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張俊彪先生的認識，是2020年秋天的事。

二十年前，我讀過介紹他的兩本書：《多棱透鏡下的人生》《張俊彪其人其文》。嗣后，一直無緣相見。今年秋天，欣聞他要回祖籍旬邑，回望"張俊彪文學館"，于是便多方聯系文學館負責人，希望能安排我和俊彪先生會晤。許是緣分已到，俊彪先生回旬邑后，我們先后見了三次，一次是專訪，兩次是在會議等公開場合。見面時我多是向他匯報閱讀他作品的一些體會。俊彪先生惜言如金，談話很少，我對他的多角度深入了解，是通過閱讀他的文學作品而獲得的。在這段時間里，我如癡如狂、如饑似渴地讀完了他大部分自傳體散文，多部小說，《精神與精神性》《張俊彪研究文集》（上、下冊），于是一位活生生的張俊彪形象，一條集共和國一代人的足跡歷程，一個跨越時空，別與古今中外名著的文藝思想和藝術表現，像一幅耀眼的彩虹，展現在我的眼前……因為癡迷和執著，我在住院的病榻上還在思考，出院后連續寫了六篇有關他文藝思想的感悟，但依然意猶未盡，眼前不時閃現著他的生動形象——

他是隴東高塬上誕生的一位奇人！

他踩踏出的一條道路，閃灼著共和國一代同齡人的悲和喜、笑和淚！

他的文學思想和藝術表現像耀眼的彩虹，橫劃天際、超越時空！

一

1952年，張俊彪出生于隴東高塬上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他和共和國只差三歲，但其曲折命運又殊于共和國的同齡人。他祖上和父輩因年饉和躲避國民黨當局的追捕，兩次遷徙在旬邑毗鄰的甘肅正寧縣，既是逃難的“外來”戶，又是下無立足之地的“赤貧戶”。這種命運決定了他一出生便受貧、受壓、受排擠的窘迫而又凄楚的生存處境，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無異于石縫里長樹，其艱難境況，可想而知。

張俊彪在他《我走過的路》《牛圈娃》《沒有隕落的太陽》等作品中，對他的貧窮、艱難、苦痛都有生動而催人淚下的敘述。由于母親常年田間勞累，加上貧窮饑餓，營養極其不良，在田間勞作過度，回到家里墊完牛圈后，過早地把他生在了牛圈里。以后，又因為沒有奶水，靠面糊糊喂活了他，他的整個童年，是靠野菜、樹皮、草根、觀音土度命的。七口之家一年無糧，父親一米八九的身高，一百八十多斤體重，能將壓田的石碾子扛到肩上走半里路，能將打場的石碌碡抱起來轉十八圈再舉過頭頂，能挑三百斤重擔翻幾座山，這樣力大無比的精壯勞力，一天的勞動日只值人民幣三分錢，弄不好還是個負數。他到三歲時還兩腿發軟、站不直、立不穩。大煉鋼鐵時他家所有的鐵器銅器被一掃而光，連正在做飯的大鐵鍋也被拔下來，砸碎在院子里，當做破銅爛鐵收走了。浩劫過后，煉鋼的土高爐接二連三倒塌了，接著是三年大饑餓，死了很多人，他和小妹妹在太陽下的黃土地上，對著太陽傻幼地透視薄如紙張的肚皮，包著的綠色的腸子，能看得一清二楚，還天真地想：“我不懂得，人為什么會長了那么長的腸子……人不長腸子該有多好，會少了饑，少了渴，少了欲念……”而他吃的是糠、菜、樹皮、草根、玉米桿磨成的炒面，他擔心什么時候薄肚皮會突然撐破了。他母親就是在他十歲時餓死的，死時才三十八歲。

在俊彪先生的成長中，除過貧窮，還因為是外來戶，受到當時村支書、主任李良玉、王光石等人宗法思想和行為的擠壓打擊；在部隊，他又受到肖伯廉、王笑生等人的欺騙和暗中使絆腳，他發現軍營中也非凈土，社會上的崇高與卑下，勇敢與畏葸，單純與復雜，妒嫉和排擠，在軍營里同樣表現得十分鮮明而突出。為了救他人，俊彪先生遭到飛車撞擊，昏迷多日，九死一生。事后，還遭到非議，榮譽不僅被人搶走，而且他還受到通報批評。

就是這樣一個奇特的生命個體，沒有被貧窮餓死，沒有被排擠壓死，沒有被橫禍撞死，是天意？還是神意？人意？

在這樣極端惡劣環境中生存成長的他，造就了他的恤貧意識，抗爭意識，愛憎意識，上善意識，為他以后的文學創作鋪就了一條“至仁至善”“嫉惡如仇”的思想伏線。一顆進取、頑強、勇于奮斗、改變命運的靈魂在升騰、在飛翔。

然而，僅僅有一顆受過苦難，經受擠壓的善良正直的靈魂還不足以成就一位大作家。正如評論家劉俐俐所指出的：“窮人與美好的品德不是畫等號的。貧困不能天然地造就優秀的人才”（《張俊彪研究文集》上冊517頁）。張俊彪在后來文學創作道路上能結出豐碩的果實，創造奇跡，與他的悟識、天賦是絕然分不開的。這使我想起了余秋雨在評論莎士比亞時說過的一段話：“當他們永遠只著眼于莎士比亞在知識領域的涉獵，完全無視他在美的領域的構建，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當他們不知道種種所謂‘學問’的東西，多數正常人只要花費足夠的時間都能追補，唯一無法追補的是創造性靈感，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當他們想象不到一個處于創造過程中的天才人物有無限的生命潛力，一個敏于感受的智者可以從自己有限的生活經歷中領悟遼闊的時空，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行者無疆》210頁）我想，用這個觀點來解析透視張俊彪，才能看清這位奇人的思想走向和藝術追求。

二

嚴格地來說，張俊彪不算是科班出身，也非書香門第。論家庭，他世代是遭難受壓的農民；論學歷，他只是一個中學畢業生，還是在文革那特定年代完成的學歷；論環境，他出生在隴東那個窮鄉僻壤的山區一隅，而且連生存都不能保障。后來參軍了，軍營生活也是和泥瓦匠打交道。就是這樣一位土生土長，并未受過所謂高等教育，游歷過祖國名山大川，見過外界大世面，卻常常為生存而奔波的農民子弟，在“而立”之年剛出頭，就已經創作了《劉志丹的故事》《黑河碧血》《紅河丹心》《最后一槍》《血與火》五部長篇，一個小說集《牛圈娃》，二部文學電影劇本，詩歌一百二十余首，散文六十多篇，兩次獲省級優秀文學獎，總共發表各種文字二百余萬。不僅數量驚人，而且質量也不同凡響。

一位業余作家，利用工作擠出來的時間，創作這樣恢弘的文化產品，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學創作史上一個奇跡！縱觀歷史，曹雪芹竭畢生之力創作了一部《紅樓夢》，留下的是殘稿，由后人整理而成。《三國演義》《水滸傳》據考，是世代口頭街巷流傳，群體創作，后分別由羅貫中、施耐庵輯錄創作完成。即是“五四”以后的魯迅、郭沫若、茅盾等大家，雖也著作等身，但就作品創作時間劃段來說，也沒有達到這樣驚人的水平。當張俊彪著作等身，名噪隴西乃至在全國形成巨大聲望的時候，三十二歲的他才報考上了魯迅研究院，補上了“大學”這一課，實現了他夙寐以求的文學夢。

再看看他的工作情況。他從部隊轉業后，開始從政，連續十多年做了省委三任主要領導的專職秘書，并擔任處級領導，他把本職工作做到了優秀，被公認為一流水平。在甘肅省委工作的時候，正逢“文化大革命”后為蒙冤受屈者平反昭雪，恢復職務階段，每天有成群的上訪者擠滿了他的辦公室，看見這些受苦的人，他便想起了自己的父親、母親，一顆恤弱慈悲之心油然而生，他一個個認真受理，落實解決，常為幫這些素不相識的人拍案而起，甚至不惜得罪某些權貴，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仕途受阻。只一年時間，他累得長期慢性胃出血，體重降了二十來斤，差點丟了性命。就是在這樣緊張節奏的工作頻率中，創作出了幾百萬字的文學作品，不能不使人驚嘆，乃至刮目相看。

我對張俊彪的奇跡是這樣解讀的：首先，他有一顆恤弱慈悲之心。苦難的出身，九生一死的遭遇，加上受擠壓、受排擠的生存環境，鍛造了他一顆慈悲心、仁愛心、恤弱心。“境由心造”，有了這顆心，就會驅使他的整個身心，去奉公濟民，肝膽涂地，在所不辭，寧可毀了自己，也要為受過艱難苦命的眾生而忘身舍命，這是一顆典型的菩薩心腸，有了這樣的心腸，“無掛礙故，無有恐怖”（《心經》），敢于直面任何非議，一往直前。第二，他有超乎尋常的刻苦毅力。這個精神，從他的出生成長中，也可找到生成的因子。他的父親是一位嚴于教子的暴躁式“家長”，他在“笤帚疙瘩”下成長，為差兩分沒考到百分卷子，在父親的唆使下，受到不懂事的妹妹唾沫的羞辱；為了能戴上紅領巾為家里爭光，母親不惜剪掉一頭青絲換得幾毛錢交上了紅領巾費，此事至今在作者內心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凄楚和辛酸；為了能使他的作品變成鉛字，被同伙打賭詛咒……這樁樁件件的催人淚下的經歷，造就了他自強不息、奮斗不止的堅毅品格，他為了完成一部作品，在住院病榻上也沒停止寫作；為了調查收集革命前輩的事跡，他一頭鉆進人獸罕跡的深山老林，迷失了方向，幾乎走不出來，差點丟了性命……這樣像老黃牛拉套，只肯向前不肯向后的“牛圈娃”，真是把老黃牛的精神“幻化”到自身，才爆發出了尋常人難能達到的精力極限。第三，高超的悟性和非同尋常的靈感。這是最主要的條件。相同的經歷不一定能產生相同的結果，同樣的路，同樣的環境和同樣的追求，不一定能達到同樣的收獲。許多評論家在評論中也寫到了張俊彪的胸懷毅力，精神境界，但很少在這點上花費筆墨。長期受到某種固化式的宣教，天賦天才往往成為一個“禁區”。事實上，天才是存在的，具備超乎尋常天賦的人是有的，否則，事物就沒有區別了，人也沒有差異了。悟性的高低決定對事物的認知程度；靈感的產生來自于腦質的敏銳潛能。唯物主義不是不承認天才，而是強調實踐，天才對唯物主義者來說：“就是聰明一點”（毛澤東語）。說到天才天賦，并不是“神化”某個人，而是實事求是的給予承認，這才是唯物主義。張俊彪從表面來看，謙虛、隨和、剛毅、正直、言謹、嫉惡如仇，也具有尋常人的喜怒哀樂，看不到有什么奇特之處。但他的內心世界的豐富程度，敏銳程度和對事物的吸納過濾程度卻是超乎尋常人。他創作手稿鮮少涂抹，幾乎一氣呵成，有時一天寫一萬多字，可和電腦速度相媲美；他進“魯院”，埋頭讀了那么多馬列經典，中外名著，吸納的精華都滲透在他的作品中；他把吸納的人類文學藝術精華經過自我消化，打造出了區別于古今名著的屬于自己的文學殿堂……這些沒有超常的藝術天分和對人世人心人事的透徹領悟是不可想象的，也不能給予產生“張俊彪奇跡”的滿意答案。第四，深邃的宗教情懷。一提“宗教”兩個字，一些人往往把它和“迷信”聯系起來，這是一個極可悲的誤解。宗教是一種智識，是對世界關懷的認知。不論唯物論，唯心論，各自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一到終極關懷層面，都落實在精神上。世界三大教派，都以不同方式，拷問心靈的歸宿，最終追求真、善、美。中國儒教講執中貫一，道教講抱元守一，釋教講萬法歸一，最終都歸結到“一”字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尋求到世界第一本源。張俊彪并不是皈依某一宗教，而是以宗教的情懷表達了自己最普泛的信仰，這就是善良、寬容、仁慈。由此，心境開闊而豁達，在他的心目中，一切均在變，幻化籠罩于世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籠罩現實的生活和工作，也籠罩著人們的情感生活，幻化思想托出了一位幻化作家，這正是他后邊小說創作的起飛點，也是生成他“奇書”的精神皈依或內在因子。

三

張俊彪創作之路可以分為三個階：功利階段——平復心理階段——精神追求階段。從他的后期作品看，他創造了“幻化”這一詞，寫出了《幻化》三部曲和《曼陀羅》這兩本奇書。我的理解：

一是把世情事物置于幻化之中，使人目不暇接，透視人性的本真。他的創作思想可以歸結于辯證唯物主義一路，認為世界萬事萬物都處于永恒變化之中。“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產生和消失……一切都存在，同時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變化，不斷地產生和消失。”（《馬恩全集》二十卷P-33頁）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頭腦中反映時，本質上是以它們的聯系，它們的連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失方面考察的。”（同上，P-25頁）張俊彪創作，正是沿著這條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來塑造他的藝術的典型形象，才塑造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人物，描繪出了特定時代的悲喜劇，給人一種深度的思考，而非任何宗教思想的載體。有了這條正確的創作思想路線，而派生出的美學思想——世情人情都是一個變化著的循環。用他的話來說：“人世歸一，宇宙歸一。一切宇宙天地的起源，是人類的起源，然而最終一切必將歸一，是惟一。這是天地之理、宇宙之理，而且是至理至道”。（《生與死》P-64頁）

二是打破了傳統的寫作手法，張俊彪先生后期作品《幻化》三部曲和《曼陀羅》，無論從結構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有一個全新的變化，全新的超越。著名評論家劉俐俐是這樣評論他這兩部作品的：“隴東黃土溝壑區走出來的作家，融會貫通地極好理解了那些遠在地球那一面人們的思索、感情和人生體驗，而且把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放到一起，思索全人類所共有的問題，尤其是思索宗教問題和人的最終精神歸宿問題。有些是非常形而上的問題，但是他有興趣品味其中的玄機，似乎聽到了人類的天籟。白駒過隙，時間的腳步咚咚的敲打地面，張俊彪也在幻化之中，這一點一點地影響到他的審美眼光：關注人類意義上的精神困惑，人類的善良和邪惡，人類能否戰勝自己的弱點，人的有所作為與不至于喪失人之為人的良知關系。當然也有政黨的最終追求與宗教之關系等。”（《張俊彪研究文集》上冊P-719頁）這個評判可以說是中肯的，發人深省的。

說到張俊彪文藝思想探究，不能不涉及對世界兩種文明兩種制度的撞擊和磨合的考量。回到眼前的現實中來。過去，我們接受的宣教是資本主義制度是腐朽的、垂死的、掙扎的；資產階級文明是虛偽的、騙人的。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都有其肯定和否定的兩面性。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引發財富極速集中，貧富極端分化，資本肆意擴張，社會危機四伏是它否定的一面。但它在發展中又通過自我調節，出現的肯定的一面：它的管理機制，反映了社會的文明進步；它的法律普眾到每一個人，包括總統在內；它的福利制度，緩和了社會矛盾；它的教育制度有利于人才的培育和成長；社會主義制度追求消滅人剝削人，但它在引進資本主義資本和管理方式中，不可避免地帶來資本制度的負面東西：經濟犯罪、貪污腐敗、爾虞我詐，金錢至上……一種先進的社會制度代替一種舊的落后的社會制度是一個漫長、曲折的“幻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美與丑、善與惡、真與假，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相“幻化”而演進。這種現象必然反映到作者的創作中來，它既涉及到人生、人性，也涉及到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作者的可貴之處，是發現了這種“幻化”，洞察到這種“幻化”的曲折性，力求尋找一種促進“幻化”向美的、善的一方面轉化，這就是教世人知道善惡之報，如影相隨，“諸惡莫作，諸善奉行”。作者通過天堂、地獄、人間的關照，暴露出社會弊端，尋求自我完善的途徑。“大凡先圣（孔子、老子……），他們共識只有一點，凈化人的靈魂，提升人的境界，美化人生環境，使人性普遍向善，讓人間少一份痛苦和焦躁，多一份仁愛、慈善……他們的宗教精神如虹、霞、暉、露，遍灑人間，沐浴人心，輝煌人生……”（《日環食》P-575頁）這就是作者希求的社會畫面，也是作品的思想主題所在。

作者在創作形式上，打破了現實主義的傳統手法，采取現實的、浪漫的、夢幻的、意象的多種手法，對人生、人性、社會的幻化進行觀照，引導人們從深層次上認識社會，認識人性，從而構建起了一座有別于傳統的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作品的藝術高峰，使人的眼界寬闊，洞察深邃，這就是一切事物都在“幻化”中循環上升，包括人性，也包括社會制度，這不能不說是作者的一個創造、一次飛躍。

三是作者的審美情趣，既充滿了辯證法，也充滿了唯美主義傾向。他強調的是：任何“幻化”都是一個輪回，生生不息，而這個輪回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向著更高級理想的方向發展。“生命是不斷變形，不斷更新的，事物、社會、宇宙、理念也一樣。天道是圓，地道是圓，人道也是圓，直的必定曲，曲的必會直，圓了的必會缺，缺了的終會圓，這便是生物的運行軌跡。”（《日環食》P-397頁）宇宙間的生命循環鏈，便是如此有序漸進地排列組合成一個整體的圓在滾動。（同上P-432頁）

恩格斯在評論《城市姑娘》致瑪?哈克奈斯信中說道：“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馬恩選集》P-462頁）用這個觀點我們回過頭來，再咀嚼《幻化》三部曲和《曼陀羅》這兩部奇書，一層一層剝離他的玄化幻境，品味作者采用魔幻手法，夢游天堂，魂游地獄，以宗教情懷來表達他的審美追求，就會發現，他的思想表達和藝術追求，無非是人類最普惠的正真、善良、寬容、仁愛。他的創作也是“用整個身心去熱愛人類，擁抱生活，始終心存誠善……”（《生與死》P-490頁），他的追求是把“天堂的境界，只能樹立為一種恒久的追求與理想的目標。”（同上P-96頁），他看到的是：“夢醒了，新的東方慧（作者書中的主人公）誕生了，幻化仍在陽光下游戈潛行，愈行愈遠，聽雄雞報曉，《命運交響曲》，世界又是一個新的輪回……”（《曼陀羅》），經過“日環食”的太陽新生開始了，復活了。人類終歸會由不斷“幻化”走向美的境界，善的統一……