

田耳發表在《花溪》雜志上的那篇題為《胡子》的小說，篇幅只占了四個版面，稱之為短篇還有些名不副實，加之年代“久遠”，自然極少進入讀者和批評家的視野。小說講述的內容也頗為簡單，不過是一個青春期的男孩暗戀同桌的故事。男孩太過稚嫩，中意身材豐腴、略微早熟的同桌卻被嫌棄不夠成熟，而女同桌認為他不夠成熟的理由，也是敷衍中帶著幾分正經——因為他沒有胡子。于是，男孩在整個躁動的青春期，便一門心思、想盡辦法催生他的胡須。幾年之后，男孩蓄須有成，在機緣巧合之下又重遇女同桌，于是一顆不安分的心便又開始蠢蠢欲動。在朋友的慫恿之下，男孩帶著驕傲的胡子鼓起勇氣再次表白，卻不料女同桌早已結交了男友，而她的男友，正好就是那位不明就里攛掇男孩表白的朋友。這篇小說雖然簡陋、單薄、稚拙，但走筆行文中仍能顯露出一種隱約的寫作氣質——字里行間的欲望沖撞，青春荷爾蒙的騷動不安，憨訥懵懂中摻雜著一絲狡黠的男性形象，言語對話中不事聲張的詼諧和面不改色的冷幽默，再加上一個猝不及防、急轉直下的結尾——可以說，田耳小說最為鮮明的外在審美特征，幾乎都能在這篇小說中尋得發軔的痕跡。不過，這篇小說雖然有趣，但畢竟不夠圓熟，缺乏意蘊，出離于讀者與批評家們的視野之外也是情有可原。

田耳小說真正意義上形成一種具有極高辨識度的可稱之為“風格”或“特質”的東西，大概是當他在小說創作中大量運用精神分析學說的方法與思路，從而使作品呈現出一種“心理小說”的質地的時候。田耳從不諱言精神分析學說對他創作的直接影響，他在一次訪談中坦言，自己曾經花了一年的時間研讀弗洛伊德的《釋夢》，還一度非常踴躍地運用書中的理論替朋友解夢。 但同時，田耳也意識到，精神分析學說有著其內在的來自西方的文化基因，所以他在創作實踐中借鑒的只是精神分析學說對人類心理活動進行解析的機制，從而在敘事層面而非文化層面，將“心理因素”拉升至一定高度，使之成為串聯因果、結構一個故事的核心要素。

田耳最早一篇具有濃厚的“精神分析”色彩的小說，應該是2005年發表在《芙蓉》雜志上的《獨舞的男孩》。這篇小說主要圍繞著一個女孩無比隱秘的內心創痛而展開，小說的開頭不過是一個“女主愛上男二號”的濫俗橋段——美貌嫻靜的幼兒園女老師姚姿，面對高大帥氣的兵團哥的追求，竟然視若無睹，反而對身材微胖、其貌不揚的跟班小丁青睞有加。小丁似乎很幸運，稀里糊涂地就受到了美人的青睞，然后按部就班地步入婚姻殿堂。但是，婚后姚姿的一系列怪異舉動卻有點讓人匪夷所思，于是，在一次小丁與姚姿“心理咨詢”式的對談中，姚姿最終吐露了壓抑在心底多年的隱痛。構成故事的核心線索實際上頗為清晰，一條是姚姿童年被警察猥褻的經歷，導致她成年之后一旦被觸碰到乳房便會觸發某種應激反應，另一條則是姚姿童年時目睹發胖的古馬裸體跳舞，因而受到強烈的心理刺激從而產生某種莫名的情愫，這導致她成年之后將這種情愫投射到身材微胖的小丁身上。實際上，這篇小說得以完整、得以形成自洽的內在邏輯，其關鍵就在于田耳運用了一種將童年創傷本質化的策略，亦即將童年的經歷、童年的創痛看作是塑造一個人人格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因素。

《獨舞的男孩》雖然只是田耳的早期作品，但其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它從多個層面彰顯了田耳出色的敘事能力——純熟的技巧、豐富的層次、精巧的結構，等等；另一方面，雖然田耳因為過多地倚靠心理學的分析機制，導致在這樣一篇思路清晰、因果分明的小說中很難凸顯作者自身的獨特見解，但是，作為一種“根底”，心理學的分析機制又不斷在田耳之后的創作實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有時站立在作品的舞臺中央，有時又只是在作品中一閃而過，但無論如何，它從不缺席，始終在場。在此之后，田耳不再以如此具象的方式在文本中進行“童年經歷本質化”的演繹，這種圖解式的理論實踐很快被隱沒、消融在田耳嫻熟的敘事技藝當中，“本質化”經過淡化處理，逐漸演變成人物精神世界里最深沉、最秘而不宣的“影響”“刺激”“執念”。就像在小說《姓田的樹們》中那樣，縣長田樹幟追憶童年的往事，“他發現，正是田老反和他愛人共同構成的美好形象引發了自己對未來的憧憬，有了出去闖一闖的強烈欲望。” 作者借人物之口，將人物此刻的成就歸因于來自童年的深刻印象的持續影響，這樣看來，雖然這篇小說講述的是一個證明“身份”的荒誕故事，但“心理學的分析機制”依然蘊藏其中。

在田耳的其他幾篇小說里，“心理學的分析機制”不再囿限于剖析童年的經歷，而是泛化成為某種內心深處的“執念”。這一“念”之深，輕的不過是耿耿于懷的一絲芥蒂，重的則可能是無限接近病態的偏執和某種變態的心理。由此，田耳小說中誕生了這樣一類人物——他們的身后永遠拖曳著“過去”的影像，“現在”永遠受到“過去”的牽連，而反過來，又唯有“過去”才能夠給予“現在”以合理的解釋。例如小說《重疊影像》中的罪犯李慕新，無論是“強奸殺人”還是“殺人拋尸”，其犯罪動機都能追溯到十年前一次猥褻未遂又被咬掉舌尖的經歷：

“十年前，汪紅咬掉他的舌尖，他心里一直有陰影。李慕新強調地說，就想打她一頓，打得她滿地滾。當時，李慕新以為一兩年就會忘記這事。沒想到好多年下來，仍然忘不掉。這種復仇性想象在腦海里生根發芽，日漸清晰，日漸成熟，攪得他經常半夜醒來，捉著老婆練幾拳。后來，他老婆怎么也不敢跟他一張床睡覺了，死活要離婚。”?

對犯罪動機的追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決定了小說的主題呈現的向度。《重疊影像》中的警官二陳，為了偵破“強奸殺人”案動用了多種刑偵手段，然而其中最有效的還是對嫌疑人犯罪心理的分析。也正是因為作者在犯罪心理上著墨甚多，在案件告破之后，在所有的前因后果、機緣巧合也都浮出水面之后，讀者會發現，這所有的一切并沒有指向社會歷史，也沒有指向倫理建制、道德壁壘，而是指向了純粹的精神空間和心理世界。也就是說，這篇小說的犯罪書寫，并沒有向社會歷史的發展尋求解釋，也沒有從道德倫理的角度進行探討，而是向著人類的精神空間和心理世界追索，從而發掘出“過去”與“現在”最為隱秘又牽連極深的聯系。

田耳早期小說中的“心理學分析機制”在他后來的創作實踐中漸趨潛隱，但這種“潛隱”與其說是消退淡化，不如說是更加圓融。“心理學分析機制”早期更像是鑲嵌在小說文本中的“鋼筋鐵骨”，雖然略顯生硬，但又是支撐起整個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架構。然而在田耳創作逐漸成熟的階段，所謂“分析機制”已經衍變為一種思考的向度，作者總是試圖從心理意識的角度來理解人物的行動。

早期的田耳還有一篇作品是不能忽視的，那就是2005年發表的《衣缽》。這篇小說之所以不能忽視，并不只是因為它為田耳帶來了相當的聲譽，更重要的是，它彰示著田耳對于“鄉土”世界的關切，而這種“關切”又始終存在于田耳往后的創作實踐之中，促使他以審視的眼光持續地、嚴肅地思考著“鄉土”議題。《衣缽》大概是田耳最富抒情意韻的小說，講述的是大學生李可回到家鄉子承父業成為道士的故事。這個故事并不復雜，卻觸及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鄉土”世界無法回避的身份倫理之困境。小說的主人公李可，非常懂得“身份”與“風景”的內在關聯，他帶著來自城市的女朋友王俐維回到村子。當女友沉醉于鄉村的古樸、悠閑，對未來進行著男耕女織的浪漫想象時，李可卻顯得相當冷靜：

“白天李可帶著王俐維滿村子轉悠，滿村子清一色由石頭和泥坯構成的房子令王俐維看不夠，照完了帶來的全部膠片。她說，你們這里很有特色，很古樸。能生活在這種地方真好。

李可就笑了。村子在王俐維的眼里是一片用過去式寫就的風景。她是匆匆來去的過客，而自己則是這里的樹木，扎下根的，這片窮敝的土地說不定就是生活的全部。她也許一時間看著很好，很新鮮，真要她在這里住上半個月，她就絕不會這樣想了。”?

面對相同的自然景觀，不同“身份”看到的“風景”是不同的。李可的冷靜其實是在于，他身處兩種“身份”的夾縫之中——農村大學生雖然根在鄉土，但并非沒有進入城市的可能——于是兼攝兩種審視鄉土的“眼光”，因此他既能夠理解來自城市的女友的浪漫想象，又能夠不為其所眩惑。在中國社會持續的、不斷深入的社會轉型時期，李可的“身份”無疑具有某種“典型”的意義，一方面他們擁有脫離鄉土進入城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城市又堅豎起高聳的壁壘阻擋一切潛在的贅累，于是所謂的“可能性”造就了某種“身份”的失重感，一種進退失據的彷徨和身份游移的焦慮在意圖進入城市的人群中蔓延。女友象征著李可對城市、對“身份”轉變的渴望，但這份渴望之所以能在父子間云淡風輕的交談中被輕易割舍，是因為李可自知躋身城市所面臨的阻力之大——畢竟連進縣政府實習都頗多難處，而且“反正實習表現得再好，以后也不可能給安排進去”——于是他選擇接受父親的追求和志愿，承繼一個鄉村道士看待世界的方式，留守在鄉土世界。

在田耳的小說世界中，留守鄉土永遠不只是意味著身體的空間置留，它還意味著精神的皈依和融入，所以，這種迫于阻力、略帶無奈的認同，始終包含著一絲退而求其次的不甘和憾意。《衣缽》的故事雖然講完了，但田耳的思緒還在延宕，甚至在過了整整十年之后，田耳審視的眼神依然經由小說《金剛四拿》游走在焦慮不安的鄉土之上，并思考著“出走”還是“留守”的議題。

早期田耳可以說非常全面地展現了其創作實踐的“根底”所在——幽默、詼諧的外在風格，指向精神空間和心理世界的思考向度，對鄉土中國深切的審視與關注。但是，無論如何，強調“根底”并不能遮蔽作家在藝術道路上求新求變的銳意和活力。田耳是一位極富藝術自覺的作家，那一段搖擺的探索時期，那一段被指認為“路徑雜然交陳”和“難以界定”的歲月，現在看來，不過是在躬身自省中徐圖蛻變罷了。

小說《一個人張燈結彩》的開頭有一個頗為有趣的比喻：“這兩年，他無數次地想，老天爺應是個有些下作的男人——這女人，這么巧的手，這么漂亮的臉蛋，卻偏偏叫她是個啞巴。” 在某種程度上，田耳作為他小說世界中的“老天爺”，間或也會顯露出某種辣手摧花的“惡趣味”。例如《風蝕地帶》中的江薇薇、《天體懸浮》中的夏新漪、《洞中人》中的莫小陌等，幾乎都曾是主人公心目中的“白月光”，但卻無一例外地“終陷淖泥中”。不過，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趣味”并不是為了滿足寫作者隱秘的施虐心理，也不是為了迎合讀者的閱讀期待，田耳總是把這種“趣味”置于一定的人物關系之中，從而將人物的命運遭際同時代景況、同人性幽微之處的善惡莫辨交織在一起。

小說《狗日的狗》中主人公丁小宋的高中同學小蘭，大概是田耳筆下最早出現的“墮落”女孩。這篇小說在道德層面的判斷毫不含混，諷刺的矛頭和批判的鋒芒直指為富不仁的廖興伯廖老板，但是對于傍身于廖老板的年輕女孩小蘭，作者卻少有指摘，反倒是讓廖老板、丁小宋、小蘭三人這種頗具張力的關系，在夜晚野外的狂風中演繹出某種埋藏著“俄狄浦斯情結”的痛楚。世相紛紜，但田耳總能精準地勾勒出一些氣質鮮明的形象，例如小說中財大氣粗的廖老板，富足的生活令其頗感乏味，于是免不了花錢找“折騰”，想體驗一番躬親勞作的生活，但實際情況卻是，廖老板的所謂體驗只是虛有其形式。山民打獵都需要依靠趕山狗，好狗雖丑，但忠誠，能為主人攆趕味道鮮美的芭茅鼠，而廖老板一群人并不懂得其中門道，并且他們圍獵只為消遣，不為飽腹。最后，從老范處租借來的一條趕山狗沒能幫眾人攆上野兔，于是不免自己挨上一槍，成為眾人的盤中餐。田耳正是通過廖老板怒殺趕山狗，來凸顯不同階層的生活追求的割裂，以及窮富之間難以相互理解的隔閡，同時，也將廖老板的傲慢、為富不仁與薄情寡義一并暴露無遺。

《狗日的狗》最后刊發于《人民文學》2006年第8期，這是田耳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第一篇小說。也是這年的9月，田耳收到了來自《人民文學》的稿費，而這時又恰逢弟弟結婚，于是田耳便拿這筆稿費買了一把鐵制的搖椅送給弟弟。這把搖椅尺寸較大，躺上去前后搖晃，十分舒適，田耳困乏時，偶爾也會躺在搖椅上抽根煙、解解乏。有一次，田耳在搖椅上輕睡時，被夢給魘住，醒轉過來的那一剎那靈感來襲，曾經構思多次但始終未能成篇的小說，借著一次夢魘的經歷，就這樣在他的頭腦中被編排好了。這篇小說就是《坐搖椅的男人》，作品完成之后，田耳將它投遞給《人民文學》，沒想到非常順利地被采用了。用《人民文學》付的稿費購買的物什，機緣巧合之下促成了一篇小說的誕生，而這篇小說又回轉發表在《人民文學》雜志上，這樣的“良性循環”也讓田耳感到頗為有趣。?

《坐搖椅的男人》雖然有著非常厚重的“心理分析小說”的痕跡，但它之所以在田耳的作品序列中如此重要，原因并不在于其情節內容與心理學理論的無比契合，而是在于這篇小說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作是田耳思想轉軌的節點。正如前文所言，在此之前，作者在文本中的思想取向和道德判斷是清晰的、堅定的，而《坐搖椅的男人》這篇小說卻在情節的起承轉合間，透露出一種反思自身、解構自身的意識，在此之后，田耳的作品開始逐漸轉向善惡、道德的模糊地帶。小說中，小丁對老梁的仇視和憤恨，混雜著許多不可名狀的情緒，當小丁開始反思、追溯這種敵對情感時，才發現原來自己的仇恨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樣純粹：

“小丁忽然想，小時候看著老梁在這個院子作威作福的樣子，感到憤恨，但與此同時，是不是夾雜著一絲羨慕？

……

小丁和曉雯吵了幾架，心生一種懷疑：自己原本就不愛她，追求她并和她結婚，是因為一些錯綜復雜的情緒，這情緒里包含有內疚、同情，和他自己都弄不明了的因素。在此之前，小丁把各種情緒都理解成是喜歡她，愛她。”?

巴赫金曾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有過一個經典的判斷，他認為陀氏筆下的主人公大多都熱衷于自我分析，有著極強的“自我意識”“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主人公的興趣，在于他是對世界及對自己的一種特殊看法，在于他是對自己和周圍現實的一種思想與評價的立場。” 也就是說，巴赫金認為，在陀氏的小說中，作家藝術探索和書寫的主要對象是人物的思想意識及其發展形成的軌跡。田耳同樣非常在意人物思想意識背后的來龍去脈，在《坐搖椅的男人》這篇小說中，田耳開始讓主人公追溯前情，對自身的思想意識進行剖析，這種反思與自剖，讓小說從一種扁平狀態走向多層次的“復調”形態。此后的田耳小說中，常常出現不同聲音、不同觀念的對話與交涉，也正是這些不同聲音的對話與交涉，形塑出了文本內部一種特殊的倫理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善惡的相對性、道德的模糊性、個體的復雜性都被充分地彰顯出來——因此，那些清晰的、堅定的思想取向與道德判斷被含混的、恍惚的、意緒悠長的斟酌與思考所置換，田耳的小說世界開始因明暗的交接而產生了更為深邃的透視效果。

不同聲音所造就的“雜語共生”的世界，在中篇小說《長壽碑》中也依稀存在著。這篇小說講述的是一個頗為荒謬的故事：岱城領導為了向上申報“長壽縣”，通過篡改老人的年齡來“偽造”百歲老人，龍馬壯的母親覃四姨獲得了縣里的“長壽”指標，在檔案里修改了年齡，但“一個謊話說出來，就要由一百個謊話去圓”，覃四姨憑空增加的二十歲，最終導致了一系列錯綜復雜又無可奈何的家庭和倫理沖突。

善惡的相對、道德的模糊，并不等于道德法則的崩壞與消失，田耳小說在價值判斷之外，更傾向于不動聲色地去講述能夠“知其所以然”的方方面面。如何不動聲色地去“知其所以然”？方式固然很多，但田耳最擅長的，則是把作者的身形隱去，將視點交予一位次要人物，以此鋪陳所有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小說《長壽碑》就是依法炮制了這樣一個充當視點的次要人物——戴占文。圍繞引發倫理沖突和家庭矛盾的中心事件——申報“長壽縣”，作家戴占文是唯一能夠“兼聽則明”的人。一方面，他出于作家的職業敏感，懷揣著發掘故事的心態，不斷深入了解龍馬壯離家的隱情，“長壽縣”項目導致的倫理錯位，使得龍馬壯面對家庭和縣領導的壓力，迫不得已背井離鄉，而他卻可以從中獲利，這讓他即感到愧怍又對龍馬壯抱以同情。另一方面，戴占文通過與“長壽縣”項目的負責人老呂的來往，因對其人的欣賞轉而對其事也開始抱以某種程度的理解。同一件事情，由此在小說中呈現出不同的樣貌，一面是借“文化”之名弄虛作假的商業運作亂象，另一面則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事業，建構“長壽文化”，并以現代的運作模式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它的每一個側面，都被作者置于具體的情感氛圍當中，人物的行動與作為在具體情感氛圍的烘托下，因而都具有了被理解的可能性。作者當然擁有他自己的對錯之別和是非之辨，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作者已經失去了對故事的絕對掌控，抑或是說，作者自身的思想意識本就在這敘述中恍惚游移、搖擺不定。因此，善惡、對錯的界限皆已模糊，剩下的唯有敘述而已。

作者所無法掌控的，絕對不是只有“故事”，還有他對自己作品優與次的評價。2007年對田耳而言是一個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年份，這一年秋天，他的小說《一個人張燈結彩》榮獲了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田耳的這次獲獎，填補了湖南籍“魯獎”作家在中篇小說這一項中的空白，而“魯獎”回報給田耳的，除了文壇的普遍聲譽和對其藝術水準的認可，還有諸多實質性的利好。在此之前，田耳一直偏居湘西，待業在家同父母住在一起，雖然以寫作為生，且稿費尚能糊口，但在旁人看來，這終究有些閑散不務正業，并不是安穩過日子的架勢。在獲得“魯獎”的肯定之后，田耳的境況便開始逐漸改善，先是有了單位，接著又評了職稱，最重要的是，獎項的權威性給予了田耳某種繼續寫作的信心和動力。

田耳曾在一次訪談中非常坦誠地透露：“如果你在一個小縣城生活，沒有工作，想以寫作成為作家，不混出來，你就是笑柄，混出來，你就是作家。寫作之前，我無意跟人講我在寫作，但是仍有不少人知道，當面的背后的議論，善意的心懷叵測的玩笑，都會有。你寫得好與壞，身邊人絕對看不出來，但是獎項具有一定的權威，一定的說服力，讓別人輕易不敢笑你。當我們質疑獎項時，我發現文學獎項的評定，仍是作家賴以站穩腳跟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方式。” 實際上，在田耳獲得“魯獎”肯定之前，他就已經創作出極為成熟的作品，但是囿于地緣因素，即使湘西是著名的文學原鄉，實際情況卻是它幾乎處于大小文化中心的覆照之外，因而，即便田耳自身對其寫作充滿信心，但他仍需要來自外部的認可來幫助他最終完成對于“職業寫作者”這一自我認同的形塑。

有趣的是，田耳不止一次在訪談中說到，《一個人張燈結彩》并不是他最滿意的小說，但卻是他最受關注、最受認可的作品。作者對自己作品的評價，或多或少會受制于無比切實、無比貼近的創作過程，觀感異于讀者，一點也不奇怪。魯迅文學獎給予《一個人張燈結彩》的授獎辭是：“各色底層人物的艱辛生活在老警察的盡職盡責中一一展現，理想的持守在心靈的寂寞中散發著人性的溫情。”我想，這大概也是讀者們閱讀這篇小說最直觀、最普遍的感受——沉靜從容的精彩敘事，包含著人文關懷的淺淡溫情，對處于社會結構底層人群的歷史性際遇的深刻揭示，等等——但是，往往容易忽略的一點是，田耳小說人物所遭遇的磨難，他們生命中真正難以承受的悲苦，似乎更多都是非物質性的，抑或是說，田耳小說中的物質性苦難，從來都是被高高舉起，然后輕輕放下。就像《一個人張燈結彩》中的啞巴小于，真正導致她陷入痛苦的，不是物質生活的拮據和匱乏，不是身體所遭受的物理摧殘，而是某種精神上的隔閡——她的訴求從不被旁人所理解——這并不是說啞巴小于有多么卓爾不群的精神追求，求而不得，從而陷入苦悶，恰恰相反，啞巴小于對于生活的期望，僅僅止于擁有一個不離開他的男人，而這個男人品性如何、是否忠誠、是否靠得住、是否為非作歹都不在她的考量范圍內，她需要的只是男人的陪伴。這顯然與世俗的尺度不符，即便是親人也無法理解她如此卑微的念想：

“于心亮（小于的哥哥）自個兒憋不住，要往下說……后來她結了婚，但那男的喜歡在外面亂搞，到家還拿她的錢。她的理發店以前就在團灶，手藝好人性子也好，所以店面一天到晚都不斷客。她男人拿著她的錢去外面弄女人。有一次，有個野女人還鬧到家里來。我趕過去，女人曉得我厲害，掉頭就跑。我覺得這事我應該管管。誰叫我是她哥哥，而她又聾啞了呢？我過去把她男人收拾幾回，她男人正好找這借口離婚。所以，她恨我。但這能怪我嗎？你再怎么離不開男人，也得找個靠得住的啊。”?

同樣的怨恨，小于也給予了老黃一份，因為老黃將殺害于心亮的兇手——小于的情人鋼渣——繩之以法。倫理的糾葛似乎并未在小于心中產生撕裂的痛楚，她依然想方設法搭救鋼渣，當買“特別赦免證”的荒唐舉動被老黃撞破之后，她對這位抓住殺害哥哥兇手的老刑警并無其他表示，只是給了他一個怨毒的眼神。

《一個人張燈結彩》中錯綜復雜的倫理沖突在現實的道德法則中是無解的，至于啞巴小于，至多冠之以“不知好歹”的“罪名”，但是，田耳似乎又在隱約地提醒著人們——在對于苦難的想象中，切莫以己度人，個體間存在著無法真正相互理解的天然局限，充滿臆想的關懷無異于凌虐與傷害。就像于心亮，始終無法理解為何啞巴小于要卑微地維系著那一段殘破不堪的婚姻關系，所以他的“關懷”，最終只能換來妹妹孤執的埋怨。

在田耳的小說世界里，最大的關懷是理解。

所謂“理解”，最重要也是最難做到的，就是勿要因循陳俗舊理，以既定的成見來看待和想象其他個人或群體。短篇小說《氮肥廠》，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以一對情侶高調的殉情，來譏諷世俗成見對“弱勢”群體的庸常想象。這篇小說早先曾被期刊編輯以“除了性事描寫，看不到更多的東西”為由退稿，輾轉之下，終于以《飛翔》為題發表在湖南省內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然而即便如此，也很難說小說中所隱含著的深刻意涵都已被充分地理解了，而其中委婉含蓄的揶揄、似是而非的嘲弄或許就更難以被意識到。后來，尋得一次機會，田耳再度將這篇小說以《氮肥廠》為名而刊出，并且田耳還表示，這篇小說能夠比較準確地體現他“對短篇小說的追求：質地輕盈，向虛而實，幽默中有冷風襲人，喜與悲、笑與淚纏雜不清”等等，所以足見田耳對自己這篇作品的重視和認可。

《氮肥廠》并不是一篇勢大力沉、鋒芒畢露的小說，相反它筆筆藏鋒、熱鬧輕松，將反諷的力道都藏納于諸多詼諧的場面之中，不過這并不影響它給讀者帶來某種略帶驚詫的刺痛感。它不帶壓迫感，卻會讓你不住地暗自思忖：人們向來是如何想象“弱勢”群體的？所謂“弱勢”、所謂“底層”真的只能是庸碌可憐、軟弱笨拙、精神萎靡的樣子嗎？歷經苦難就一定會留下深刻的精神創痛嗎？人們的同情向前一步又是否就變成了“觀看”？

小說的主人公老蘇和洪照玉皆是命運悲慘之人，老蘇因事故致殘，洪照玉是壯年喪偶，又意外將自己的孩子壓死，從此便有些精神失常。但正是這樣兩位身世悲慘的人物，卻成了氮肥廠里最快活的一對，“老蘇臉上一天到晚都掛著笑，比別的所有職工的笑臉堆起來還要多，還要欣欣向榮。”氮肥廠的其他職工不免感到疑問與不忿：“老蘇憑什么笑得這樣起勁？”“憑什么”三個字真是令人拍案叫絕的妙，其中混雜了多少欲辯忘言的情緒——羨慕、嫉妒、不甘、不解、不忿——一位運喪命苦、生年多艱的殘障人士竟然活得如此滋潤快活，這顯然與人們既有觀念中對“底層”生態的想象不符。但實際情況卻是，老蘇本就是個自尊、明察、有頭腦的聰明人，他所做的一切——改造自動門、借力交媾——說到底依靠的都是自己的聰明才智，很是順理成章，甚至與洪照玉的歡愛，也不過是兩顆寂寞心靈的相互取暖，人性欲望的自然迸發罷了。于是，這一切的“順理成章”與人們對“底層”生態的庸常想象之間，就因無法達成認知上的共識而產生了某種反諷的張力。它不斷地沖擊著、逼問著曾經無數進行“底層書寫”的篇章所淤積起來的偏見：生存的困境必然會將人異化成庸碌卑瑣的樣子嗎？

我想，田耳作為一位寫作者，其內心或許也在大聲疾呼：是時候該擺脫所謂“底層書寫”之舊有經驗的“痼疾”了，以“理解”的方式來緩解文學中的苦難焦慮吧！

克勞德·西蒙的名作《弗蘭德公路》，第一部的題記引用的是列奧納多·達·芬奇的一句話：“我過去以為自己在學習怎樣生活，其實是在學習怎樣死亡。”生與死在文學當中，甚至在整個人類的思考實踐當中，常常都是辯證地存在著。對“生存”的留戀促發對“死亡”的恐懼，而“死亡”的逼近又迫使人們開始反思“生存”的價值，說到底，“學習怎樣死亡”依然是在整頓“生活”中旁逸斜出的欲求與妄誕，從而構建出“生存”的完整意義。“死亡”在田耳的小說中并不沉重，甚至從來不需要悲愴的氣氛伴生左右，它來得輕快，但有跡可循。在某種意義上，田耳跟從的是海德格爾“向死而生”的思路——生命是一段“死亡倒計時”“死”是走向生命終結的過程，而“亡”則是這一過程的終結，在人們步履不停地奔赴“亡”的里程中，生命由此而具備了強烈的“在場感”——于是，在田耳的小說世界里，死與生總是有著緊密的意義關聯，總是在彼此的交相呼應中，共同完成某種關于人生價值的論述。

“喪禮”是田耳小說中出現最為頻繁的場面之一。在某種程度上，“喪禮”不僅只是單純地關系著死亡，它在田耳小說中更像是一種功能性的存在：有時“喪禮”是一場儀式性的交接，完成兩代人之間在精神上的代際傳承（《衣缽》）；有時它又只是一個僅供“表演”的舞臺空間，展演著個性獨異的眾生群像（《揭不開鍋》《被猜死的人》）；有時“喪禮”甚至只能構成一種民俗的風景、一種程式化的悲傷，為體量龐大的日常生活做一個簡單的注腳（《一天》《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國傳統的喪葬文化里，就有“節哀”的說法，《禮記·檀弓》有言：“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到了現代社會，雖然煩瑣復雜的傳統喪葬儀禮都有所簡化，但是“節哀”的觀念卻遺留了下來，并在中國的鄉村衍生出許多沖抵哀傷的方式。在鄉村的觀念中，喪禮需要悲傷的氣氛，但絕不能淪落至冷清的境地，于是各種敲敲打打的儀式或是熱熱鬧鬧的表演甚至消遣娛樂的項目都被填充進喪禮的活動安排當中，這在田耳的筆下也有著非常生動的表現（《去尋一個牛人》《金剛四拿》）。

有趣的是，“喪禮”對于田耳小說的意義，不只是得以窺視死亡的一個窗口而已，也不只是“生”與“死”唯一能夠相映成“趣”的交點，更重要的是，它那種以熱鬧沖抵悲傷的策略，以及隨之伴生的荒誕效果，與田耳的寫作氣質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相似性。可以借用田耳所自謂的小說創作的常用手法——以喜寫悲——來理解這種相似性。評論家黃海德曾評論說：“田耳的幾乎所有小說，即便寫悲劇也給人一種活力四射的感覺”，且“充滿一種肆意的笑意”。那么到底何謂“以喜寫悲”呢？粗陳梗概地說，“以喜寫悲”大概就是指以詼諧、幽默的藝術處理及形式加工方式，來處理浸潤著悲苦色彩和荒誕意味的素材與故事。一方面，田耳即使是講述悲苦的故事，也需要用詼諧、幽默的藝術處理來折沖其中所蘊含的哀情與傷痛，避免過度抒情而導致“哀戚之至”；另一方面，田耳又絕不遮掩向生活的悲辛之處進行深入開掘的意圖，生活繁復，自有其深度，田耳作品的嚴肅性，正是建立在這深度的意義空間之上的。于是，兩相拉扯之下，一種且喜且悲的荒誕感便在作品中彌散開來。

在大多數情況下，“死亡”無疑是一種悲劇性的事件，但正如前文所言，“死亡”在田耳的某些作品中并不沉重，它甚至來得有些輕率、有些猝不及防，但它始終又有跡可循，始終牽扯著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看似莫名其妙的緣故。《揭不開鍋》中的尹婆是一個頗為滑稽的人物，一輩子爭強好勝、好為人師、好管閑事、好出風頭、好面子，她的死亡在某種意義上亦是這種“行走江湖”的氣概所導致的。小說中尹婆年老力衰，不復年輕時的英姿颯爽，已然是外強中干的狀態，但是她憑著這一腔“行走江湖”的氣概和一副“無所畏懼”的派頭，仍然表現出強勁的生命力。只不過，當她在田小毛的喜宴上折了面子之后，精氣神也隨之頹敗，直到后來在盛怒之下意外死亡。尹婆的死亡，并不能被單純地理解為一個“至剛易折”的教訓，因為當作者在今昔交錯的敘述中回顧尹婆的“光輝歲月”時，讀者不難意識到，尹婆正是依靠著“剛”所攢聚的精神力量，才得以完成件件壯舉。

同樣是因為失去了精神力量的支撐而走向死亡的，還有《合槽》中的老漢杜老丁。一位老人，對嚼不嚼得動鍋巴如此在意，如此耿耿于懷，并不只是因為他具有旺盛的表演欲，更重要的是，一口健康、牢實的牙齒是身體機能尚未衰老的象征，而嚼得動鍋巴則是一種強烈的心理暗示，暗示著生命之火依然健旺。因此，當假牙被盜，老漢失去了心理暗示的支撐，于是便一蹶不振，不久就撒手人寰了。這篇小說不僅語言深得日常鄉村話語的幽默神髓，敘事技術亦是相當的高超，作者將各種交錯的情節線索處理得有條不紊、扣人心弦，最終，讓杜老丁的死亡充滿了荒誕感和戲劇性。《合槽》《揭不開鍋》的相同之處在于，它們都將精神力量視為生命的根基，但同時非常吊詭的是，只有將這種根基抽離時，它的重要意義才能最大程度地被凸顯。

小說《被猜死的人》可以說延續了田耳探討“生死”話題時的一貫向度，繼續以精神和心理層面的內容作為思考的重要參照系。這篇小說合乎邏輯的夸張，讓它具備了一種兼攝真實感與荒誕感的獨異效果，再加上一點點怪力亂神、一點點“意亂情迷”，田耳將一個本該沉悶、晦暗的故事講述得精彩紛呈。但毫無疑問，這又是一個頗為殘酷的心理游戲，田耳放大了心理暗示的效果，讓一群行將就木的老人在等待“死神”的挑選時，顯露出各種張皇失措的反應——束手就擒的、戰戰兢兢的、獻媚討好的、惡向膽邊生的——養老院實際上成了一個隱喻性的權力場域，管理和服務人員無疑代表著正統的權力秩序，而老人們則在正統之外形塑了一種屬于江湖的體系。在“死亡”的逼視下，叢林法則成為“江湖”唯一的秩序，人們為了生存而服從，同時又為了生存而合作、斗爭。也是在這“江湖”的合縱連橫之中，所謂“人性”得以被放大，被一覽無余地審視和觀察。

以上幾部作品，可以歸類于田耳小說中的“老當益壯”系列，這一系列的小說，常常以老年人為中心而展開敘述。如果說“老當益壯”系列因其主要書寫對象更加靠近生命的終點從而具備了討論“生死”話題的適宜性和優越性的話，那么，田耳的另一類主要以充滿“力比多”沖動的青年人為主角的小說——姑且稱之為“鄉鎮青年”系列——則同樣因其主要書寫對象處于迷亂的人生階段而更適合窺視人們內在的欲望沖撞。

《夏天糖》可以說是田耳最優秀的短篇小說之一。之所以給予這篇作品如此高的評價，并不是因為它敢于跨越道德的邊界，或是敢于觸碰倫理的禁忌，而是因為它的藝術處理方式與它所講述的故事之間，達到了一種無比契合的狀態，從而讓小說產生了一種獨特的審美藝術效果。雖然《夏天糖》的書寫語言相對恬淡，敘事節奏也并不激越，但在看似輕松舒緩的整體氛圍之下，卻潛隱著頗為殘酷的事實。田耳不事聲張，只是在細節處披露幾分隱約的線索，直到小說結尾，一場猝不及防的碾壓，才確證了此前的暗示。司機小江內心的欲望，受制于道德的禁忌，同樣是隱秘的，但備受壓抑的欲望是一顆深埋在體內卻又一觸即發的炸彈，一旦突圍而出，便是粉身碎骨的下場。田耳用“避重就輕”的筆法，書寫這樣一個禁忌故事，將真正殘酷的事實，埋沒于波瀾不興的日常內容之中，的確有點“道法自然”的意味，“人”不就是這樣“避重就輕”地呈現在日常景觀之中的嗎？一眼望去的普通人，川流不息的庸常日子，誰也不知道底下藏著怎樣“不足為外人道”的魍魎世界。我想，以道德法則來評價司機小江是徒勞的，斥之以“變態”的惡名，并不能推進任何對“人”的理解。《夏天糖》只是以一種頗為殘酷的方式，揭示了人之欲望非理性、不可控的一面，這或許是人類永遠的羈絆，永遠無法走出的困境，而司機小江不過是一個極端的隱喻，不知所起卻“一往而深”的不倫之欲，釋放與壓抑的兩邊皆是毀滅。這種讓人無計可施的永恒悖論，正是《夏天糖》震撼人心的地方。

田耳的作品序列中，不乏欲望橫沖直撞的文本。不管是壯年的如狼似虎，還是青澀男女的蠢蠢欲動、焦躁不安，在田耳的筆下，欲望總是徘徊游走在“壓抑”與“釋放”之間。這種“壓抑”與“釋放”的二元結構，其實可以被看作是田耳書寫欲望的基本模式。“壓抑”的欲望需要“釋放”，那“釋放”之后又當如何呢？《你癢嗎》中的老譚和肖，始終被記憶里和想象中的“胸脯滾圓滾圓”的王會計所誘惑、所鉗制著，王會計的幽靈逡巡不散，連肖和女友歡愛時都會受其影響而走神。為了緩釋老譚內心焦灼的渴望，也為了擺脫各種奇怪念頭的侵擾，肖暗自尋訪到了王會計。但事與愿違的是，當老譚在肖的幫助下與王會計重新相遇時，曾經蓬勃的、使人灼熱難耐的欲望卻陡然冷卻了、落空了：

“終于脫身走出那片居民區以后，肖看見老譚吁著氣，像盛夏季節里的狗一樣，垂下冗長的舌頭。離開弄堂口，幾個人顯得異常沉默，都沒有說話。路邊時不時走過幾個美女，老譚也沒心思去惹她們。肖忽然有些后悔，費盡心思安排了這么一場邂逅，結果卻成了這樣子。他想，老譚大概不會再講王會計的故事，而自己，大概不會再一心二用地跟小麗做愛了。”?

哭笑不得的結局，像是作者跟老譚開的一個玩笑，但讀者卻不應僥幸地認為自己能夠避開作品內涵的影射。或許我們在無數的情感實踐中也早已發覺，生命中許多的欲罷不能、許多的如饑似渴，不過是一廂情愿的想象，它因無法獲得而充滿神秘的魅力。田耳深知，人的有些欲望是不能兌現的，因為它的兌現并不會讓內心變得充實，反而會因為失去某種追求和尋找的樂趣而讓內心產生塌陷，轉而生出失落感和虛無感。在某種意義上，人的心只能用自我建構的美妙愿景來填滿，就像《尋找采芹》中的采芹與廖老板，《蟬翼》中的小丁與朵拉，得不到的總是充滿誘惑的，不管是“白米粒”還是“蚊子血”，也只有在牽連不斷、若即若離時，才能成為你的 “明月光”和“朱砂痣”。

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湘西”早已不再只是一個指涉地域空間的名詞，它已然成為混雜著多重文化想象的符碼，不同時期對“湘西”的不同建構在時間的行進中層層堆積，形成了“湘西”內部豐富的文化地層——沈從文筆下世外桃源般的詩意湘西，或是巫風遍地、趕尸養蠱的神秘湘西，又或是革命歷史敘述中土匪橫行的野蠻湘西，再或是有別于漢族文化的民俗湘西。總之，作為一個文化符號，“湘西”身上懸掛著的是沉重的“前現代”標識。

田耳小說所講述的故事，在空間意義上，大部分都發生在湘西這片土地，但田耳卻并不太熱衷于表現固有的“湘西”印象。田耳雖然從小生長在這塊土地上，且屬于少數民族（土家族），但對于在作品中融入所謂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性”這件事，他的態度無疑是審慎的。田耳曾談到他對于民族性的理解，他認為：“民族性的彰顯應是在該民族特有的思維上，強行放在別的民族身上，則不成立。” 在2008年春節期間，田耳參加了一場關于土家族文化的研討會，在會后田耳曾記錄下一些他關于民俗與文化的思考：

“關于民俗和文化的區別，我倒是有一例，可惜不是拿土家族說事，是從苗族那里看出來的。比如說銀飾，現在已經成為苗族最顯著的民族特征，苗族的銀飾極盡繁復招搖之能事，苗人再窮，也講究為女兒置備一整套銀飾。其實銀飾追本溯源，在于以往苗民被長期追剿，顛沛流離的命運。在被追剿的途中，所有家當都置換成銀兩，打造成飾物掛在脖子上，以利于半夜聽見風吹草動，抬腚便跑。久而久之，這一民族特征得以生成。銀飾是民俗，通過這一民俗可以窺見的民族歷史、民族心態的形成，民族認同的苦難根源，這些才是民族的文化。”?

從田耳的說法中可以看出，他比較傾向于通過一個民族獨有的文化心理來認知和界定所謂的“民族性”，也就是說，所謂的“民族性”一定要包含著一個民族認識世界、思考世界的思維方式。所以，田耳拒絕在小說文本中書寫單純滿足讀者獵奇心理的民族元素，也拒絕書寫缺乏一定歷史根源與文化邏輯的民俗內容。我想，正是田耳這種對待“民族性”的審慎態度，讓他從不輕率地將筆觸伸向“前現代”的“湘西”。田耳書寫“前現代”的湘西作品并不多，但可以感覺得到，這些作品無一不是在努力地踐行著田耳的民族文化理念。然而，要將這些理念完全融入創作實踐并形成一種藝術創作上的自覺，無疑是非常具有難度的，所以，田耳的這些作品雖然書寫的是神秘的、野蠻的湘西，但作品本身表達的，卻并非總是單一的包含著歷史根源與文化邏輯的民族性內容。

例如小說《戒靈》，講述的故事發生在偏遠的云窠寨中。生活在這座山寨中的山民們，有著自己認知世界的方式，內公（太陽）臘娘（月亮）、雷神兮頌、梅山神戒靈，山民們將人類的行為模式投射到神靈身上，用以解釋自然萬象、吉兇福禍。

主人公扁金小時候喝過幾口豹奶，對人人都懼怕的豹子有著天然的親切感。后來機緣巧合之下，扁金收養了一只剛出生不久的幼豹，扁金想馴化其獸性，讓它通人性，適應山寨的聚落生活。但這只名叫“小戒靈”的豹子最終還是野性難馴，一次意外的刺激，喚醒了“小戒靈”沉睡的獸性，它出于本能反應，咬死了扁金的養子，逃出了云窠寨。扁金的“非分之想”是造成悲劇的直接原因，豹子是“性本愛丘山”的獸類，扁金卻因為自己對豹子的沉醉和癡迷，妄想強行馴養“小戒靈”。自然天性難以改變，不可違拗，但作者卻仍然留有余地，就像扁金小時候喝了幾口豹奶，于是冥冥之中與豹子氣息相通，而“小戒靈”在扁金的教養之下，亦通了人性，知道臘肉好吃，也知道如何躲避槍子了。

另一部書寫“前現代”的湘西小說《人記》，講述的則是湘西土匪的傳奇故事。所謂“人記”，是一種類似于民間流行的“奇人異相”之類的附會說法。不同的是，“人記”除了代表一個人具備特殊的奇能異稟，它還與人的性命相聯系，“人記”一除，命也就沒了。對人記的迷信，作為一個重要的觀念，基本上貫穿了整個云遮霧繞的故事，瘤子老韓和十一哥的自命不凡就源于他們的人記，二人之間忽生裂隙也是因為瘤子老韓過于迷信人記，最后瘤子老韓生死不明，十一哥只好以“人記連著性命”來讓自己相信瘤子老韓已死。人心難測，世事無常，但人們總想在這無常中尋一個因果，求一個“天意”。這篇小說寫的雖然是土匪，但其意涵指向的卻是某種“自欺欺人”的精神力量，有的人能夠從這種信念中獲得力量，有的人卻只想在自欺中求得心理安慰。就像田耳所說的那樣：“有些人愿意被‘奇跡’牽引，心生信力；有的人自以為與奇跡同在，其實什么也不肯信。”?

“前現代”的湘西在田耳的筆下仍然是一種“閉合”的狀態，對它的書寫，其意義和內涵可以指向豐富的“人性”景觀，但是卻無法走向社會歷史的縱深處。在“地域—歷史”的框架下建構自己的時空譜系，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前現代”的歷史遠景雖然難以觸及，但現代化進程中的家鄉、社會轉型背景下的人們，卻都始終處在田耳的觀察視野之內。?

文學對社會歷史的判斷與體認，有時難免淪為進行社會批判和文化診斷的托詞，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這種看似多余的負荷，卻也頗能為文學裝點起厚重的歷史品格。面對不斷深入的社會轉型，面對社會結構的歷史性轉軌，田耳的一些小說作品，從社會經濟生活的維度進入歷史，然后經由“現代”的湘西諸多日常生活景觀，最終描摹出了這個時代繁復的精神地貌。

田耳對于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經驗性認識，在長篇小說《天體懸浮》中有著點染式的表達，雖然簡約、寫意，但又不可謂不充分。例如小說對佴城城南的描述，就體現出了城市化進程的悖論式表征——“現代化”的巨大能量，即包含著蓬勃的創造力，同時又攜帶著無堅不摧的破壞力——佴城聲勢浩大的建設工程讓城市得以迅速擴張，小說主人公丁一滕剛被分配到派出所時，“城南多是菜地農田以及坡度平緩的小山，現在全都變成了工地，挖掘機每天做著移高填低的事情”。另一位主人公符啟明在與某包工頭暢談發展大計時也說到“城南的項目未來十年都做不完。”?

要建設新的，首先要破壞舊的，所以，某種意義上，一場規模宏大的建設活動也就意味著一場氣勢恢宏的破壞。現代化的繁榮景象，無法掩蓋傳統社會在其碾壓之下走向支離破碎的場面。現代化進程所蘊含的巨大破壞力，也不僅僅只表現在拆毀房屋建筑和抹平山丘耕地上，在此之外所不能忽視的，是它對人們原有生活方式的顛覆，對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田耳也曾通過《天體懸浮》來表達對于通過拆遷征地而致富的村民的某種擔憂。小說中的灣潭是城南地區賭檔蟻聚的地方，且“這一帶屬于城鄉接合部，因為擴城，很多菜農被征了所有的地，賺個十幾萬幾十萬，一不小心全交到灣潭，錢也沒有地也沒有，全都變成社會隱患”。征地雖然給農民帶來了一定的財富，但農民失去了土地，這就意味著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被徹底改變，舊的已經崩毀，而新的經濟與文化秩序卻還未建立起來。這種價值失范與文化失序的背后，其實是另外一種強大的觀念——“金錢”邏輯——在崛起。小說中，最典型的被這種觀念滲透的群體就是警察。警察作為執法者，是正義的化身，促使警察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的動力，或許應該是他們心中神圣的正義感與責任感。但事實卻是，小說中警察們的日常工作更像是一種追求利益永久性再生的創收行為，更有甚者，因為金錢，曾經的執法者也可能淪為犯法者。

《天體懸浮》在這一方面其實著墨并不濃厚，但是它三言兩語所勾勒出的鄉村衰景和觀念轉變，卻精準地把握住了“現代性神話”遮蔽之下尷尬的時代病癥。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正在解體，而面對現代性的蓬勃降生，新的文化秩序卻還未形成，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正主導著人們的生活。在《天體懸浮》中，“前現代”的湘西已然隱去了身形，抹掉了歷史的痕跡，“佴城”雖然失卻了地域性的特征，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它卻因此獲得了象征性地呈現時代面貌的能力。

鄉村的經濟秩序面對現代經濟模式的持續沖擊和滲透，也開始產生一系列的“過敏”反應，田耳就經常通過鄉村旅游開發的亂象來回應和反思這種沖擊與滲透。“鷺莊”大概是田耳小說中最為“著名”的旅游景點了，也屢屢出現在田耳不同的小說[《到峽谷去》、《韓先讓的村莊》、《夏天糖》（長篇）等等]中。它第一次露面應該是在短篇小說《到峽谷去》當中，這篇小說限于篇幅，只是簡單展現了簡陋的旅游景點的一些虛假宣傳和宰客盈利的套路，大體上能算是一篇“針砭時弊”的諷刺小品。而在小說《韓先讓的村莊》中，田耳卻是用一種極具策略性的分寸將“鷺莊”的旅游開發描述得更為宏大，從而讓整篇小說具備了一種國民性批判的深度和反思農村經濟秩序的見識。

頭腦聰明、胸懷大志的韓先讓，在家鄉“鷺莊”進行旅游開發，憑著自己的才智大展身手，將鷺莊大峽谷一度經營得有聲有色。但是好景不長，韓先讓的事業最終還是在村民們的捍格之下狼狽收場。小說不只是描述了韓先讓頗為悲壯的創業之路，更在這事業的崩毀之中勾勒出國民性中歷史悠久的缺乏遠見與急功近利，這種可笑、可悲、可憐、可恨的四位一體讓小說具備了更為復雜的人性深度。《韓先讓的村莊》一方面內蘊著國民性批判的鋒芒，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開始關注一項轉型時期鄉村無法回避的深刻變化——席卷而來的商品經濟打開了人們欲望的閥門，人類逐利的本質已然被喚醒了。

小說《金剛四拿》對“鄉土”世界的思考，同樣涉及人類逐利的本質。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小說《衣缽》中，面對日漸衰頹的鄉土，田耳在“出走”還是“留守”之間進行了嚴肅的思考，雖然這思考頗為深沉，但多少有些倉促與無奈。而在《衣缽》發表近十年之后，田耳又以小說《金剛四拿》重新回應這樣一個議題，而與十年前不同的是，這一次田耳的呼聲更為篤定，也更為從容。

短篇小說《金剛四拿》幾乎可以說是田耳的價值理想主義最為果敢、最為高昂的一次表達，在短短的篇幅中，當代社會價值選擇的焦慮與失衡在延宕的鄉愁中得以平復，它以一位鄉村青年的職業選擇構筑了一個古老的理想主義的寓言，并以一種反諷的姿態展現在讀者面前。小說的主人公羅四拿是一位從小懷揣著“金剛”夢的山村青年，他在山村之外的世界打拼，搞過傳銷、做過銷售，褪去了鄉民的淳樸，練就了一副好口才，也變得略微圓滑世故。一次返鄉的機遇讓四拿如愿以償地做了一回抬棺上山的“金剛”，四拿也在對鄉親的鼓舞和煽動中找到了自身的價值，從而選擇告別城市、留守鄉土。

在鄉土中國，死生亦大矣。白事無人抬棺上山，對逝者而言不能風光大葬，未免凄涼，但若是見微而知著地考量，則不難看出鄉村已然陷入了勞動力流失的困局。“抬棺”的情節并非第一次出現在當代的文學作品中，賈平凹就曾在長篇小說《秦腔》中以夏天智死后缺乏勞力抬棺這一矛盾沖突，直接牽引出老一輩農民的一聲喟嘆：“清風街啥時候缺過勞力，農村就靠的是勞力，現在沒勞力了，還算是農村？” 《秦腔》是一曲唱給破碎鄉土的哀凄挽歌，在我們的期待視野中也漸漸將“無人抬棺”這一情節符號化，即它象征著勞動力的流失，象征著鄉土的凋敝。但是，小說《金剛四拿》卻用同樣的情節，做出了意蘊全然不同的文章。

在小說中，作者通過四拿這一個從小就夢想成為抬棺金剛的人物，將“無人抬棺”到“眾人抬棺”這一過程，敘述得頗為壯懷激烈。但是，這個故事是不能在“閉合”的文本中進行解讀的，必須將文本的邊界延展，將當下社會的現實語境納入文本當中，才能凸顯出《金剛四拿》的特殊意義。

在當下的現實語境中，人們對于農村的衰落雖抱有一定的同情，但大多數人依然認同于城市化，認同于離開鄉土，認同于前往城市尋求更高的經濟收入。這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是一種必然的、不可逆的結果，農村的衰退只是現代文明的正值增長所帶來的負值效應的一個方面。然而，四拿作為一個曾經“出走”的人，卻以其自身的經驗表達了他對這一現狀的不認同：“出去十來年，我發現外面人不需要我，誰都不需要我。但這次回打狗坳，竟然還有人需要我。”前者的價值觀念從本質上來說，乃是一種物欲主義的價值觀念的溫和體現。正如許紀霖所言：“當代人精神生活的意義、個人認同的建立，無不依賴于欲望的滿足、物欲的占有和無窮的消費基礎之上。” 前者雖不至于徹底為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所吞噬，但至少在個人的價值認同上，更傾向于以個人的社會資源占有來衡量。四拿所持有的恰恰是另一種價值觀念，他更傾向于把個人的價值認同建立在自身的價值實現上，因此，四拿因外面的世界（城市）不需要他而離去，也因打狗坳需要他而選擇留守在鄉土。在某種程度上，文本之外的現實語境，為小說提供了一個價值選擇的參照系，從而使得四拿的一系列看似特立獨行的作為，都變成了價值理想主義可貴的個人實踐。

以“現代”的眼光審視鄉土，讓田耳的小說披覆上了一層智性的光輝，向精神空間求解人性，展現了田耳深刻自剖的勇氣。智性的寫作是可貴的，敢于深刻自剖的寫作是可敬的，而傾注了靈魂的寫作，則是可親的。閱讀田耳，實際上是一個逐漸貼近田耳的過程。所謂貼近，并非是形容某種“尋找生活原型”的考據癖，也不是通過小說文本中潛藏著的、化用著的大量個體經驗來還原生活中的作者，所謂貼近，是一種性靈的溝通，是一種彼此夢想的交流。經由田耳的小說文本，我們能夠大概拼湊出一種理想的人格氣質，它是丁一滕的大智若愚、心地澄凈（《天體懸浮》），它也是耿多義的才華橫溢、遺世獨立（《洞中人》），它還是鄭來慶的忠厚知性、重情重義（《友情客串》），一樣的在俗世中往來，一樣的在紅塵中歷練，這種人格氣質或許就是田耳夢想達到的境界。

田耳小說能給予我們的感觸十分豐富，像千姿百態的立體雕塑，像一位一人千面的百變演員。有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信邪、喜歡刨根問底的人，堅定的非神秘主義者，他似乎相信世間萬事都必然存在著無限接近真相的合理解釋，所以他追索人們內心深處隱秘的創傷，所以他常常以拆穿某種虛妄的主流觀念為樂；有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語焉不詳、高深莫測的智者，他從不苦口婆心、照本宣科地給你灌輸什么道理，他只是給你講述一個莫名其妙的故事，留下一點聲響回蕩在你的腦海里；有時我們看到的，甚至是一個并不熱衷于表意的人，他只是在描述他的美夢和他的那些不曾實踐的憾事，畢竟人生無再少，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留下一個熱切的身影，將這些遺憾封存在意猶未盡的講述中。因此，又不禁想起沈從文墓前的先賢手跡：“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閱讀田耳，貼近田耳，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文字延展出的世界里，由田耳牽引著穿越“故事”的森林，也不必奢求精神能夠到達未曾到達的高處，只是在未來的某一天，能夠幸運地拾起使你的靈魂得以完整的吉光片羽，那么這一切也就足夠了。

本文原刊載于《作品》雜志?責編：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